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世界2004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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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郑正

　　如今这DV热潮只怕是一浪高过一浪，从中央到地方，各种规格、各类奖项的DV比赛层出不穷。经过几年的积累，加之大众媒体的开导，以及众多高校纷纷上马影视专业，这就使得DV拍摄完成了从新潮、时尚、赶趟儿到如今成为新青年新生活的必修课这么一个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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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人捧场又要钱捧场

　　如果说几年前拍个DV(那时候叫超8)还算非常私人化的话，那么现在简直就是一个社会事件了。首先是创作者的热情和自我关注度要高；其次，除了邀请同学朋友加盟助阵，说不定还要惊动街坊四邻大叔大婶；最后，片子做出来也不像以往那样，几个哥们凑在一起看看就了事，现在还要讲求包装，粗糙点儿的就传到互联网上，混它个千八百的点击率，而那些自我感觉还算良好的呢，要么拿到电视台去播，运气好可以赚个几百上千的稿费，要么送出去参加比赛，大大小小国内国外，就看你的能耐了，要是真能折腾到老外跟前，那差不多就算前途无量功德圆满了。

　　上面的话或许贫了点，但却是事实。

　　记得曾经有个“老人家”这样跟我说，现在玩DV像极了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写诗的感觉。我倒不这么觉得。写诗不就是一支笔一页纸的事吗？玩 DV哪有这么简单？要舍得往里扔钱才行啊！一台DV机至少三五千，好的两三万，后期的电脑、采集卡、非线软件，算起来还是很让人心疼的一笔花销。而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是要看你究竟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来。以我个人有限的观看体验，或许要给出一个不太乐观的评价：就是从总体上来说，现在的DV充斥了太多的风花雪月和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有点像少男做梦少女怀春的作文。我这样说并没有半点要打击大家积极性的意思，玩DV也有它的技术限制和语言规范，因此没必要太过苛求，拍影像录声音的事儿毕竟跟拿笔写字不一样啊。理解万岁！

　　总有一些作品让人心动

　　最近有幸参加了重庆市第一届数码录像(DV)短片比赛的组织工作，打杂之外也看了全部近100部片子，感慨良多。

　　首先是参加者数量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料。开始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只有二三十个片子参赛，那该怎么办？还好，报名截止前几天，参加者们蜂拥而至，让我们安下心来。经过统计，这些参赛作品涉及到重庆本地高校14所，外地高校3所，其中以影视专业的学生递交的作品数量最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和另外一位同志承担了初选的工作，刚开始还很兴奋，觉得别人作品的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有快感。但问题是快感很快就变成了痛感。没日没夜地看片子，其实一点也不好玩，好些片子看个开头就没有兴趣了，但为了对参加者的辛勤劳动有个交代，还是得咬着牙关看到片尾字幕。不幸的是，另外一位同志看吐了，至少是一阵阵的头晕和恶心。为什么呢？摇晃不定的画面、时断时续的声音，还有大段大段不知所谓的长镜头，实在叫人难以忍受——希望这个评价不会得罪那些以此为风格和追求的朋友。但总的来说，我的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作品的总体质量比我预计的要好，所关注的话题和呈现的类型也比我想象的要宽。后来选出了22部作品入围竞赛单元，其中有好几个片子都是我打心眼里喜欢的。

　　来自重庆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欧阳杰，一个看上去有点恍惚的年轻人，21分钟的短片《妈妈出门啦》，让我看到了他小小的灵气。片子讲述一个小朋友在妈妈出门之后偷偷玩耍的故事。他的玩法很简单，不外乎做贼似的找了根烟抽，在来家里串门的邻居和姐姐的前男友之间周旋，想看成人级的影碟却发现上了当。正当一切都杂乱无章时，妈妈回来了，小朋友又开始装腔作势地念起了英文单词。

　　这个片子最让我高兴的是作者对叙事的控制和体现在长镜头里的场面调度，谈不上精彩，但很从容，叙事和影像也非常地协调。另外一点就是这个片子没有什么野心，很简单的故事就用很简单的手法来拍，不吓唬别人，也不吓唬自己。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很是难能可贵。

　　《大耳》的作者是重庆邮电学院传媒艺术学院的蓝卓鹏。我很喜欢他这个片子透露出的想像力，这是当代大学生非常缺乏的东西。片子拍得很好玩，讲一个叫大耳的年轻人因为失恋而自杀，变成鬼之后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和其他的鬼讨论人生和理想。他不停地问自己也问别人“点解？”(为什么的意思，蓝同学是广东人，片子的配音也用的是粤语)后来这个大耳遇到了第16任上帝，上帝允诺：只要能够在FIFA的电脑游戏中取胜，就给他一个重生的机会。而这个所谓的上帝呢，来历更加神奇，说是天上开神仙大会，什么玉皇啊耶稣啊真主啊，各系统各单位的一把手们齐聚一堂，玩大富翁游戏来决定由谁出任新一任上帝，但是三缺一差一个人啊，恰好端茶送水的服务生被他们逮到了。谁知最后的结果竟是服务生赢了，于是就有了这第16任上帝。看到这里我一直没停住哈哈大笑，真是好玩。整个片子给我的感觉是心态非常放松，天马行空任意挥洒，完全没有压力。如果能承受摇晃和噪点，看起来还是很受用的。

