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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技》:进化,还有问题吗?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11日 15:19 《大科技》杂志

  在《物种起源》面世的近150年(完稿于1853年、问世于1859年)以来,进化理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可是,仍然有一些达尔文进化论无法回答的恼人问题,达尔文所遭遇的挑战也从未停止过。

  文/林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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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创世大爆发

  5.7亿年前,地球已经运转了40亿年,简单的细胞生命也已经历了约30亿年的繁衍生息,一切准备就绪:地质成熟了,大气成熟了,生物条件也成熟了……一场生命进化史上的盛大戏剧开始上演。在一个极其短暂的时期里,众多的生命角色蜂拥登台,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地上跑的、地底爬的,仅仅在几百万年时间里(对于漫长的地球演化史而言这是极短暂的一瞬)就挤满了地球的角角落落,生命记录原本苍白的地球一下子热闹起来。

  这个时期正值地球的寒武纪,寒武纪是距今5.7亿年前—5.1亿年前的一个地质时代。在这一时期,大约50个门的大量多细胞生物(包括几乎所有现生生物的祖先)快速出现,绝大多数无脊椎动物在很短的几百万年时间内就一起出现了,起先是寒武纪初小壳化石的爆发性发展,继之被大型带壳动物取代。这一时期,最繁荣的生物是节肢动物三叶虫,其次是腕足动物、古杯动物、棘皮动物和腹足动物,这些生物形态奇特,和地球上现在的生物极不相同。这就是著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它是地球生命进程中最为快速、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绝无仅有的演化革新事件。

  1984年7月,我国科学家在云南澄江帽天山发现了轰动世界的动物群化石,这就是距今约5.3亿年的一个多门类动物化石群——澄江动物化石群。在已采集到的5万余块动物化石标本中,不仅有大量的海绵动物、腔肠动物、腕足动物、软件动物和节肢动物,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珍稀动物及形形色色根本无法归类的化石,现今生存的各种动物,都能在这里找到其先驱代表。澄江动物化石群再次确证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事实,与澳大利亚埃迪卡拉动物群、加拿大布尔吉斯动物群一起被古生物学家列为地球早期生命起源和演化实例的三大奇迹。

  是什么原因使得早期寒武纪世界能够激发这样的生命“爆发”?长期以来这是古生物学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古生物学家为此做出大量的努力,他们寻找了多种原因:或许是因为大气中积累了足够的有利于呼吸作用的氧;全球环境变化有利于后生动物的生存;海洋化学物质的变化积累了大量的磷酸盐,使得软体动物有可能演化出保护性的骨骼:生态学理论及其相互捕食关系的理论对此也作出了解释。

  渐进还是跃进?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达尔文进化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根据达尔文进化学说,生物个体在长时间的演化中,经过自然选择,其微小的变异积累为显著的变异,于是形成新的物种或新的亚种,因此,繁多的物种是类似于从一到二、从二到三这样循序渐进、缓慢演变出来的。达尔文还一再宣称“自然界没有飞跃”,但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表示自己无法解释在寒武纪早期大量生物突然涌现这一事实。

  事实上,30多亿年的生命演化史上爆发性发展的现象屡见不鲜,自然界和生物界的飞跃也是一个接一个。类似澄江动物群代表的“寒武纪大爆炸”那样的跃进的进化现象,在生命演化史上至少还有“埃迪亚卡拉大爆发”、“三叠纪大爆发”、“早第三纪大爆发”等。

  鉴于大量事实,美国科学家埃尔德里奇和古尔德于1972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生物进化理论——“间断平衡论”。该理论指出,生物的进化并不像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缓慢的渐变积累过程,而是长期的稳定(甚至不变)与短暂的剧变交替的过程。换句话说,新种的产生不是渐变的而是突然的、跳跃的,然后,新种在快速形成之后就处于保守的或进化的停滞状态,直到下一次新种形成事件发生之前,

  外观形状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当然,物种在停滞时期也是进化的,停滞时期的进化是一种在生物种群内发生的微小的进化,属于渐进化的范畴,用达尔文的理论即可解释。而像“寒武纪大爆炸”那样物种大量形成的跳跃式的、不连续的大进化则是达尔文进化论无法解释的,而“间断平衡”理论较合理地解释了生命演化史上的很多记录,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指出了生物界的进化不但有渐进,而且有跃进,而且这跃进对生命发展史更为重要,如果缺少这样的飞跃,生命的进化速度也不知会慢多少倍。达尔文的“自然界无飞跃”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渐灭还是突灭?

