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阳光

　　“国内创业板如果已经设立，我们要是能在国内上市，现在公司面临的许多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可现在，这种可能性早就已经被割断了。”作为国内最大的软件销售企业，连邦最迟将在今年11月份在香港创业板上市，面对记者的追问，连邦公司总裁李儒雄谈到连邦迟来的上市，没有多少喜悦，反倒有几分难言的苦涩。

　　2001年曾经被预言为国内软件企业的“批发上市年”，被2000年的.com热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国软件业，满以为今年是翻身年，怎么也没有想到，气候又一次变了！

　　由于种种原因，此前被人们寄予过高期望的创业板再度被搁置，关于国内二板不断变化着的种种消息显示，按照最快的速度，创业板的推出也得等到明年年中，这一次，创业板从“千呼万唤不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变成了遭众人弃的“怨妇”：从今年年初开始，金蝶匆匆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用友改道主板“重圆旧梦”，余下的一批软件企业更是作“鸟兽状散”，要么改道香港创业板，要么回去蓄力筹划，日后再次向国内主板发起冲刺。

　　创业板迟迟不出，众多软件企业“集体出逃”的负面效应也随之扩散，连一些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坐不住了。近日，经济学家厉以宁也公开呼吁：“推出创业板不能再等了，好企业流失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针对中国艰难起步中的资本市场，IDG下属的广东太平洋技术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树深有感触地指出：“美国有很成熟的资本市场，对风险投资的繁荣非常重要。中国的现状是，一方面大量创业者风起云涌，需要大量资金，一方面境外风险投资纷纷建立，投很多项目，花很多钱，但风险资金的出口方面仍然不太好。而且国内主板市场A股有法人股流通股之分，影响流通，过去还有配额限制。我们对创业板寄予很大期望，但目前它还是比较模糊。”

　　随着近年来全球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幻，又一次，人们将目光聚焦于国内软件业发展这一“老掉牙”的话题上。虽然，作坊还是那些作坊，但今天国内软件业的生存环境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com的喧哗与躁动逐渐淡去，软件业“水落石出”；另一方面，软件业的资本环境正在改善，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向软件业倾斜，越来越多的民营软件企业也变成了公众公司，加上中国即将加入WTO等题材，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几年内，中国软件业将迎来其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今天的软件企业还是困在资金的门坎上吗？二板的迟迟推出，对之将施加怎样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除了上市，我们的软件企业还短缺些什么？笔者在经过深入采访后，重新掂量这一沉甸甸的话题，发现关于发展中国软件业的思考，就像是面对一个奇异的魔方，每一面都充满了迷思和遐想。

　　从“批发上市”到“集体出逃”

　　记者一踏进在西三环旁连邦简陋的总裁办公室，就发现公司总裁李儒雄的桌上，堆满了跟上市有关的材料，李儒雄手中拿着一本厚厚的招股说明书，告诉记者：“这是南大苏富特在香港上市的材料，我正在学习，中午11点半，我还得去国家经贸委就连邦上市的一些问题作说明。”

　　对于许多国内软件企业来说，由于今年大环境不利的影响，虽然未能实现“批发上市”，但外在环境的变化都没有影响到软件企业争先恐后上市的热情，更多企业在审时度势之后，纷纷变线，快马加鞭，加紧了上市的步伐，对它们来说，上市意味着稍纵即逝的机会，所谓“过了这村，就没这店”，所以容不得一刻松懈和喘息。

　　在连邦转道香港创业板之前，国内最知名的两家企业软件供应商都已经从二板“成功出逃”。2月15日，“两条腿走路”的金蝶眼看国内二板无望，率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募集到1亿多元资金，金蝶的上市也直接加速了其主要竞争对手用友的资本运作步伐，5月18日，迫于竞争的压力，志在成为“国内二板龙头老大”用友软件重归主板，在沪市登陆，募集资金近10亿元。

　　上市梦是圆了，可是两家公司是同样的软件概念股，业绩也都很不错，选择不同的上市途径，收获却大不同，募集资金从1亿元到10亿元，两家公司有近10倍之差。弄得金蝶总裁徐少春也是有苦难言，作为一家大公司的总裁，选择在今年年初以来股价一直低迷的香港创业板上市，难道他不知道其中的委屈所在？在以上市以树立先行优势的前提下，金蝶的选择当属无奈之举。

