离开瀛海威后，张树新创办了联和运通投资控股公司，联和运通的经营模式何投资理念如何？互联网周刊总编胡延平独家采访了联和运通投资控股公司总裁张树新。

　　第一部分宏观思考

　　从大系统出发思考问题可得到更清晰的答案

　　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杠杆去撬动和重组中国巨大的传统资源，从而使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与跨国企业对接，不仅是中国传统企业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创业投资机构的历史责任

　　我们发现必须做一些宏观层面的思考，因为中国的所有重大投资机会几乎都与改革开放、重大政策变革行为有关。所以需要从信息化、资本市场角度分析一下改革开放20年中国社会经济的体制变迁、产业结构的各种重组、市场资源的各种流动

　　胡延平：我注意到过去以来您一直在坚持和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杠杆理论，包括这一次联和运通正式亮相之际，您也再一次讲到：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杠杆去撬动和重组中国巨大的传统资源，从而使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与跨国企业对接，不仅是中国传统企业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创业投资机构的历史责任。

　　张树新：是的，仅就信息技术杠杆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而言，一方面是信息产业本身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就是信息化所带动的产业重组和产业结构调整。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改造以及社会变革之间本质上看是一种相互促动、交叉融合的关系。信息产业本身是工具，没有人使用路由器，电信设备提供商就会垮掉，没有人打电话，电信公司就会关门，就是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相互驱动的关系。再进一步仔细分析，大的电信公司不是IT企业，但是它往往有很多订单，IT定单，IT产业就会跟着起来，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信息产业能够与传统产业变革和改造的接口部分产生相互价值交换，就会反过来支持信息产业自身的发展。

　　胡延平：创业投资是一个推动资金、技术、产业相互结合和转换的过程。创业投资的成功在于投资者、管理者、企业家联手，实现资金、人才、管理和技术的最佳优化。所以，创业投资是一个必须面对多个环节、多种复杂因素的动态持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必须对各种各样的宏观、中观、微观因素作出考量。

　　张树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许多产业、市场、投资问题，如果大家从大系统的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可能会得到更为清晰的答案。我是想了很久，开始时有很多困惑。为了想清楚这些问题，读了很多书，甚至从经济学基本名词，从金融历史读起，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读起。

　　胡延平：的确，把握中国信息产业以及信息化发展方面的问题，不能脱离它所依赖的、已经持续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大环境。

　　张树新：在决定中国新经济发展基本面的所有重大因素当中，尤其应当关注需求、技术、资本、市场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作用。所以，今年年初以来，我们公司内部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认真的思考了公司的未来，讨论今后两年我们在中国要做什麽。我们发现，我们必须做一些宏观层面的思考，因为中国的所有重大投资机会几乎都与改革开放、重大政策变革行为有关。所以我们需要从信息化、资本市场角度重新总结改革开放20年，分析一下在这20年历程中中国社会经济的体制变迁、产业结构的各种重组、市场资源的各种流动。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最近也一直在和很多人交流这方面的心得。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中国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中国社会经济在改革开放头20年发生了什么，后10年将会是什么样子。在后10年的发展进程中，信息技术杠杆将会起到什么作用。

　　实际上，联和运通的公司理念和投资哲学，正是建立在通过对上述基本要素的反复求证，特别是通过对与此紧密关联的改革开放、资本市场、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发展历史全程和长期趋势进行认真分析和归纳之上的。

　　改革开放、WTO和信息技术是中国经济三条主线

　　中国改革开放经过了20年，目前才进入深水区和市场化的攻坚阶段。全球化和信息化是同时来的，而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原有资源按照未来经济结构、经济模式的更有效的分配，这种重新分配、经济再造过程就是新经济的基本源头

　　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是一个以计划体制为主的国家，中国大部分的行业资源，尚处于体制内的垄断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是按照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思考，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新经济

　　胡延平：对全局性问题的宏观把握一直是你个人非常鲜明的一个风格。如今在投资领域，这样的大局观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可能都更加重要。

　　张树新：作为长期身处信息技术产业里面的企业经营者，我们一直希望能够从根本上求解一些问题。这个行业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未来永远是那麽的不可知，企业的问题每一天都是战略问题。我们永远很想知道我们自己在干什么，我们在哪个行当中，这个行当的作用是什么，这个行当未来存不存在，它的理性基础是什麽。我们一直在想我们生存的哲学基础存不存在，如果根本不存在，企业早晚会完，如果存在我们就一定能够坚持到底。这些一直是我思考问题的宏观基础。

　　胡延平：你有哪些基本结论？

　　张树新：我们认为，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WTO和信息化三大经济要素构成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旋律。如果从这三个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这20多年，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在这里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三个逻辑，第一个逻辑就是看资本市场，看资本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对于国家的产业创新的支持。第二个逻辑是信息技术及信息化，看它对整个国家经济转型的宏观影响。第三个就是看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具体表现为不同经济成分比例的消长，有多少外商投资，投资结构如何，有多少产权结构清楚的经济成分，国有企业比例的前后变化等等。

　　胡延平：总体来看这三个方面分别处于什麽样的发展阶段？

　　张树新：首先，中国改革开放经过了20年，目前才进入深水区和市场化的攻坚阶段，正在触动国有企业和传统资源的内部层面，改革初期所有被小心翼翼绕过的问题都必须作出正面回答；其次，WTO后中国经济不仅要全方位地与国际市场接轨，而且要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办事，WTO后中国主流经济是否能够软着陆和平稳过度是所有中国资本运动的参与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再次，信息技术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和对产业结构带来的巨大调整，正在被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主流经济成份所重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已经被作为基本国策写进了“十五”大报告，如何具体实施这一策略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目前看来，信息技术带来的产业提升，以及全球化价值链下的重新分工，对整个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全球化和信息化是同时来的，而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原有资源按照未来经济结构、经济模式的更有效的分配，这种重新分配、经济再造过程就是新经济的基本源头。我一直在想中国有没有新经济之源。新经济和旧经济之间可不可以良性互动从而促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

　　胡延平：新经济曾经被称之为“伪理论”，有关新经济的有与无争论也非常之多。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每一个人所指称的新经济其实都不是同一种东西。所谓的讨论并不在同一个范畴和层次上。所以出现各执一端的情况也在所难免。如果我们不是从整个社会经济大系统而是从产业市场小系统的角度来看待新经济这种局部现象，就会发现它主要指称的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和新兴市场，再进一步讲也包括信息技术扩散带来的传统经济的局部质变。但是这种质变目前相对而言不是最主要的，所以新经济目前首先是一种新的经济、新的经济成分，并不意味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交替。从这个角度看，新经济是存在的，而且前景可观。

