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是一座平地拔起的大山，风景优美，但云里雾里。许多人都在往上爬。这一侧，是一群产业分析和咨询的专家；那一侧，是一干子未来学家；还有一侧，是零星的几位经济学家。大家还都很卖力，但都搁浅在半山腰，喘着粗气累得慌。各方著作粉墨登场，多是天马行空，再添加玄妙的理论。不过相关的著作，都有智慧闪亮、精彩独到之处。自己是每见一本就买一本，不为好奇，权作启蒙；不寻答案，但求启迪。可惜还都是国外的作品，现在，汪丁丁一本《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弥补了这个缺憾。-----题记

　　从集体失语中走来

　　网络经济如同突如其来的变数，出现在世纪之交的的中国。由于其巨大的社会效应，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尤其是最活跃的思想界，面对网络也不免失态：一方面是传统学界的集体性失语，一方面是片面性的抵触和嘲讽；一方面又对这股新兴力量心怀巨大的疑惧和恐惶，一方面以具体现象简单地质疑和否定这场大变革的本质。

　　互联网来了，无论是作为新的工具，还是作为新的经济机制，或者作为全新的社会力量。不管你是恨是爱，是怕是喜，互联网都无可抗拒地步入中国，并开始深深扎根，强力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短短一两年内，就从边缘力量挺进到主流话语，并成为社会潮流。

　　目前为止，即使在互联网革命的大本营-美国，状况也不外如此：为“网络经济”著书立作的大多是IT业内人士，他们多由市场咨询和产业分析升级而来。作品自然是“IT有余，经济不足。”他们近水楼台，最早、最真切地感受到这场大变革。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经济学知识背景，只能针对具体现象，提出一些新概念；只能面对市场、企业的局部变化，作出一些新的解释。但这不是他们的过失，因为面对新形势，整个经济学界基本上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这些浸染了经济学理论的专家学者，赖以谋生的是一套几代人磨砺了一个多世纪的成熟套路。挥舞起来虽然威严壮观，但面对汹涌的网络大潮，却统统失却灵验，漏洞百出。使唤起来总有点不伦不类。但要重新构建一套全新的大框架，对IT业没有透彻的了解和把握，没有横空出世的“大师”级智慧，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这种整个经济学界面临的大尴尬还会越来越强烈。因此经济学家对目前市场上的著作往往表示不屑。可自己一开口，要么掉书袋，要么语无伦次。

　　那么到了中国，情况只能更加糟糕。显然，无论是心态失衡的喧哗，还是迫不及待的欢呼，都是对这场变革必要的推动和促进。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主流学界的集体失语，而且居然是茫然、迟钝的失语。一向以思辩见长的中国思想界，面临如此剧烈、如此明显的变革，全都因为不兼容，而“上不了网”。剧变时期，与其说期待我们的学者提交标准答案，不如说为人们提供启迪的钥匙；与其说是充当革命的主角，不如说为困惑中的人提供启蒙和普及。即便如此，面对全新的力量，敢于思考，敢于发言，都是勇气，都是对智慧的挑战。这时，汪丁丁走了出来，巨大的失语背景为他的话语提供了最醒目的映衬。这样，就有了媒体上汪丁丁一系列论网络经济的文章，这样就有了今天这本《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跨越技术门槛，直取互联网之道

　　自由永远是令人神往的词汇，正如作者所言：“直面现实的勇气，来自我们每个人心灵的那种称为“自由精神”的气质。”汪丁丁以两个“自由”来装饰自己的书名。首先就昭示着，他是以一种理想美好的眼光和近乎神往的心态欢迎这场革命。因此对于我这位被媒体冠为“网络旗手”的人来说，自然一下子就倍有好感。