　　王文京也有一般人难以知晓的苦衷。虽然用友的特殊身份(纯正的软件股概念、适合炒作的2500万流通股的“袖珍股”、外加不错的业绩和广泛知名度)创造了上市首日超百元的天价，王文京因此落得了一个“中国首富”的新桂冠，但是在这顶桂冠的下面，他个人名下55.20%的持股权决定了其“一股独大”的背景，而眼下短期内无法突破国内主板的体制局限，不能实现普惠的员工认股权制度，对于一家软件企业来说，这也只能成为一块抹不掉的心病。

　　在金蝶、用友的示范之下，国内大批的软件公司更是前赴后继，纷纷计划从二板“出逃”。

　　最典型的例子是金山公司，早在今年年初，公司总裁雷军就宣称，金山很快就会在二板上市，当然，计划赶不上变化，金山也不能一直苦等下去，就在不久前，裘伯君称，金山将放弃二板，改道国内主板，这意味着金山的整个上市计划又得从头再来，最快也得等到明年。

　　上市的理由

　　对于国内软件企业来说，上市有着更加特别的理由，除了企业上市后可以更低降低融资成本、把产业做大之外，国内软件企业大都为民营企业，民营性质加之软件企业的特殊性(固定资产相对较少，很难进行资产抵押)，决定了这类企业先天的“资金饥渴症”，一般来说，它们很少能获得国有银行的贷款，民间融资更是无法可依。

　　众多软件企业之所以如此钟情创业板，还因为软件企业和创业板各自的特点决定了两者高度的契合一致性：软件企业是典型的高风险、高成长性企业，而且一开始营业规模和固定资产往往都不大，而创业板相对宽松的进入门槛和一系列灵活的制度安排，都意味着它是软件企业的天然“哺育场”。

　　曾经投资深圳黎明软件公司的汉鼎亚太资深副总裁王志坚认为，“今天的软件业对于知识产权和创业投资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对于软件企业来说，VC带来的不仅是钱，还有中小软件企业更缺乏的先进管理、市场经验、成长模式、策略伙伴、国际思维方式和对外合作通道，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软件业的发展，也是一场时间上的竞赛。”

　　创业板不能如期推出，处在萌芽期的国内创业投资市场受到深刻影响，大量想进入软件行业的风险投资被政策堵在了外面。软件企业不能上市，缺乏退出机制就很难吸引风险投资进入。这方面典型的一个例子是IDG风险基金，在中国几十家企业进行投入，但目前上市的公司还只有金蝶一家，也导致其计划投入中国市场高达8亿多美元的风险投资无从下手。据悉，IDG在把金蝶推上香港创业板之后，正快马加鞭将其投资的另外一家软件企业速达公司推上市。

　　最能解释为什么众多国内软件企业争先恐后上市的另外一个生动例证是，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在中国5000多家软件企业中，已经沉淀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以用友、金蝶、青鸟、托普、东软、中软、创智、南大苏富特等为代表，这些软件企业在上市后，企业规模被迅速放大，销售额达到数亿元；金山、连邦、安易、洪恩、瑞星、速达、实达铭泰等构成了第二军团，实力相对较弱，两大梯队形成的一个直接诱因就是企业上市后资本力量的推动。

　　李儒雄认为，企业经营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种企业是有非常好的创意和技术，企业创始人可能不适合做大企业，但是他在把一家企业做大之后，可以倒手转给别人，再去做别的。对于这样的企业领导者来说，企业没有上市，也就意味着没有倒手的机会，而只能“从一而终”，企业创始人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他既不能把企业做大，更不可能全身而退——在中国这样的创业环境之下，这意味创业者不仅无法退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退出来，他也无法放心把企业交给别人去管理。