　　张树新：新经济是一个大家讨论已久的问题。我并不想讨论它在经济学层面的意思，只想说说它在中国国情层面的意义。这方面有两个角度，其中一个是产权制度，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是一个以计划体制为主的国家，中国大部分的行业资源，尚处于体制内的垄断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是按照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思考，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新经济。另外，与全球发展同步，这一新经济是指其领域及增长潜力来自于新兴市场，就是有大量的技术创新和可能的商业模式改革带来的一种新兴市场模型。

　　信息化带动产业重组过去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发生

　　假如新经济的主要作用在于对传统资源按照未来经济模式的再分配，那么在中国所有的传统资源和要素都是处于半封闭状态的，是不可完全流通、公平重组的，这种分配也是不太可能充分展开的，那么信息技术的第一个巨大作用，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传统产业发展本身在很多地方连市场化应该具有的一些内涵都没有，所以不要提信息化了，我们的传统经济在很多地方是非市场化的。因此在一个没有公平、公开、流动、有序的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当中，信息化的重组作用不可能发生

　　胡延平：刚才你讲到你一直在想中国有没有新经济之源，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和美国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中国的特色和国情是非常重要的参照系数。如果反过来拿两个国家的新兴产业发展情况做一下比较也可能非常有意思。

　　张树新：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发达国家是在怎么样一个完备的商业市场和资本市场状态下发展其新兴产业的，信息技术对什么样的行业和相关生产力、产业结构的提升产生了大的作用，并最终形成了大量行业战略调整，带动了90年代经济的持续增长。具体的表现形式如果简单理解，可能就是纳斯达克股市，可能是一个大的公司的创立，可能是出了一个微软，可能是十年以后波音已经全部采用数据技术，一统飞机制造业天下，可能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信息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有很多内在的关联性，数字经济白皮书很早就讲的非常清楚。

　　胡延平：产业重组、结构调整、经济升级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由新兴产业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础在于一个相对发达的信息化基础和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商业环境。就是你所讲的必须要有一个完备的商业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驱动力、催化剂和调节阀。

　　张树新：对应美国的情况，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过去以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谈到中国的时候，在关注信息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促动关系的同时，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的地缘、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当新浪手里拿着1亿美金，当新浪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新传媒的时候，他有没有条件收购中央电视台，当一个新的靠IT技术创立的电信公司，不管它叫什么，它有没有权利由他董事会作主收购一个地方电信局。答案当然是没有，这一点是和西方完全不同的。

　　Internet在美国和中国都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极致的发展形式，但是这两种形式之间完全不同。在美国我们看到大量的产业、资源重组，这些重组可以表现为新电信公司对原有的电信资源和市场的瓜分，也可以表现为信息技术对于大量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提高。我们在这里可以假设，假如雅虎在市值最高的时候收购了迪斯尼，假如亚马逊在市值最高的时候收购了沃尔马特，新经济就全部落地了，现在新经济是部分落地。我们看到信息化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通过重组作用来体现的，就是说它的作用来自于重组，对应一下中国，中国也发生了这样的融合吗，中国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

　　胡延平：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

　　张树新：假如新经济的主要作用在于对传统资源按照未来经济模式的再分配，那么在中国所有的传统资源和要素都是处于半封闭状态的，是不可完全流通、公平重组的，这种资源分配功能也是不太可能充分展开的，那么信息技术的第一个巨大作用在中国是不可能充分发生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非常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没有公平、公开、流动、有序的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当中，信息化的产业重组作用不可能发生。大量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放，与国企改革是密切相关的。传统资源的开放从根本上讲不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而是一个产权制度变革问题。外资进入中国参与国企改造的政策已经颁布，相信这方面今后将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中国什么时候能完成主流产业的市场化改造，还需要看一看再说。过去很少有人去讲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传统产业发展本身在很多地方连市场化应该具有的一些内涵都没有，所以不要提信息化了，我们的传统经济在很多地方是非市场化的。

　　国企战略性调整可以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杠杆

　　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有两个杠杆可以利用。第一个杠杆是产权制度，让民营企业和外资大量进入各个产业领域。第二是信息技术杠杆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两个杠杆往往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大量国有资源处在半封闭、半市场化、半沉淀状态。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利益主体之间既要融合重组，也需要进行利益分割。从旧体制当中孕育而出的新经济公司最初的DNA，决定了它是否能够长大

　　胡延平：讨论着讨论着似乎又有点悲观倾向了。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在发展过程中肯定问题不少，但是从基本面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

　　张树新：是的，基本面依然趋好。目前虽然全球经济不太景气，虽然纳斯达克一跌再跌，但是这些和正在发生的信息技术促动整个经济系统转型的历史过程没有关系。纳斯达克只是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不是全部。整个社会经济对于信息系统的需求在逐渐提升，而这种提升在一定的程度是会产生质变的，质变的结果就是人类终于走向信息社会。在此过程中也一定会带来一个健康的新兴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永远有泡沫并且不断在波动。资本市场的特定属性导致它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会产生过度投机问题，而到一定程度又会被过度抛压然后再返回到正常的水平来。如果从长线看，资本市场曲线从30年前到今天总体上一直在往上走，信息技术的需求也是有这样一个波动向上的发展曲线。这是问题的基本面。

　　胡延平：从长远来看，就像你在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杠杆去撬动和重组中国巨大的传统资源，使得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与跨国企业对接，不仅是中国传统企业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

　　张树新：是的。比如我下面重点讲到的国有企业改革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杠杆问题。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有两个杠杆可以利用。第一个杠杆是产权制度，让民营企业和外资大量进入各个产业领域。第二是信息技术杠杆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

　　胡延平：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两个杠杆往往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张树新：大量国有资源处在半封闭、半市场化、半沉淀状态。过去人们在讨论如何解决国企出路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是从产权资本角度考虑，比如一些舆论提出要把国企分光、卖光，改组上市。分也好，卖也好，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企业还是处在原有的产业结构下，业务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它解决了产权制度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产业结构与管理制度问题。

　　胡延平：那麽，在用信息技术杠杆推动产业结构重组，对国有资源进行再分配的过程中，几个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张树新：去年以来我们参与了不少大的行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操作案例，到现在我们发现它们的核心往往不是电子商务，而是用信息化杠杆把原来不太有效的市场流通、资源组合变得更加有效化了。

　　胡延平：所以可不可以这麽说，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中国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同时伴生着信息化带动市场化的历史过程。信息化不简单是一个技术、商业问题，而是深入体制、机制层面的一场制度革命。我们曾经专门研究过高科技产业的信息化问题，后来我们发现，高科技产业信息化的首要障碍是市场化并不彻底，而信息化反过来对于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大有帮助。如果把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点连成一线，中间的支点就是信息技术与信息化，这是一个完整的显性杠杆，从表面上看它解决的是企业业务的出路问题。隐性杠杆是什麽呢，是资本杠杆。一般情况下，希望通过实施电子商务完成体制转换的国有企业不太愿意过多谈到资本，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个后台问题。就像您所分析到的，资本杠杆完成的是资源置换和产权转换的制度功能。