　　总体而言，目前主导媒体舆论的互联网论语，主要是产业内的记者、企业家和分析人士。在产业新兴时期，他们组成了一个专有“网络”，虽然正以极快的速度扩张。由于“身在此山中”，产业初期的各类非理性的冲动和喧嚣，时常会使他们的思考也如同网络股一样，跌宕起伏。与这个活跃、敏感、易变的专有网络相对应，传统的主流学界面对局势，还不知该如何下手，一方面因为革命刚刚开始，“这块天地还是新开辟的，许多东西都叫不出名字，不得不用手指指点点"(《百年孤独》)。另一方面，面对这场技术革命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确捉襟见肘。他们也构成了另一个专用网络。而在这两个专用网络之间，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这时，汪丁丁来了。他以自己的思辩作成网络之间的连线，开始了网际互通。尽管还是窄带的，但总算开始交流了。

　　互联网与所有新兴的变革一样，在冲击一切的力量中，也不可避免地带着明显的缺陷和诸多的不成熟。因此许多传统的主流学者一方面不知所措，一方面又保持矜持，以“浮躁”、“浅簿”等理由拒绝介入互联网话题，拒绝彼此的沟通和交流。但是，与汪丁丁的交往却十分轻松自如：他把我们当成了朋友，当成了面对同一个问题的平等思考者。有所坚持，但不固执；有所自我启迪，又善于吸纳他人的观点。一方面体现对观点和学问的自信，同时也知道对新兴的力量要善于学习和包容。面对这样有底蕴的学者，那么无论是论战，还是请教，都是一种美好的事情。这一点，《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现得很充分。

　　在汪丁丁的视野中，“旧的经济——以物质资本为基本增长源的经济——正在退出这个世界的主导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以金融市场为媒介的知识人的“观念”与企业家控制的“资本”的直接结合和由此发生的高速增长。这就是新经济。”许多主流学界在观察互联网时，都被“互联网技术”这道无形的门槛给绊倒，或者被吓住。其实他们恰恰忘记了，作为学者，本来就是一个寻道者，而不是实践者。根本不必为具体的技术和应用所束缚，思考者不必是企业者，更不必是技术专家，甚至不必要是用户。汪丁丁显然深韵此道。他涉足互联网，并没有拘泥于电子邮件、上网冲浪，也没有停留于互联网是不是泡沫等太初级、幼稚的问题。而是直取核心，直接寻道：新的制度和新状态的人。两者成了他言论的主题词，而实际上这也正是互联网革命的本质。

　　“新经济，由于其知识密集性，是以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积累为基本增长源的经济。只有人力资本的载体——人，才可能能动地扩张局部市场同时又具备整体性眼光(与公司战略保持基本一致的方向)，只有“知识人”的这种主动精神才可能适应网络经济的高速度”，“新经济的生产组织的产权结构必须以知识人为主体。它的具体形式可以是知识人群体持有大部分公司股票，可以是知识人持有大量认购期权，可以是知识人现期工资收入大大超过企业家阶层的现期收入，也可以是这些形式的不同比例的组合。在新经济的企业里面，知识人的职能是获取和转换知识，企业家的职能是组织知识人之间的合作和创新。”这个观点与我自己的主张十分相符。我也经常讲：“是不是互联网公司并不在于它是不是做互联网。衡量的标准应该是企业机制，尤其是对待知识人的机制。许多互联网公司其实还是传统公司，而一些传统公司可能就是互联网公司。”这其实是目前许多互联网公司面临的可怕误区，而汪丁丁从学术的角度以一语道破了真谛！

　　理性和清醒永远最可贵

　　随着互联网股票的调整，原本热捧的媒体一下子哗变，转之以全面的否定和抨击。互联网界承受着市场和舆论的双重压力。那些面对变革屡屡失语的传统人士似乎到了翻身之日，格外高兴和庆幸。这时的汪丁丁显示出难能可贵的清醒，他以富有诗意的笔触写道：“当泡沫破灭时，从"新经济"的第一批企业家中，大浪淘沙式的严酷竞争总会筛选出一小批"幸存者"，他们是下一轮创新的中坚力量，是创造下一轮历史的英雄，是"能够在冬天里把冰激凌卖得火一般畅旺的人"。劳动生产率仍在持续上升，新经济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比重仍在持续上升，平庸的投资者被幻灭持续清扫出局，把最具潜力的股票像“盛着孩子的洗澡水”那样贱价倾倒给那些更加富于远见的投资者。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新一轮市场高潮的降生。”