　　连邦现任董事长苏启强就是一个中关村少有的热衷创业者。在创办连邦之前，1988年他与王文京靠5万元的借款创办了用友软件服务社，1994年离开用友后，创办连邦时500万元的注册资本由他一人代垫，1999年他又创办了雅宝竞价交易网站，个人先后向该网站注资2000万元。用友今年上市后，苏还被聘为该公司的独立董事，随着连邦即将上市，苏启强可望成为中关村最成功的创业者之一。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当然应该由不同的人去经营，这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正常的成长道路。企业不能上市，企业创始人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也就堵死了企业主体变更和企业进一步长大的机会。

　　软件企业的上市还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意义。目前，受历史成因和现实条件所限，国内软件企业还只是停留在产品运作层次上，捉襟见肘的现金流使得它们无法想像兼并这样的资本运作，依靠自我资金的缓慢积累，也使得软件作坊层出不穷。

　　上市企业拥有灵活的融资手段和公众公司的品牌形象效应，使得软件企业开展同业间的兼并成为了可能。

　　在中国软件业遍地“掘金”的CA公司董事长王嘉廉曾这样评价收购作为CA发展战略的重要性：“CA如果仅仅维持稳定增长的话，早已经被淘汰出局，或被其他公司吃掉。CA要成为一家世界上最大的独立软件公司，我们的行事原则就是：‘如果我没有它，我就买下它’。CA公司发展至今，已经并购了近百家软件企业，收购金额从10万美元到18亿美元不等，通过几十年来的成功收购和合并，CA才赢得了今天在软件业的威望和地位，其他世界级的软件巨鳄像微软、Oracle、SAP莫不如此。

　　好在这样的迹象也开始在中国出现，作为近年来在国内软件业不可小视的一支力量，东软在2000年8月注资并控股金算盘，拓展企业软件市场，也算是国内软件业兼并的小试牛刀，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软件企业涉足资本市场，软件企业的并购会越来越多。

　　迂回的上市路

　　由于中国特殊的资本市场所限，国内软件公司的上市之路也显得百回千转，而且是形形色色的方式都有，二板的迟迟出台，使得它们的上市路径更加复杂和多变。

　　在连邦之前，另外一家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国内软件企业金蝶也是不得已采用了一种迂回的方式，先在一个遥远的英属小岛开曼群岛注册公司，然后再将国内业务打包上市，从当年的裕兴到几家互联网门户网站，都是依靠这样的方式在香港创业板或者美国Nasdaq上市的，只不过像大多数未能如愿的企业一样，连邦有些“背运”，今年年初在香港上市的神州数码是最后一家，在这之后，国家不再审批这样的上市项目了。

　　话说回来，就算是政策许可，连邦的条件也不符合，因为按照原先的上市规则，这类企业在海外的注册时间也必须达到一定的年限之上，由此看来，企业的上市还是需要有很早的“预谋”性。

　　从2000年4月份开始酝酿上市，连邦的上市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也是讨论选择国内还是国外，但都锁定在创业板，也是“一颗红星，两种准备”，同时进行，以静观事态的变化。

　　大概在是去年年中，国内有消息说，上市公司不能分拆后再在创业板上市，考虑到控股连邦的综艺股份也是国内上市公司，连邦马上掉转船头，决定去香港创业板，不再考虑国内二板。此后国内一些中介机构也找到连邦，要探讨在国内二板上市的可能，连邦公司已经无心恋战，一心一意准备香港创业板，并选定香港京华山一证券作为承销商。

　　考虑到连邦已经是一个有7年历史的“老IT公司”，上市也会涉及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众多的子公司和后来的8848拆分等，连邦先请了一家中介公司进来，进行资产剥离和重组，前后花了近四个月的时间。2001年1月9日，连邦拿到股份制改造后的公司执照为止，股份制改造也整整花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为了适应当时8848谋划海外上市的股权安排，连邦曾经从8848回购股份，8848因此欠连邦的回购款高达5700万元。外界一直传言，这部分债务也影响到了连邦此次的上市，据李儒雄介绍，6月30日，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技术性”的解决。