　　张树新：最终要通过建立一个非常关键的法人治理结构来确保这一点。这个结构首先一定是股份制的混合所有制成份；第二设计的制度本身一定要跟国际接轨，有制度的优势，比如说期权制度；第三就是一定要让所有的传统资源持有者，在新的的这一块蛋糕当中跟你达到利益和价值的平均、平衡，否则很难成功。

　　胡延平：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既要融合重组，也需要进行利益分割。

　　张树新：有很多关键点。比如在一个煤炭电子商务的案例当中，如果当地的10家煤炭生产单位没有成为股东，如果这10家煤矿都不是跟这个煤炭电子商务公司签约唯一支持他用信息技术做煤炭流通，如果它不是把相关的煤炭进出口公司与流通渠道确实改造并逐渐替代，他都不可能成功。还有另外一些关键点，假如他的制度和团队是旧的，他也不可能成功；假如他还是国企控股，他也很难成功。所以这样一个案例当中有非常多的特殊逻辑，从旧体制当中孕育而出的电子商务公司的最初的DNA，决定了它是否能够长大。

　　市场化、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时展开

　　谈信息化的人大多在谈技术问题，谈国企改革的人大多在谈政策问题，谈资本市场问题的人大多在讲金融、金融衍生工具，很少有人把这三个坐标放在一起来谈，把中国社会改革、市场化进程、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中国入世、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等问题放到一起来谈

　　未来5年是中国产生最大质变的5年，中国大量产业都要在全球经济的坐标中重新定位，而这个重新定位又伴随着信息化这一主题。这个时候再来看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我们会发现这个国策的英明与前瞻性，哲学思考非常的准确，但问题是现在并没有战略实施系统

　　胡延平：联和运通的正式亮相选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一个星期。WTO也是眼前产业界、投资界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你对11月以后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有什麽判断。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1年及其以后的几年变得非常关键。

　　张树新：目前最重要的外因就是WTO，WTO给我们的时间表是死的。不管你准备好没准备好，你就加入进了全球经济循环。而WTO最核心的问题并不只是简单利用外资或者市场开放，而是我们必须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情。

　　胡延平：WTO的核心精神是自由市场经济。

　　张树新：对，核心就是国际规则，核心是规则，规则不是由咱们自己制定。加入国际经济循环问题是一个重大挑战。

　　胡延平：单纯从企业角度讲，必须尽快塑造高质量的竞争主体参与企业之间的国际竞争。所以，我们前面讨论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个核心问题，其实在很多时候与另外一个命题是缠绕在一起的：下一个十年，如何运用信息技术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张树新：过去大家经常讲我们怎么迎接WTO的挑战，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要么讲到行业问题，要么讲到管理问题，要么讲到人力资源问题，但是谁从整个系统分析过这方面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后来我跟经济学家陈禹聊天，中间谈起大家都读过的一本书，是一位信息系统专家的专著，名叫《复杂》。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系统，我们需要去求解、把握的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系统。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今天所有谈信息化的人大多在谈技术问题，谈国企改革的人大多在谈政策问题，谈资本市场问题的人大多在讲金融、金融衍生工具，很少有人把这三个坐标放在一起来谈，把中国社会改革、市场化进程、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中国入世、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等问题放到一起来谈。

　　胡延平：我认为您刚才讲到的三个坐标的观点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求解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发展的很多问题，就必须观察整个大系统的变化，用立体的思维和观念去判断各种主要的变量。我们需要三个坐标，第一个坐标是资本，第二个坐标是国企改革，第三个坐标是信息化。

　　张树新：所以，像WTO因素的出现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新的纬度上想问题。新的纬度的内涵很多，比如就像你讲的，IT全球产业分工的阶段性调整，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等，都是需要参考的重要因素。未来的5年，入关之后的5年，是中国产生最大质变的5年，我们要逐步开放金融业、电信业、传媒、保险业，开放几乎所有大的服务贸易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要看WTO的时间表，中国所有大的产业都要在全球经济的坐标中重新定位，而这个重新定位又伴随着信息化这一主题。

　　胡延平：对中国来讲，市场化、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这四个化是同时存在和进行的。

　　张树新：这个时候再来看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我们会发现这个国策定的是对的，哲学思考非常的准确，但问题是根本没有战略实施系统。国家如此，产业投资界也是如此，所有人都在谈一个问题：投资，但是投什么呀，如果不研究清晰整个市场的形势就没什么可投的。1998年以后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几乎全军覆没，现实情况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第二部分资本机遇

　　积极把握产业重组结构调整当中的资本机遇

　　价值冲突与利益平衡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核心。信息化应该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总结起来也就是说：当它能构成在一个新的态势中的核心竞争力的时候，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才有可能，否则可能是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信息化只能是工业化中的点缀或者花瓶每一个微观商业模式设计，都要考虑这种社会转型过程当中的价值冲突和利益平衡，这是一场根本看不见硝烟的革命，既然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怎么能够兵不血刃，国企深化改革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核心

　　胡延平：前面你在讲问题的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在讲机遇。市场化、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无论是哪一个化都意味着变革和与此相应的商业机会。总体上有一个感觉，基于对大势的判断，大家都在同不同方面尝试把握新的机会。杠杆理论是其中之一，而你在杠杆理论中讲到的产业重组、整合观点，与前段时间几位学者有关中国资本市场机会的一篇对话颇有相互呼应的味道。那篇对话当中讲到，中国现在有1200多家上市公司，大多面临着产业升级的机会，而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机会之一。而这些企业再造，就像咱们在前面所讨论的，要从业务的战略转型和资产重组两个角度同时进行。

　　张树新：国有企业的战略调整也是一样，企业之间的资产重组不只是换换资产，造造概念就完了，企业再造首先是管理升级，业务升级。中国企业的金融转型机遇和产业整合机遇只有融为一体的时候，才能真正地成为机遇。在资产重组的时候，必须进行产业结构重组，这就需要造就一批新企业家来驾驭局面。

　　胡延平：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三个机会当中，除了产业重组和公司再造，第二个机会他们称之为控股权买卖和国有股、法人股升值，第三个机会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机会。这三大机会也是中国资本市场走向成熟的机会。感觉你们目前的业务规划和这三大方向都比较吻合。

　　张树新：实际上这些都是建立在市场分析基础上的。我们一直在总结一件事情：什么样的行业是可整合的，怎么样做整合才能够真正成功。我们的结论和概括非常简单，对于每个行业和每个企业而言，信息化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总结起来也就是说：当它能构成在一个新的态势中的核心竞争力的时候，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才有可能，否则是工业化带动信息化，甚至不是带动，信息化只是花瓶与摆设。所以，记得我们曾经谈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信息化这个部门在企业里面是成本中心还是利润中心，如果是成本中心，它对其他部门业务的支持力度有多大，有没有改造整个组织、业务流程的能力，有没有带动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可能。这是企业信息化的核心问题。