  不仅生命的创生发展会突然发生,它的灭绝消亡也有相似的规律。

  4.4亿年前,我们所知的第一次大灭绝席卷全球,那时的地球生命大概才处于婴儿期吧,该是多么脆弱啊!那么多刚刚进化的生命——笔石、鹦鹉螺、三叶虫……它们正在一代又一代地向前奋进,却有一大半无情地被消灭。这就是“奥陶纪大灭绝”。

  3.5亿年前,又一次大灭绝来了。这次大灭绝持续了约3000万年,造成地球海洋生物消失近半。这就是“泥盆纪大灭绝”。

  2.5亿年前,大灭绝又来了。这是地球生物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毁灭:当时90%的动物、海洋生物和植物从地球上消失了。这就是“二叠纪大灭绝”。

  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大灭绝”是最为著名的灭绝事件,因为恐龙在这次事件中彻底消失。

  在漫长的生命演化历史上,这样集群性灭绝的事件时有发生,自距今5.7亿年的寒武纪初以来,有人统计明显的生物突灭事件有15次,而上面列举的不过是其中最大的几次。

  达尔文认为,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在与环境的不断协调中,一些渐变形成的新种取代了老种,这就是物种灭亡的灭亡与新生规律。而这样把所有物种不分青红皂白一起消灭的集群性灭绝事件让达尔文主义者哑口无言。你要渐变吗?对不起,大自然要把一切推倒重来,你能抵挡吗?达尔文主义者只好把这样的事件自嘲为“进化时钟的逆转”。

  法国18世纪著名的动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居维叶首先提出了“灾变论”的思想,他认为由于地球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突然的灾变,使当时的生物灭绝,以后又重新产生新的生物,现代的物种与远古的生物无关,而是五六千年前最近一次灾变后的产物。如此循环往复,就构成地球生物的发展史。至于为什么会发生灾变呢?则只好祈求上帝。因此,尽管居维叶的“灾变论”有一定合理成分,但终因不能自圆其说,而被后来的达尔文进化学说所取代。

  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兴德沃夫率先提出了“新灾变论”,以后获得很多学者的支持。他们认为:在宇宙和地球演化史中,包括生命演化史中,出现过一系列的突变和灾变事件,引起突灭。突灭具有突发性、短暂性等特点,且以外因为主,例如超新星爆发、小行星或彗星撞击地球、太阳耀斑爆发等。灾变现象普遍存在于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是宇宙和地球演化、生命演化的一种基本现象,对新事物诞生和旧事物死亡起着主要作用。

  对于新灾变论者,中国学者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华裔地质学家许靖华先生了。在《大灭绝》一书里,许先生利用地质学上的一些有力证据证明,古生物史上的历次灭绝和生命爆发现象似乎都对应着无法逃避的天降奇灾:彗星撞击、陨石雨……据此,他认为,在生物进化史中,自然选择不是进化的主导因素,灾祸和幸运者生存却构成了生命史的最重大部分。

  残酷竞争还是协同进化?

  在达尔文的视野里,自然界永远是残酷的,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众多的生物不得不进行着极为剧烈的生存竞争,在这种竞争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物种有利的变异将被保存下来,不利的变异则被淘汰,逐渐积累的有利变异结果形成新种。由此,达尔文创立了“生存竞争”理论并成为他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前提和基础。

  确实,放眼大自然,残酷的生存竞争无处不在,可惜的是,达尔文没有看到大自然的另一面——生物界所展现的和谐共存令人感慨万千。

  人们常慨叹自然界花的绚丽、果的香甜,其实这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动植物协同进化的结果。花儿的颜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昆虫而设的,在温带地区,许多植物的花往往是白色、紫色或蓝色,因为这里的昆虫对鲜红色辨别力较差;而在热带,很多花则是红色,因为这些地方的蝶类和蜂鸟善于辨别这种鲜艳的颜色。我们知道,昆虫在寻花采蜜的时候,也为植物完成了授粉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昆虫得到食物,花得以授粉,动物与植物彼此受益,相得益彰。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有时甚至协同进化出令人惊讶的现象,动植物的一方仿佛完全是为了适应另一方而存在,如蝴蝶的口器刚好适合兰花的唇瓣,一些花筒的长度和形状恰巧与采蜜蜂鸟的喙相吻合。

  我们熟悉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整体都是建立在生物共生的基础之上的。昆虫、鸟类、哺乳类,很多生物为有花植物的授粉作用,种子传播服务。有花植物则为它们提供花蜜、果实作为回报。如果没有生物的共生关系,大部分植物就无法生存。虽然以木质素、纤维素为食的各种动物其身体无法产生相应的消化酶,但是它们肠道里的微生物为他们提供了这种能力,各种昆虫、哺乳类的肠道中都有特别的微生物使他们不致饿死。更妙的是,各种共生于肠道之中的大量细菌产生的甲烷气体进入到大气中,还使得甲烷这种还原性的气体成为地球大气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改变了大气的化学性质。

  动物之间的互惠互利也非常有趣。鳄鱼和千鸟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例,千鸟不但在凶猛的鳄鱼身上寻找小虫吃,还能进入鳄鱼的口腔中啄食鱼、蚌、虾、蛙等的肉屑和寄生在口腔内的水蛭。印度有一种身体硕壮勇猛、力大无比的犀牛,但它的眼睛极小,而且近视,其生活有诸多不便,幸好大自然给它安排了一个好助手,即一种叫牛鹭的小鸟,也叫剔食鸟,停栖在它的身上,专门“伺候”犀牛。犀牛粗皱的皮肤褶缝里,隐藏着不少寄生虫,牛鹭专啄它身上的寄生虫,解除它的痛苦,此举既吃饱了牛鹭的肚子又清洁了犀牛的身体,一举两得,互相受益。动物之间的互惠互利可以说不胜枚举。

