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中国3G牵动谁的利益

　　为什么中国3G能引起如此之多的纠葛？说白了还是其中的利益弄人。中国应尽快上3G的呼声中，谁最着急？是设备商、运营商，还是政府？

　　3G的话题从1985年提出至今已经20个年头了，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3G一直是业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技术提交到标准之争，再到牌照拍卖，虽然其中非议甚多，但3G一直没离开过人们的视线。

　　谁在这场“中国应尽快上3G”的呼声中喊得最凶？其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固网与移动运营商对3G态度迥异

　　3G是个金矿，人人都想挖！在这场争夺3G的征战中，移动运营商与固网运营商表现出的态度让人琢磨不透里面的玄机。

　　阚凯力说，3G系统主要的业务还是话音。在中国，无论GSM也好，还是CDMA也好，容量都是非常充裕的。中国移动也好，中国联通也好，眼下他们对3G的积极性恐怕都不高。

　　他向《IT时代周刊》记者介绍，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没有取得移动通信经营权的电信运营企业都极力主张政府立即发放3G牌照。而目前的移动通信运营企业却比较稳健，他们建议首先进行试验，尤其是业务的商业运营试验。

　　为什么有这样截然相反的态度？“其实，他们之间的态度很好理解”。阚凯力介绍说，“设备制造企业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销售；未取得移动通信经营权的运营企业是为了借3G之机进入移动通信业务；而目前的移动通信运营企业主要是考虑自己大规模投资的风险，成本是否可以收回而且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中移动和中联通在现有的2.5G网下，就已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那么，在争夺3G牌照的步伐中，中国6大运营商中谁最有可能拿到牌照？阚凯力接受《IT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从现在来看，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都没有表示出要上3G的积极性，这是因为他们现在都能提供无线宽带的业务或者说3G的服务，而且都没有面临现有网络容量不足，现有系统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不会一马当先去申请3G牌照。而中国电信和网通集团，他们首先碰到是政府是否允许它经营移动通信业务的问题。在政府还没定论前，即使他们想要，也不一定要得到。

　　至于铁通和卫通，两方面的问题都存在，一个是能力问题；另一方面，即使他们想要，政府也不见得会给。因为发放3G牌照，国际上通行的有两种做法，一个叫做拍卖，显然中国不适用；还有一个叫做选美，那得看自身条件如何。

　　国外设备制造商着急中国3G

　　与国内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相比，国外通信制造商在中国何时启动3G这一问题上，显得非常着急。

　　在中国3G进程中，看一下各跨国公司总裁纷至来华的情况，就能了解到他们对中国赶紧上3G的急迫。以2004年7月至8月这个时间段为例：

　　7月19日，美国高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文·雅各布来到广州，展示其代表3G的CDMA2000 1X&&EV-DO设备及技术，同时密切关注中国的3G进展；

　　7月，美国朗讯科技宣布将投资5000万美元在南京市建立3G研发中心，该机构将致力于支持CDMA和WCDMA等3G扩频移动通信技术；

　　8月初，西门子移动宣布将增加投资3000万美元扩建上海工厂，使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成为全球第2个3G生产基地；

　　同月，北电网络宣布将中国研发中心人员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400人，2005年增加至800人，以投入3G移动通信技术的开发；

　　8月27日，阿尔卡特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詹迈廷造访中国，并宣布阿尔卡特将在华投入4500万美元，用于3G基础网络及其应用开发。同时在上海贝尔阿尔卡特1亿美元的研发投入中，相当部分将用于3G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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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通信设备制造商的着急，阚凯力深有体会。2005年3月，他就向跨国公司开炮，“请那些跨国公司都回到自己国家，是北美的公司你们回北美，是欧洲的公司你们回欧洲，你们到那里去推广3G网络去。只要你们能在欧洲或者北美获得成功，不需要来动员中国，中国肯定就会自己上。”

　　“为什么说设备制造商，尤其是跨国制造商在拼命推销3G？他们只是想卖设备而已。”阚教授说，“中国3G推动力主要是跨国设备商。”设备商此举只为缓解不景气的全球电信市场带来的压力，只有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3G的启动，才能卖出更多的设备，分到更大的蛋糕。

　　国家不能被某些利益集团俘获

　　3G缓上还是急上？是个挠头的问题。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运营商对3G心态的急切，设备供应商对3G的赌注下得越来越大都一一看在眼里，3G发放后蕴藏的财富可能富饶，但发放3G毕竟意味着几千亿元的投资，在尚无成功的例子前，风险随处会碰到。

　　2004年年底，一场有关“国家究竟有没有被俘获”的争论在业界唱响。身为主角之一的阚凯力直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为首编写的《中国3G世纪报告》。

　　在一篇《我为何主张尽早开放3G市场》的文章中，胡鞍钢坚持自己的“国家俘获论”观点。“客观地分析，3G市场迟迟不能开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被俘获’。这不仅仅是一个部门被俘获，而是多个部门被俘获。”胡鞍钢在文中称，在经济转轨期间，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国家被俘获”，指国家当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俘虏，使其公共政策、公共投资、公共资源分配明显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而以牺牲全社会利益和整体福利为代价。“这是在经济转型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或政治经济现象”。

　　对此，阚凯力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鞍钢并没说出国家究竟是被哪些利益集团所俘获，是运营商、本土设备商还是洋设备商？“正相反，中国政府不急着发牌照恰恰说明没有被利益集团俘获。”阚凯力坚持自己的观点，“国家是不能‘被劫持的’，既不能被某些企业‘劫持’，也不能被‘某些专家’的言论‘劫持’。”

     IT时代周刊：阚教授为什么一直反对中国上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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