　　我们一直在谈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样的核心问题，但是带动两个字谈何容易。在市场、企业的运营过程中间，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从资本结构设计，到对原有业务的理解，到对新业务结构的把握，到前前后后的平滑过渡等等，中间有很多环节存在断点和价值的冲突。整个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当中，正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之上构架新的价值平衡，这个价值平衡里面充满了价值冲突。而每一个微观商业结构设计，都要考虑这种利益和价值的重新平衡，这是一场根本看不见硝烟的革命，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怎么能够兵不血刃，国企进一步深化改革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核心。

　　过去五年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只是一个序曲

　　互联网的出现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观念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而这个冲击其实最关键的方面，在很多的场合，我都对人讲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对于整个中国产业的真正的冲击，其实是它的制度优势

　　互联网为我们的观念打开了一扇窗，包括文化观念，包括方方面面，那么我觉得还有一点，实际上伴随internet商业这个载体，风险投资正式进入中国，这对中国本地创业投资市场的启蒙和发育起到了至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胡延平：我们再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一种比较积极地评价是：互联网产业是中国社会内部最有活力的一个产业分支。你伴随这个行业的发展一直到现在，如果今天回过头去总结一下，你认为过去5年多时间以来，internet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张树新：我们讲这是贡献不大但是声音很大的一群人。这个行业的规模其实很小，因为前前后后所有的投资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几亿美金，风险投资这5年投下去的简直是一点点。但是整体而言，网络信息技术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中国第二个十年的信息技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相当深远。在九三年，中国成立国民经济信息化联席委员会，包括推出“金系列”工程，包括金卡、金桥、金关、金税。迎合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热潮。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在九十年代是全世界最迅速的。其中包括计算机、有线电视、互联网、移动电话、电子商务，而信息产业是在九十年代变成全球经济的支柱产业的，而中国也在九十年代末期成为全球最重要的IT市场。九十年代的后期，互联网的出现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观念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而这个冲击其实最关键的方面，在很多的场合，我都对人讲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对于整个中国产业的真正的冲击，其实是它的制度优势。

　　胡延平：你以前也这麽讲过，互联网产业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体制活力和创新精神，具体怎麽理解呢？

　　张树新：不管怎麽讲，所有的.com公司从第一天起就是法人治理结构清楚的，第一天起就是西方会计制度，从第一天起就是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账的，从第一天起就是国际化的，也从第一天起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但是非常的不幸，它们是建立在业务的沙滩上的，为什么？很重要的一点，真正的互联网在全球对于产业的影响是对于电信、传媒以及商品流通方式(大家叫B to B或B to C)通过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市场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从而实现原有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产业重组与市场增长。因而，互联网的洗牌作用非常明显。这种洗牌有从业务角度，也有从资本角度的。其实，Internet最重要的效用是由于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技术的融合所带来的巨大的洗牌效应。但是这一点就像前面讲的，在中国不可能充分发生，为什么？非常关键一点，不论电信还是传媒，还是商品流通市场，在中国都并非开放市场。沃尔玛特要想进中国是要经过种种批准，外经贸部在WTO前从来没有开放过这样一个市场。中国也从来没有开放过电信市场，更没有开放过传媒市场。所以Internet本身的工具化的重组作用，在中国由于大量的传统资源是板结状在体制内，其关键作用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

　　胡延平：但是它制造了巨大的传播效益。它的发展所真真正正带动的第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革是观念的普及。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变革观念的深入人心，还会再度促使各个社会领域产生质变。

　　张树新：因而实际上，Internet对于中国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冲击。我觉得在中国，Interrnet五年以来其实起到的更多的是文化作用、普及作用和观念作用，还有就是对创新的鼓励。讲一个笑话，中国一直在讲鼓励创新，硅谷的形成是从各个角度都鼓励创新的结果，它是一个大量创新的自由精神与创新思维在各种完整体系的哺育下所产生的一个产业聚集地。在中国，再也没有一件事情能比这个更能鼓励创新了，就是你有一个idea，就给钱。我想这是对创新一种极致鼓励，但并不等于它一定能形成很成功的商业。

　　在九十年代以后，我们来分析互联网。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它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已经对传统服务贸易形成了全面冲击，这些服务贸易包括金融、保险、电信、传媒以及商品流通。那么这样的针对服务贸易的冲击会形成新的服务商业，而这种服务商业都有几个特征，其中包括全球化、信息化，包括重新进行国际专业分工和站在全球视角来重新配置资源。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会形成这样的服务贸易所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芯片设计以及设备制造业。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结果，在美国，Internet对于整个传统产业的重组产生质变的效应，很大程度来讲是基于规模用户效应。那么95年的时候，美国Internet的用户是三千万人，到了2000年底达到一亿用户。在三千万到一亿用户之间，产生了许多巨大的公司，不论是AOL还是ebay还是亚马逊网上书店，不论资本市场是怎样过度投机，不论是过高还是过低的估计，作为一种业务模式，作为一种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市场创新，它们确确实实有巨大的存在价值。但这些价值都是在三千万用户的基础上才逐渐发生的。

　　胡延平：中国今年年底互联网用户才达到三千万。

　　张树新：所以过去五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只是个序曲。互联网为我们的观念打开了一扇窗，包括文化观念，包括方方面面，那么我觉得还有一点，实际上伴随internet商业这个载体，风险投资正式进入中国，这对中国本地产业投资市场的启蒙和发育起到了至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那麽，这个序曲以什么为标志呢？就是3000万的用户数量。从3000万至1亿用户期间，美国的互联网产业开始翻身。美国在线是在1997年10月份正式盈利，在此之前赔了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可能将来在未来很伟大的公司，孕育和成长起来了。中国互联网用户到达3000万是今年年底。所以，明年你开始融资开一个internet公司还来得及，十年后你可能是互联网产业里的联想。

　　胡延平：正可谓95年太早，2001年不晚。

　　张树新：从这个角度讲，预热和序曲是2001年前中国信息化的真正的主题，而在这个预热和序曲当中，一波又一波人前仆後继，有了一点一点经验积累，带入了风险投资。因此，和过去相比，我们已经有了很多非常积极地变化。包括今年年底，创业投资基金向外商逐渐开了口子，大量国有资源的开放和公平流动也出现了一点点可能，

　　到今天为止中国创业投资界有三拨人

　　全世界都知道政府是不能做风险投资的，政府应该是管理财政的，所以这些钱跟着那些舶来创投跟风投资.com进去的，已经套牢了，没进去的拿在手里没敢动，基本上就沉淀在那儿了，他们最大的问题既无管理队伍，又无业务判断，体制、机制也和国企面临一模一样的问题