　　获得剧情片类金奖的《路口》由中央戏剧学院和重庆工学院的两位同学联合制作。从整体上讲，《路口》表现出了学生作品里难得一见的稳重和成熟，叙事、镜头、调度、剪辑都规规矩矩，表演也比较到位。片子讲述了农村高中毕业生面对前途时的迷茫、两小无猜的爱情与现实的较量，以及青涩的情感体验，这些都是还来不及表达就已经结束的惆怅。安静地看下来，你可能会被感动，因为所有的青春都是这样一个大致的轮廓。看这个片子感觉很亲切，作者的态度很真诚。他们讲述着别人的故事，咀嚼的却是自己的伤口。

　　而纪录片方面，总体表现欠佳。荣获金奖的《家·年》记录了作者回家过年的全过程。其实这部片子本身并没有多少新意，只是制作得比较好，更重要的是，吃饭、拜年、上坟、祭祖，几天的时间里，作者的赤子之心坦然流露。结尾处，作者站在车上，手持摄像机拍下了一个长长的镜头——父母和亲戚们站在村口，目送着他离开。这是很能牵动人们心底里那一根普通而敏感的神经的，只是好多人或许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去体验和表达了。颁奖礼上，作者王建峰——这个来自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在接受了鲜花和掌声之后，向自己的父母深深地鞠了一躬，谦逊而自省，激动而诚恳。

　　学生作品思想内涵审视

　　写到这里，我还想说一些别的东西，就是这些片子所传达出的当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

　　第一，这些作品中大多弥漫着一种迷茫和不知所措的情绪。这些年轻的人们，在面对这个纷繁的世界时，大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或者说，他们还不知道该怎样去做好这个准备，而未来的道路，已经不再看得清晰，头顶的天空，也已经变得不似童年时那么湛蓝。在占到作品数一大半的描写青春和爱情的片子里，几乎看不到一丝对青春确切的理解。而爱情在这些大学生眼里也像是一场游戏，或者是寂寞的避难所。这些虚假、做作、无视生活和现实的通病可能真的不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但他们真的需要变得成熟，和更加成熟。

　　第二，校园题材的作品普遍表现得比较苍白，这多少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事实上，虽然现在的我仍然身在校园，但对校园生活的认识或许还停留在基于自身回忆的想像层面上，而那些更为年轻的学子们，他们的校园生活正在变得普通和实际。我不敢说他们没有理想，只是这个理想的形态和方式，在消费社会的包裹下，和我们那个年代或许已经很不一样了。

　　第三，我注意到，在好些作品里，自杀——作为主题也好，作为要素也好，或者只是作为一个细节也好，出现的频率高得惊人。而伴随自杀出现的往往是有关死亡的想像和讨论。他们想要表达什么呢？是害怕孤独，害怕失去，还是仅仅因为死亡本身的不可认识而给了他们好奇和想像的乐趣？我不敢妄下断语。当然，我并不害怕他们探讨自杀和死亡，因为他们在片子里所表现出来的真诚、无畏和执拗，已经非常可爱了。

　　国家为DV正名

　　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拿起DV，拍过一些并不太好的东西，并且也还将继续拍下去，因为我想把我对电影的梦想和对生活的热爱都拍到里面去。所以对于眼下的 DV热潮，我决不是一个反对者。

　　前段时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加强影视播放机构和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播放DV片管理的通知》，很多人得到这个消息后有些紧张地对我说：这下麻烦大了，以后要怎么拍片呢？我倒没觉得有什么可紧张的，这个通知完全可以换个角度来解读。

　　其实，通读全文，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并不坏的消息。文件的核心意思不外乎是把时下风行的DV作品纳入到现行的影视作品播放和管理体制之中，并没有额外给DV 作品增加什么特殊的管制。而现行的管理体制指的无非就是《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和《电影管理条例》这两个最主要的法规。想想看，在DV之外，我们在平日里看到的其他影视作品不也一直都是以这两个条例为生产基准的吗？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此外，在这个通知出台之前，我们的政府部门对DV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就是说一直没有给DV一个合法的身份。现在不是很好吗？DV的身份明朗了，热衷于DV拍摄的人们也终于清楚自己到底该怎么做了。

　　DV类电视栏目举步维艰

　　中央电视台第10套“讲述”栏目眼下正在承办的一个比赛和展映活动“DV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即是由国家广电总局和中国广播电视电影集团主办的，从官方层次上来说，这是目前众多DV比赛中档次最高的。在通知出台的同时进行这项比赛，其导向性和权威性不言自明，这对于规范全国的DV创作大有裨益。

　　至于各地方电视台进行的类似活动或比赛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现在各地方电视台开设的DV栏目多为周播节目，而以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为代表的仍在坚持日播DV节目的已是凤毛麟角。

　　北京电视台恐怕是国内最早做DV节目的地方台，用该台制作人的话说，“辅导老百姓拍DV”是他们最日常的工作。但他们的DV节目老早就被停掉了，因为长期“辅导”毕竟太不现实。香港的凤凰卫视也是很早以前就开办了“DV新世代：中华青年影像大展”，可节目在运作了两年之后也于今年早些时候停了。不可否认他们都为DV的普及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但总的来说，节目前景并非一片大好。

　　电视台做栏目要承受很多压力，包括播出的压力、收视率的压力、广告投放的压力、上级主管的压力等。而我们拍片子的人呢，自然没有这么多的束缚，想怎么拍就可以怎么拍，甚至还可以对电视台的人故作NB地说，你们爱播不播。

　　这是个影像泛滥的时代，制造影像的力量才是最可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