　　随着像连邦这样的软件企业越来越多地“逃离”二板，国内软件企业都加速了上市的步伐，在主板直接发行上市、买壳上市和海外上市成为最主要的三种方式。由于国内过去对股票发行实行额度管理，并且主要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倾斜，不久前用友的上市才打破了这一坚冰，成为国内首家上市的非国有高科技企业。对用友来说，此时选择主板也属于无奈之举，从1998年准备上市开始，用友最初瞄准的是香港主板，后来因国家科技部的推荐而获得国内主板上市资格，到2000年又看好当时盛传即将推出的创业板而转向，直到今年年初金蝶的率先上市构成巨大竞争压力，用友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又回到了主板。为求上市，用友三度掉转船头，耗费了不菲的上市成本，虽然有幸成为第一家，但是民营软件企业的上市之难，由此也可见一斑，而且对于像金山这样的软件公司来说，掉转船头上主板，其企业规模、资产和销售额要达到主板的要求，也会面临相当大的难度。

　　同用友一样，金蝶为上市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从1997年开始，金蝶就谋划在主板上市，后因唯一一家国有股东的退出而放弃主板，二板的遥遥无期也只能使它“偏向虎山行”，业内人士指出，由于近年来香港创业板市场一直呈现低迷之态，在这一市场上市的内地企业也会受到牵累，而且考虑到投资者与内地市场的隔阂，难免有遭受“误读”的危险。

　　除此之外，买壳上市也已成为软件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种主要方式，创智科技、托普软件、青鸟天桥等，随着国内主板市场的重新洗牌，相信更多的软件企业会加入“买壳”大军，但相比较发行上市而言，软件企业买壳上市后进行资产重组时磨合成本会比较高，这方面创智和青鸟天桥等企业都深有体会。

　　相形之下，软件企业面对可望而不可及的二板，它们必须在机会成本和耐心等待之间，作出更为艰难的权衡。

　　最短缺什么

　　对于中国的软件企业来说，“幸福的”企业也是“家家相似”，不幸的企业则是各各不同，要问这些企业的当家老板最缺什么，许多企业主都会说，是资金。

　　与其他软件企业相比，连邦还是一个幸运者，在它的发展历史上，一直不乏资本的活跃影子。1994年连邦创立时间的注册资金是500万元，对当时的连邦来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特许经营这样的业务，这点钱无疑于是杯水车薪。1997年6月，连邦开始赢利，一家国内的投资公司中保信实业投资公司发现了这颗“金种子”，决定投资1500万元，占有连邦35%的股份，在当时，中保信的投资虽然算不上是“风险投资”，也可以说是“半个风险投资”了，李儒雄说。

　　同时对连邦青睐有加的还有IDG。1995年，IDG就注意到在国内软件销售领域开风气之先的“连邦模式”，1996年两家公司开始正式接触，后来，IDG在国内的企业联合其他投资人向连邦注资1000万元。

　　有趣的是，就在连邦与IDG就投资事宜达成意向时，中保信半路杀了进来，并且提出要先于IDG注资，最后权衡的结果是，“中保信先进来，价格也比IDG的价格稍好些。”一年半后，中保信因为公司撤消而退出，获利600万元，这一次，接手的是国内的一家上市公司——综艺股份。

　　1998年11月，综艺股份向连邦投资3264万元，持有北京连邦51%的股份。大笔投资的注入，为连邦扩大自己的连锁规模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随着互联网热潮的兴起，1999年5月，连邦将其电子商务项目正式拆分出来，成立了8848，同年IDG联合其他投资者向8848投资100万美元，从连邦手中购买到8848网站50%的股权。

　　一年半之中，就有三批资本进入连邦，“而且每次价格都要比前一次高，这说明连邦一直在增值。”李儒雄说。等到连邦做8848时，资本更是踏破了门槛，当时的电子商务概念如日中天，8848一心要迈进Nasdaq的大门，志在必得。

　　尽管一直受资本方的宠爱，李儒雄说：“有这么多钱先后进来，并不等于说连邦就不缺钱。当年的风险投资正热的时候，完全没有估计到今天无法退出的风险，没有了退出路径，风险投资自己把自己拦在了门槛前。”到现在留给8848的上市机会已是今非昔比，而8848后来又拆分的My 8848改嫁他门，不久前又闹出“CEO出走风波”，可以想像，其在国内上市之路也不会平坦。