　　硅谷创投和国内创投比环境不同，起点也不一样。第一他们的决策与管理者是本行业的专家，第二他们有企业家，第三也是很关键一点，这种创投大量投资的是那些叫做原创技术的东西。第四他们有一个资源庞大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没有那麽多优秀的原创技术，中国怎么会有硅谷似的创投

　　胡延平：迄今为止，你对你身边的投资同行怎麽看，你认为目前中国的创业投资总体上处在什麽样的发展水平？

　　张树新：假如将来确实会出现很多伟大的公司和行业的话，今年年底之前的产业历程是他们诞生和发展的序曲。回到投资界，到今天为止中国创业投资界是三拨人，第一拨是舶来品，和.com的CEO们是一模一样的人，他们自己没有做过企业，他们没有做过创业，他们本身并不了解中国，然后就在一个没有任何投资哲学的前提下开始了一阵跟风，几乎全军覆没，当然也起到了风险投资教育的作用，带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所以这些来到中国的创投，他们的命运和和.com有点相像。

　　第二类是政府创投。在昔日风起云涌的情况下，各地政府、科委用原来的一部分技改和拨款资金做为基础，后来逐渐有一些当地的企业参与和机构介入，构成了由政府部分主导的创投。这一点是最奇怪的，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政府是不能做风险投资的，政府应该是管理财政的，所以这些钱跟着原来那些舶来创投进去的，就折了，没进去的拿在手里没敢动，基本上就停在那儿了，他们最大的问题既无管理队伍，又无业务判断，体制、机制也和国企面临一模一样的问题。

　　第三类是上市公司的投资机构，或者是二级市场部分用来做投资的私募基金，以及用来给上市公司配股和做题材的投资资金。如果是用做题材的心态，2001年的中国A股整体状态已经给了这类投机心理很大的下马威。

　　胡延平：那末第一类国外投资者和第二、三类国内投资者有什麽不同？

　　张树新：我们主要可以分析一下硅谷创投的情况。环境不同，起点也不一样。第一他们大多是本行业的专家，第二他们有企业家资源，第三也是很关键一点，你会发现在硅谷，在美国，在海外，那么的这种创投大量投资的是那些叫做原创技术的东西。假如中国根本就很少那麽优秀的原创技术，中国怎么会有硅谷似的创投。第四他们有一个庞大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这个市场是什么，我想了很久这个问题。因为跟我很熟的人都知道，我是力主在很多企业中启用职业经理人的，但是经常出现很多问题，为什么？前两天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叫企业家，什么叫资本家，什么叫职业经理人，什么叫创业者，我们把这些名称满天飞，但是也没有谁能够非常准确的把他们都给说清楚。我发现一个事实，盖茨是创业者，他过渡到了职业经理人，他自己兼CEO，他过渡到了企业家，他也是资本家，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充分完备的资本市场、完备的商业社会环境是大企业成长的基本条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不是最终目的也不是唯一的条件，资本市场只是企业发展的手段之一。

　　第三部分正式亮相

　　联和运通的总体业务部署基本上已经完成

　　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总体业务部署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很多人没有看到具体的部署，其实我们等于是又一次重新创业

　　从二次创业之后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个人认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作为投资品牌要亮相，但是投资公司不同于其他的企业，它是有投资哲学的

　　胡延平：大家很久没有和您这边接触了，中间只是了解到联和运通旗下主营IDC业务的互联通公司的一些情况，联和运通本身以及它所投资的其它业务都不太清楚。能不能够先系统介绍一下你们两三年来都在做什麽？

　　张树新：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总体业务部署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很多人没有看到具体的部署，其实我们等于是用三年时间又一次重新创业。

　　这方面的详细情况的确因为我们过去和外界沟通不多，所以大家似乎都不太了解。

　　胡延平：感觉过去你们做事是实小名大，现在则有实大名小的感觉。无论是联和运通还是您个人，目前都处在一个品牌重塑或者说品牌跨越阶段。

　　张树新：没错，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从二次创业之后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个人认为，我们等于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作为投资品牌要亮相，但是投资公司是不同于其他的企业的，它是有投资哲学的，不同的投资队伍，不同的投资哲学和投资理念决定了这个投资机构未来的发展结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投资机构没有自己的投资哲学，这等于是开玩笑。因为所有投资都是基于它对未来的趋势和机会的判断，以及它对风险的把握、控制，对于所处行业变数的掌握和本身资源的分布等等。投资哲学、投资理念问题非常个性化，投资机构也很个性化，不能说别人投什么自己就投什么，每家机构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

　　联和运通是三拨创投之外的另一种投资力量

　　如果总结一下我们走的过程，第一就是跟人学习跟庄，第二在跟庄的过程当中练手，1块美金我也赚钱了，不恋战，人要不贪是不容易的

　　我们是另外一支力量。有自己的投资理念和判断，希望做长久的投资机构，基于中国同时连接世界，这样的机构以后会多起来，重新洗牌之后，投资市场会出现新的局面

　　胡延平：在前面所讲的二次创业过程中间，目前你们开展投资业务的资金是怎麽积累起来的？

　　张树新：过去以来我们的这两段生涯是两个台阶。当然，我们的第一个台阶也得益于一个机缘，就是盛华元通。那时我们只有10%的股份，跟庄走，那时候什么都不管，在不同的市场、项目之间买来卖去的，我们看怎么买怎么卖。在这个过程之中，积累了一些资金。过去做过的一个上市公司给我们最高层的股票价格最好的时候达到100块钱，但我是一块钱美金清仓走的，1块美金我也赚钱了，不恋战，所以人要不贪是不容易的。如果总结一下我们走的过程，第一就是跟人学习跟庄，第二在跟庄的过程当中练手。说到练手就非常有意思了，后来很多人想不懂这个模式，我们曾经同时参股的公司有4—5家，我们持有各家的管理股股份，合作方投资现金，我们以管理输出形式使股份占到了15%—20%。但是这些股份都不是个人拿的，是我们这些人成立了一家公司来持有的，也就是今天联和运通的母公司。所以我们中间不论任何人在任何一个组织里出现，都是由这个公司派出的。后来有人说我以猎头公司方式用期权模式来经营，就是把猎头公司资本化了。当然，所有这些过程当中，我们都在不断的输出管理，所有相关公司的业务也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胡延平：你所说的清仓兑现的时间是什麽时候？