　　我自己偏执于互联网，基本上坚持两个“凡是”：“凡是促进互联网发展的，都支持；凡是阻碍互联网发展的，都反对。”因为自己认为，在新兴阶段，发展是第一位的。因为这时候，要为互联网提前准备一套适应的体制，是不现实，过于理想，尽管出发点很好。这也是年初爆发和吴敬琏老师争论的出发点。让发展来推动一切，证明一切；而不是让发展中的问题及一些现象成为否定的理由。同时，在变革面前，面临被冲击的旧体制，因为被动正被最大程度地激活，正是抵抗力最强的时候。这时直取体制，无疑是“学者造反”。

　　技术与制度之争也许不是个根本问题。一般的技术创新，需要有相适应的制度作为前提，才能得以发生和发展。但是对于像互联网这样屈指可数的人类大变革，我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提前为其准备制度。而发展本身就是新制度建立的过程。过去一贯正确的“制度决定技术论”，对互联网来说，可能就落入了老一套的陷阱。因此，我认为，发展是硬道理，是化解一切障碍和助力的最佳催化剂。还是应该让互联网的发展来推动制度，而不是靠我们学者的先知先觉去设立。其实，互联网的发展本身正在创建活生生的全新制度，虽然还很幼稚，有许多缺陷。但如果拘泥于理论上制度，而因此来否定发展本身，则无疑是缘木求鱼！因此从这个角度出现，不但与吴敬琏争论，还对汪丁丁网络思想的广度、力度和清晰度都感到不太过瘾。期望这样的学者应该对产业发展有更大的推动和启蒙，希望观点能够能够更加实在、直接、新锐、有力。但是有时汪丁丁太思辩了，尤其是在互联网面前引经据典时，就不能不让人停顿一下，作一刻敬而远之壮。当然，汪丁丁就是汪丁丁，他不是别人。

　　中国思想界呼唤“互联网转型”网络股跌了，互联网的光环被破除了。但是有关互联网的事还没完没了，远远还没有完了。或者说，才刚刚开始而已。传统产业纷纷启动互联网策略，传统的主流学界知道自己免不了增加互联网的含量，否则这尴尬会越来越大。

　　互联网经济要与传统经济结合，学术界也同样如此。互联网产业会冷不防走出几位天赋超群的学者，但是对互联网革命真正系统地思想，真正从政治、经济、人文等呈现网络本质的，还待于各门各类的专家学者的互联网转型。面对“三月河东，四月河西”的剧变，我们不能从眼前的一点、一刻来作出全局的判定。不能以暂时的高潮、低潮，定论互联网的一切。正如汪丁丁所写：“我们民族的传统产业于是面临着世界新经济体系的远比以前更加严峻的挑战：要么服从“新经济”的制度特征，要么被淘汰出局。这是目前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的家族式企业不得不应对的抉择。”其实，不但是企业，包括目前主流学界也应该有同样的互联网危机感。

　　“在地狱的入口处，需要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人类争取自由的过程中，需要的是承认我们所处的和将要进入的状态为"不自由状态"的勇气，并且始终注视那犹如天上星辰般崇高的自由王国。”也许互联网离汪丁丁期望中的自由王国并不比我们的现实更近，但是互联网发展的确需要注入更多的思想，需要注入更多的理性。中国的学者们应该积极“触网”，并且早日由“窄带思想”升级到“宽带思想”。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态要与互联网一样，积极吸纳、开放包容、敢于纠错，《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已经是个不错的开端！开动大脑，勇敢地往互联网转型，中国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