　　李儒雄坦言，在今年的大环境并不好的情况下，连邦通过节约成本、提高收入等手段，“业绩还不错，也不是非常理想”，李儒雄本人对这一业绩并不太满意，但市场环境如此，只能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2000年连邦整个连锁组织的销售额为5.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30%左右。

　　目前，连邦在170个城市共拥有300多家专卖点，覆盖面不可谓不广，但李儒雄认为，连邦在中小城市的影响力还是不够。另一方面，相比零售，软件分销的利润相对较低，一般来说，零售的利润率在20%—25%左右，而分销只有3%—5%的毛利率。为了提高利润率，连邦也开始由传统的软件分销转向出版发行，李儒雄解释说，“出版做发行有点像半个工厂，作为总承销商，与上游厂家的合作更为紧密，拿到的价格也更优惠，工作包括直接参与市场运作等。”2000年，连邦与一家软件公司合作发行一套叫做“傲世三国”的游戏，共发行了10多万套，利润也高达100多万元。

　　相比于连邦，金山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早年的金山源于一个最早进驻中关村的香港商人张旋龙对一个天才程序员裘伯君的发现，接下来的故事里，金山似乎一直在受着“钱”的困扰。曾经有一度，市场上广为流传当年裘伯君为开发盘古软件而不惜卖掉张旋龙奖励的两幢别墅的美谈，不过美谈归美谈，要靠两幢别墅售卖的资金来“挑战”微软，金山的底气不免太单薄。

　　到1998年，受市场盗版和缺乏市场化运作经验的影响，金山的经营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幸亏联想及时注资，使金山化险为夷，度过了难关，并且走上了发展产品和加速上市的快车道。金山一度想在香港上市，后来听说国内也将推出创业板，而且市赢率很高，转而转向国内创业板，并已经接受了主承销商西南证券半年多的“上市辅导”，眼下创业板迟迟不出，才有了改道主板的打算。为了把销售额做大，适应主板对上市企业的要求，金山的产品线也已经由原来的WPS、金山词霸等扩展到杀毒软件、游戏娱乐软件等领域，市场运作力量也大大提高。事实上，在国内软件业，与金山有着类似遭遇的企业还有很多。早年在游戏软件开发领域独树一帜的联众在遇到经营危机后不得不出售给中公网，后来中公网又被海虹控股收购，最近也有市场传闻称，作为国内资本市场的“老辣玩家”，海虹也准备把国内一家在软件分销领域的“新秀”晶合公司收归糜下。

　　为谁而打工？

　　眼下，软件企业的上市还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与其他企业不同，软件企业的最大资源是人，对知识产权高度依赖，企业不能上市，对管理层的激励就缺乏像认股权这样的有利手段，就会显得非常苍白而脆弱。事实证明，在国内软件业，软件人材的跳槽频率也是最高的。

　　金蝶副总裁黄骁俭更把软件企业能否上市提升到事关企业“生死抉择”的高度。在对国外软件企业深入研究之后，黄骁俭发现，很多的例子证明，许多非股权改制的私人软件公司都走向了衰亡，被上市公司所取代。对软件企业而言，上市公司的公信力、透明度和期权制度，和融资能力一样，都是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必需的一系列宝贵资源。

　　“出逃”国内创业板，同时也意味着这些软件企业将不能享受创业板在企业内部员工期权设计等方面一系列灵活的游戏规则。对已经垂手可得的上市，连邦也觉得有一点点“苦涩”。由于连邦是以H股的形式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与今年年初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金蝶不同，连邦上市后不能在企业内部实施认股权制，依旧缺乏有效的手段来激励管理层。

　　“连邦最初是由5个创业股东一起做起来的，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做经营，苏启强还是董事长，整个经营管理层不持有一分钱的股票。”李儒雄说，这也是他现在最大的困惑。

　　按照李儒雄的说明，连邦上市后，公司的5名创业股东并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而是通过另外一家公司持有。对连邦来说，“曲线上市”还意味着更麻烦的事情在后面，全面的员工持股计划无法实现，李儒雄说，眼下，连邦只能等上市后再提请国家有关部门作特批，看看能否成为企业期权计划的试点单位之一，但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此前上市的用友也没有被批下来。