　　张树新：2000年初的时候，比较幸运的是在纳斯达克崩溃之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就已经持有很多不同公司的股票，所持股份价值最高的时候，已经价值7000万美金。然后我们在市场价值最高的时候通过减持获得现金。我们的基金最初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你可以当操盘手了。所以，我们开始选择进行现在的这些投资业务。刚才我讲我们是泡沫的受益者，我们知道泡沫会爆，但我们是泡沫受益者，这就使得我们这样一群在1998年底一分钱都没有的人，到2000年底的时候变成了直接投资者。然后，我们就开始运行我们自己的投资公司。我们拥有2000万美金的自有投资资金。

　　胡延平：可以说，联和运通是真正从本地市场里面成长起来的中国投资机构。

　　张树新：前面讲到创投现在是三拨人，实际上我们这三拨都不是。既不是给证券市场做题材的，也不是舶来创投，更不是政府创投，我们是另外一支力量。我们有自己的投资理念和判断，希望做长久的投资机构，基于中国同时连接世界，这样的机构以后会多起来，经过前面这三拨人重新洗牌之后，投资市场会出现新的局面。

　　投资启动关键动因在于中国进入重大历史拐点

　　第一，没有理念不成为投资，投资是投向未来的，面向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重要事情和各种可能产生的变化，投资的关键就在于对这些变化的掌握，把握不确定性中的相关性

　　第二，联和运通投资理念的关键背景在于整个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和今天中国市场所处的历史关头，内外两种力量的促动使得2001年成为中国历史变革上的一个重大拐点

　　胡延平：联和运通选择在2001年底这个时候启动投资，是不是因为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成熟了？当前IT产业形势好像不太好，很多人都非常谨慎。你们对大环境是怎麽理解的？

　　张树新：中国信息产业及信息化的一些局面正在改变，原则上政府主导，但是政府授予政策的同时也在让位于市场，民间力量主动通过资金的流通实现信息产业、信息化发展的市场化操作，这样的话，投/融资无形中成为最重要的杠杆、手段之一。

　　胡延平：能不能为我们分析一下深层次的原因。

　　张树新：过去以来，我也看了很多投资项目，研究了很多其他机构的投资行为。我觉得第一，没有理念不成为投资，因为投资是投向未来的，是面向未来的，面向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重要事情和各种可能产生的变化，投资的关键就在于对这些变化的掌握和把握。同时，投资者自身对这个把握能力的理解是准确投入的关键。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时期的投资行为是不同的，这些不同从根本上讲是被他们的投资理念所决定的。比如索罗斯的投资理念很简单，就是赌不确定性中的相关性。索罗斯的量子投资理论就是这麽理解的：比如说沈阳一只蝴蝶的翅膀的扇动，通过空气的流动，通过大的系统促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的东西发生怎么样的变化。所以，他就赌博政治格局的一些动荡，会对每个地方的股票产生怎么样的变化，然后就可以在股票、期货等市场之间，借助对冲力量以及大量衍生金融工具达到大量获利的目的。这是一种投资概念，凭借它的投资理念和它的投资工具完成自身的获利过程。

　　胡延平：这里您讲到的是第一点原因在于你们的投资理念，以及与此相关的不确定性中的相关性。那麽第二点是什麽？

　　张树新：第二，联和运通投资理念的关键背景在于整个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和今天中国市场所处的历史关头，在于2001年这个转折点。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现在正处在一个拐点上。当然，“911”不用多谈了，“911”给了中国更加得天独厚的时机，全球经济中国一枝独秀，这里必将成为全球投资者、企业家的新战场。在市场最低的时候进入，成本也是最低的。

　　胡延平：您刚才刚到历史拐点，我们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也许它是解释当前IT市场和投资行为变化的关键，如何理解当前所处的历史拐点？

　　张树新：有两个方面，就是我在前面讲到的一些准备、积淀，内因和中国入关之后的一些外因的结合，内外两种力量的促动使得2001年成为中国历史变革上的一个重大拐点。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用全球化、市场化、资本化、信息化这四个化来概括。我们前面讲到的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战略产业重组、传统经济改造、信息化国策、信息化序曲、培育资本市场、市场对外开放等，都在不同方面改变着我们所处的社会大系统。而且，这些重大因素都在2001年前后出现了比较积极地快速变化。

　　胡延平：那麽眼前你们在启动投资的时候，主要会从那些工作着手展开？

　　张树新：去年底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最近我们正在用一部分直接投资同时联合相关机构发起募集一个专项基金，专门投向信息产业以及信息化所带动的产业重组两个领域。所以，我们的业务第一是直接投资；第二是产业市场研究与投资顾问；第三是专项基金管理。

　　第四部分投资理念

　　准确、风险、成本、退出四环节需认真把握

　　在一个相对完备的市场中你是可以赌的，十个项目，只要做好一个两个就赢了，但是，今天这些因素在我们看来中国都不完全，所以，这样的理念值得怀疑

　　我们专注于中国信息化过程中产业重组的项目，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不断积累，将来不断巩固，通过三年、五年的发展，同时借中国的发展大势，打造一个中国自己的投资品牌

　　胡延平：在过去几年的投资活动和研究分析当中，您对投资的具体心得是什麽，一般性的投资行为必须经过什麽样的流程，中间有哪些环节可以保证投资最后获得成功？

　　张树新：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在我看来，投资有4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准确，我觉得必须有两个准确，第一个是宏观的准确，对行业的判断是对的，时机得当，如果你要做一个成长性的投资，结果你进了一个夕阳产业领域一点用都没有。再有就是这个项目确实不错，但是投资这件事在政策上越界，有法律障碍，你不能投资，你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所以宏观上必须准确。

　　第二个是微观的准确，就是你所投资的项目团队和项目本身是比较有潜力而且相互协调的。说到这方面的投资判断，假如你自己不是行业专家，本身又没有带过队伍，对人与事的判断没有经验，你的判断怎么准确呢。这是我对很多机构、投资决策人不太理解的地方。什么CTO、CEO，说了半天两个人根本弄不到一起去。所以我观察到很多成功的海外创投也大多是由企业家来把握的，在市场里面呆了很多年。

　　成本要低，投资最基本的基本面就是成本要低，因为你赚的就是进入和退出的差价。如果进入的时候是市场的高峰期，是很难退出的，它已经违反了投资的基本哲学。说是这麽说，你会发现一些创投做的事违背了投资的基本哲学，所以永远套牢。

　　说到成本，有非常关键的两样事情在起决定作用，第一件事情叫做市场宏观大势问题，市场是波动的，所以今天投资、并购的成本和三个月以后不太一样。第二点就是不同的投资人，他的成本不一样。我们投资的同时，由于增值效应会比其他纯粹的财务投资有价格优势，这样平均下来就降低了我的费用成本，而且我们自身都是行业专家，我们绝对不做我们不懂的事情，比如生物制药，再有机会我也不会涉及，因为我不知如何控制风险。我们苛刻于我们的哲学，我只做这么一件事情，我们称之为TMT(电信/传媒/信息化)，这个巨大的市场已经够我们吃上一辈子。

　　胡延平：行业投资最需要的就是专注，与此同时，对行业本身更为深入的了解、把握以及各方面资源的积累是行业投资机构区别于其他投资机构的地方。

　　张树新：准确了，成本低了，第三件事情也是最复杂的事情，就叫成长与管理的风险。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投资一个公司，就跟你生了一个孩子一样。在不同的时期要给予不同的帮助。你知道小时候要喝奶，大了一点你要调糊糊，再大了一点什么时候吃米饭，什么时候配什么营养，什么时候锻炼，什么时候要去学习，什么时候认字，中间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跌了，摔了，生病了。所以你要知道，就是在一个企业从初创到搭队伍，到产品定位，到公司定位，到业务增长，到开拓市场，中间面临无数市场风险、管理风险、产品风险、人员组织风险，在公司成长成中可能会面临重组问题，面临扩大队伍的风险，中间任何一个风险都可能让你的投资减值甚至全军覆没。

　　胡延平：一些投资者自己没有做过企业，没有很多的管理资源，中国又没有一个很完备的职业经理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长风险是中国创投面对的致命问题。

　　张树新：在一个相对完备的市场中你是可以赌的，大家经常讲VC就是这么做的。十个项目，只要做好一个两个就赢了，过去经常听到有人在灌输这种观念。这个观念的前提是两个，第一必须是牛市，牛市才可能让你的投资有一个高倍回报，覆盖你的失败成本，熊市的时候是没有的，熊市的时候连二级市场资金都有问题，他们这个投资哲学的另外一个前提是有一个相对完备的市场，不会出现恶性竞争；还有，职业经理很不错，创业者本身也都很规矩，然后原创技术有技术壁垒。但是，今天这些因素在我们看来中国都不完全具备，所以，这样的理念值得怀疑。对任何一个创投基金来讲，它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投资后你的管理资源够不够，你的管理技能如何，你的管理经验和你的调整经验是不是足以使你投资的项目风险相对低一点，这正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因此投资第一需要行业专家能力，第二需要判断能力，在什么市场中播种，第三需要企业家基本的技能，所以我更看好柳传志出手做创投。

　　我自己是什么都干过了，初创期怎么样，小商业型班子怎么搭，稍微大一点怎么建结构，怎么对待不同的员工，怎么去请职业经理人，控制产品的风险，政策的风险。假如在中国的创投没有一批企业家来带动，同时替这些企业保驾护航的话，你会成功率很低。

　　所以，回到我们投资机构的下一个哲学，就是我希望获得高成功率，而不去赌10%20%的机会概率。我最不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有些机构投资的企业是完全相同的商业模型且互相竞争。我们从来不投资互相竞争的企业，我们在行业链条上每一个环节只投资一家企业，同时促进他们的联合与互动；我们用大量的业务管理和资源对这些企业进行增值服务，因为我们的团队懂得企业运营的基本步骤，这是第三个环节。

　　第四个环节才叫退出，然而一直以来存在一些不可理解的舆论，就是大家永远在讲投资讲退出，把中间的几个环节全略过了。其实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坏企业，谁要呢，退给谁呢。所以，投资最重要的是基本面，创业投资应该回到基本面，选择、培育好的企业是退出的前提。

　　我们的投资业务比较独特，你会看到我们既有直接投资，也有投资顾问，还有投资管理。我们是一个很独特的机构，这个机构一年不会做太多投资，只能投资几个公司，然后我们会看护它的整个发展过程，我们自己也会配合去操作IPO或M&A中的部分退出性的财务工作。我们只看中国信息化过程中产业重组的项目，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不断积累，将来不断巩固，通过三年、五年的发展，同时借中国的大势，打造一个中国自己的投资品牌。

　　联和运通名字实际就在阐述我们的投资哲学

　　我们这拨人骨子里流的是互联网的血，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互联网的精神。互联网精神就是对原有商业秩序进行创新、变革的精神

　　在我们所处的行业，技术创新不断带来市场创新，带来各种产业重组机会，所以我们要求联和运通的管理者一定要做到“技术和市场通”

　　胡延平：“联和运通”和你以前创立的公司名称从风格上讲都不太一样，这里面是不是也有对你们投资理念的一些体现？

　　张树新：联和运通这个名字实际上就是在阐述我们的投资哲学。我曾经跟别人讲过联和运通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联”是互联网的联，用英文当中的单词来表达就是“Link”，基于TCP/IP协议，也就是平等相联。很早以前我曾经不断讲互联网精神，到老到死我们也不能否认，我们这拨人骨子里流的是互联网的血，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互联网的精神。我认为互联网精神就是对原有商业秩序进行创新、变革的精神。不论是通过技术、通过市场、通过智力、通过资本杠杆还是通过什麽途径变革，中间都要经历商业格局的重组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它是一种重组与创新的精神。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互联网正在构筑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新型的合作文化，就象WEB结构；就象杰克?韦尔奇讲的无边界渗透。第三方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互联网实际上带来了一种新的平等的商业组织架构，开始构筑一种新的商业竞争与合作联盟观念。在互联网上的竞争合作关系当中，我们看到表现最活跃的是那些新兴的组织和团队。所以尽管很少有人能够看懂过去发生在互联网产业的一些故事，很少能够理解互联网精神的实质，我依然相信互联网哲学，相信新的世纪有新的团队精神存在。

　　联和运通的第二个字是“和”，不是合作的“合”而是人和的“和”。我说第一我们最大的竞争力以及我们的根基在于人和。第二我们也希望在牌桌上和，能够不断的和牌，

　　第三个字是“运”。你做得再好，老天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所以这里有一点宿命论色彩。我希望我们的运气好，我希望我们能够踩在成功的鼓点上。

　　第四个是通，好几个层面的含义，首当其冲的还是希望做到海内海外之间的互联互通。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文明、文化、制度等各个层面的的冲突。有人讲过一句话，说东西方互通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数学问题，东西方都不要自以为具有多大的道德优势，大家只有互通和融合才能构筑全新的未来生活，这句话很精采。我觉得中国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大通年代的十字路口。其次，就微观来讲，就投资人来讲，资本和业务必须相互贯通，必须清楚公司的基本面，清楚业务、产品、结构、人、组织等等，并且在不断的变迁过程中做好不同时期的建设与管理，制定不同时期的公司结构和不同时期的公司战略。这就是公司的基本面，必须清楚资本市场杠杆和业务基本面之间的价值互动，才能管理并提升整个公司价值。

　　我们今天身处现代经济社会。现代经济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本市场对现有商业资源的重组、配置作用越来越大了。所以，如果不是两端都通的人，就不能更好的管理公司的价值。

　　现实情况往往是：资本市场中的人往往对公司的基本面不太关心，而真真正正做公司基本面的人，却往往不太知道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去运用资本杠杆。