　　国内软件企业越来越重视股票期权这样的制度，原因也很简单，对于软件企业这样的知识型企业来说，公司的股份结构已经决定着企业的价值导向。对于软件企业的员工来说，他们看重的已经不再是薪水，而是期权(Option)计划和归宿感能否参与、分享和拥有企业等更高的层次。同样地，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客户成熟度的提高，软件企业的竞争力已经越来越远离资金这样的简单要素，而是聚焦于能否获得高质量的人才。尤其在今天的融资渠道日益丰富和畅通之后，对软件企业来说，钱的短缺已经更多地转变为人才的短缺和机制的缺失，在这一点上，国内越来越多的软件企业都正在面临考验，要么上市，要么慢慢消亡。

　　据知情人士透露，1998年联想注资金山时，实际上是向香港金山注资，虽然是中国软件业的一面“旗帜”，金山似乎并没有从政府对于软件企业的“呵护”中得到更多的实惠。眼下，创业板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也有人士建议，在资本市场上，应该给予软件企业更多的出路，比如创业板不能上，对于那些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优先考虑上主板。另外，软件企业的销售额相对都不过高，也可以尝试采用几家合并的方式上市。总而言之，如果政府能够对一些素质较好的民营科技企业网开一面，这对于提升上市企业的整体资产质量也不无好处。

　　上市后的困惑

　　2001年，国家有关部门曾经在用友进行了一个关于国内软件企业发展的调研，用友、中软、连邦、安易、翰林汇等软件公司的老总们济济一堂，座谈中，众多人士在谈及目前困扰软件企业的主要问题时，一致集中在三大问题上：市场环境、资金和人才。其中，资金短缺排在第二位。

　　“现在国内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的薪水在每月5000-10000元左右，这样的人力成本比印度还要贵，而且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软件技术工人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培养，从职高到技校，技术工人只需学习两三种语言，会编程就行。国内显然还缺乏这样的人才培养环境。”连邦公司总裁李儒雄对记者说。

　　没有好的市场环境，中国也就不可能有软件企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联系到目前的产业状况，国内软件企业要把产品卖到国外去，还非常地不现实，唯一的可能是替人家做代加工。而每谈到这一点，人们总不忘提到在这方面遥遥领先的邻国印度。

　　但市场环境又是一个并非一下子能够解决的问题。李儒雄的一位朋友从香港回来后，深有感触地向他介绍说，香港今年3月份实施了专门针对盗版的一则非常严厉的法律，企业使用盗版，企业法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尽管这样，企业用户还是在大量购买盗版软件，这一朋友说：“情况可能比北京还要严重。”

　　盗版四处猖獗，比北京更严重的情况还有成都和沈阳等地方，李儒雄介绍说：“这些城市里，有的地方整个4层楼都在卖盗版，一字形排开，整座电脑城就是靠卖盗版为生。”

　　盗版问题还涉及到用户的购买力、版权意识等诸多方面，现阶段可行的办法只能是从打击企业盗版开始，政府牵头，联合厂商教育用户，市场环境进入正态循环，这只能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

　　国内软件业市场环境不理想、没有很好的回报，使得软件企业的资金状况更加恶化。以风险投资为例，与产业投资不同的是，它更追求企业的发展速度和高成长性，要求“快进快出”。没有回报和退出机制的软件业，风险投资不会有任何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前不久，国家有关部门宣布将立即关闭全国所有的音像城，留下来的只是分别位于北京和广州的两家出售正版产品的音像城。随着中国明确将在今年11月加入WTO，国内软件业市场环境的逐步改善已经留给们人以巨大的遐想空间。

　　据中国软件协会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软件市场容量将以30%以上的速度发展，到2005年将达140亿美元左右，届时，国内将出现10个大型软件企业，50个著名品牌，出口将超过10亿美元。入世在即，人们对于中国软件业的发展寄予了更多的期待。

　　在这些期待变为现实之前，资本依旧是众多软件作坊必须跨越的一道鸿沟。在这样一张时间表上，政府的力量不可小视，从这一点上来看，国家不久前发布的“18号文件”只是一个开始，但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