　　胡延平：资本市场、产业市场、消费市场从来都是三位一体的，只不过过去的计划经济从根本上割断了它们之间非常有机的联系，使得社会经济肌体变成了有重大缺陷的、循环功能极差的封闭组织。资本利用率极低，资本浪费率极高，资本的严重过剩与严重匮乏同时存在。如今循环正在恢复，以资本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经济形态正在浮现，整个产业的资本观念和资本运营能力也将得到逐步改善。股票市场最终应该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资本、资源配置的主要工具。

　　张树新：其实资本市场就是资源分配的工具，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杠杆。在我们所处的行业，技术创新不断带来市场创新，带来各种产业重组机会，所以我们要求联和运通的管理者同时要做到“技术和市场通”，就是一定要知道有什么新技术在不断出现，各种技术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新应用、新市场和新机会，而什么样的市场需求，什么样的市场变化又要求什么样的应用技术产生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和投资相关的一些需要严密跟踪、关注的问题。

　　在此过程中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因为我们的投资机会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巨大的体制变革，来自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觉得这样的过程至少还要再持续20年。如果我们不是特别清楚政治与经济、内部与外部的互动关系，就很难把握好大形势，联和运通四个字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它基本上把我们的投资哲学、方向和理念都解释清楚了。

　　投资机构到任何时候最重要的都是它的团队

　　团队、市场、平衡是每天都要去建设的，如果你不去建设，就有人会停在那儿。如果你一直在建设，大家会一起往前走

　　我们这群人所追求的是一种价值。在变动的社会中，你必须具有创造价值能力，另外就是你能够不断地实现自己的理想

　　胡延平：联和运通的投资哲学、投资理念应该是非常清晰的。但是理念只是战略，是方向和原则，那麽您认为这些理念付诸实际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基础条件是什麽？

　　张树新：过去以来我仔细的研读了大量投资专著和对投资机构的分析文章，创立、存续很久的投资机构都有它非常独特的投资哲学。在这个投资哲学的背后，又都有一个观念独特、能力出众的团队。我觉得任何一个投资机构到任何时候最重要的都是它的团队。过去大家经常讲到失败，讲到投资机构遇到的各种陷阱，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发现最重要的是我们这群人。

　　胡延平：联和运通的团队好像还是以你几年前的基本班底为基础？

　　张树新：过去以来我们这些人不断的换牌子，但是核心圈层没有变化，还是这些人。现在我们每个人就生存意义上应该讲都活的很好，这期间也赚了一些钱。大家用合伙制的形式创立这家企业，然后通过投资运作把个人的价值逐渐体现。我们不断的进步，不断打造新的台阶。这一切得益于我们的团队，这个团队从来没散过，它正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曾有人戏称我们为信息业界重组中的“特种部队”。

　　胡延平：但是时间长了容易给人感觉是自成系统，始终是那些人，兼容性不够好，新的有生力量融合不进来。

　　张树新：这一点我们也知道。过去以来我也在不断打破原来的系统，不断引入新的合作伙伴。有两个新加盟的同事，今天他们就在激烈的讨论一件事情：我们最近要把一部分资金投到南京，与当地一位民营企业家合作。但是，这个企业的文化与我们原来的文化存在一些冲突，而我要继续的打破原有平衡，我想我本人是有足够的宽容度的，而且有足够的耐心和精力，我会去影响所有人。团队、市场、平衡是每天都要去建设的，如果你不去建设，就有人会停在那儿。如果你一直在建设，大家会一起往前走。

　　胡延平：但是这个团队首先还是应该有一个核心。

　　张树新：它是资本化的。虽然最早只是一张纸，可能写的很简单，大家也没有想到最后会变成值钱的纸。那是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写的一张纸，股权几乎是平均分配的，因为我后来讲过一句话：你算没算过你一生真正能花掉的钱有多少。很多人以为钱越多越好。其实每个人一生个人消费能消耗掉的钱最多也只有几千万。

　　胡延平：好像有人算过，没有多少钱，给你1个亿，意味着你必须一小时花掉一千还是多少钱，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张树新：财务自由了，剩下的事情大家还是拼命干活，但不是简单的为了活着赚钱，我们有共同的理念。1995年的时候，我就提出做企业赚钱不是唯一的目标，当然很多人批判我不商业，而且说恰恰因为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所以才做垮了，我说人活着肯定不只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当然，反过来讲如果你就是为了一种贫贱夫妻的生活状态也挺好，过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也挺好。回过头来讲，我们这群人在追求的是一种价值。在变动的社会中，你具有创造价值能力，另外就是你能够不断地实现自己的理想。

　　环境决定发展，理性判断得益于创业、投资两段生涯

　　中国新兴企业的遭遇在很多方面与整个社会系统变动有关，他们的命运从创立第一天起许多东西就已经被决定，我真的感谢实业、投资两段生涯

　　过去的教训应该被整个业内分享，不过谁也没有没有认真分享过，而我们全都一点一点牢记在心，并且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认真把握了

　　胡延平：您以及您的团队过去5、6年以来非常曲折的发展历程，仿佛是这个行业艰难历程的一个缩影，如今终于拨云见日。

　　张树新：中国新兴企业的遭遇在很多方面与整个社会系统变动有关，他们的命运从创立第一天起许多东西就已经被决定。过去5、6年，我们就身处在宏观环境的这种发展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得益于创业、投资两段生涯，我真的感谢这两段生涯。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从整个大背景去分析这些问题。后来说到当初瀛海威的一些事情，我就用一些非常简单的比喻，比如说两个人开饭馆，一个大股东一个小股东，大股东非说他赔钱，其实有些钱给他小舅子了，然后小股东就说你给我点钱也行，要不然你就明说或者说明真实的财务安排。我告诉传媒你们就这么理解这件事行不行，这与IT、互联网发展根本无关。后来我只好放弃了，我发现听懂我说的话的人太少。

　　胡延平：这两段生涯给你最大的启发和感悟是什麽？

　　在这个市场中，占两段生涯的人很少。比如说，如果王志东今天不再去做软件，也许有新的机缘，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王志东加入到创业投资管理的行列里面去，他也许会获得新的职业平台。但是他又回去做一个创业企业，所以就实际而言他的这两段生涯是平行的。和过去创业阶段相比，现在我们所处的是另外一种职业状态。所以说实话，1998年从瀛海威出来就跟你讨论过，我们过去的教训应该被整个业内分享，不过谁也没有认真注意过，没有认真分享过。但是，我们自己全都一点一点牢记在心，并且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认真把握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做得踏实，非常清晰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把我们对于产业、市场的认识、经验和资源更加系统化。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投资理念拿出来与业界分享。我们需要重点探讨联和运通的投资哲学的形成背景，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