  大自然就是这样随着生命的进化将自身编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网,所有的环节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相关联。不仅动物与动物之间存在着食物链关系,植物与植物之间有相生相克,动物和植物也是相互依赖,协同进化。

  1976年,德国学者哈肯创立了“协同论”,描述了系统进化过程中内部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协同行为,并指出这种协同行为是系统进化的必要条件。协同进化理论的核心是中国古代的“相生相克”理论,即一些生物个体、种群的进化与另一些生物个体、种群的进化相互关系是相生相克的关系,它们之间通过生存竞争,各自夺取所需资源,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又通过协同,相互利用、共同生存、节约资源,求得生态系统的生存平衡和持续发展。

  协同进化论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相比,在反映自然界和生物界的进化方面更为全面、更为准确,尤其在当前人类面临全球性人口增长过快、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今天,唯有理解和运用协同进化论,才能改善和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进化:偶然还是必然?

  对生物进化的研究是由博物学家开始的,他们所观察的都是肉眼可见的生物现象和生物结构,如鸟类的翅膀、长颈鹿的脖子、鱼类的体型。达尔文也主要是通过这样的观察结果,得出结论认为一切生物都是由自然来进行选择的。

  地球上的各种生物普遍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都有依照几何比率增长的倾向。例如,象是一种繁殖很慢的动物,但是如果每一头雌象一生(30~90岁)产仔6头,每头活到100岁,而且都能进行繁殖的话,那么到750年以后,一对象的后代就可达到1900万头。因此,按照理论上的计算,即使繁殖不是很快的动、植物,也会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产生大量的后代而占满整个地球。但事实上,几万年来,象的数量也从没有增加到那样多,自然界里很多生物的繁殖能力都远远超过了象的繁殖能力,但各种生物的数量在一定的时期内都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这是为什么呢?达尔文认为,这主要是繁殖过度引起的生存斗争的缘故,任何一种生物在生活过程中都必须为生存而斗争,由于生存斗争,导致生物大量死亡,结果只有少量个体生存下来。显然,凡是生存下来的生物都是适应环境的,而被淘汰的生物都是对环境不适应的,

  这就是适者生存。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过程就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过程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连续的过程。

  长颈鹿的脖子正是自然选择的一个典型。自然界最初存在着脖子稍短的长颈鹿,它以树叶为食。后来在繁衍过程中出现了变异,一种脖子更长的长颈鹿出现了。两种长颈鹿在生存过程中,为了抢夺食物而进行着不断的竞争。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那些脖子稍长的长颈鹿因为占据着生存优势,因此它们生存下来了,并世代繁衍下去。

  在《物种起源》发表后的100多年时间中人们对此也没有提出过疑义。但是,在1968年日本遗传学家木村资生首先提出了分子进化中性学说(简称中性学说),向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部分——自然选择学说提出了挑战。第二年,美国学者J.L.金和T.H.朱克斯用大量分子生物学实验和资料肯定了这一学说,并把这一学说称为非达尔文主义。其要点是:认为生物进化的主导因素不是自然选择,而是不好不坏的中性选择;新种的形成主要不是由微小的长期有利变异积累而成,而是由那些无适应性的、无好坏利害之分的中性突变积累而成。即生物在分子水平的大多数突变是中性的或近似中性的,它们既没有好坏利害之别,又没有适应和不适应之分,因此自然选择对它们不起作用,它们变成什么样是随机的。

  虽然自然选择也认为变异是随机的,但更认为变异能够通过一代又一代地繁衍保留其中适应环境的部分。而中性选择否定这一点,认为不仅变异的产生是随机的,哪一种变异被保留下来也是纯偶然的,分子进化中起作用的只是机遇,而自然环境并不能对生物的遗传变异产生根本影响。中性学说能解释许多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学说所不能解释的生命进化现象,因此迅速成为一个新的流行学说。今天的生物学界已经达成共识:自然选择确实不是进化的唯一动力,可以说,自然选择在分子层面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否证。

  进化:基因还是个体?

  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100多年后,基因研究的大门徐徐开启,进化论遭到基因的强力挑战。在一个叫理查德·道金斯的家伙的锐利剖析下,进化的涵义突然变得令人不可思议的陌生。道金斯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进化的单元可能既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甚至也不是个体,而是基因。在他的基因中心论中,大千世界真正的统治者是构成我们身体的基因,生命的个体反而成了基因主宰着的生存机器。“人类(包括所有生物)除了是暂时幸存于世的机器之外,什么也不是,像汽车那样,是为他人的利益而前进。” 道金斯这样认为。

  所有生物的个体和群体就像是天空中聚合的云彩,转瞬即逝,而基因是永恒的,它把每一个生命当作生存的机器,驱使着生命为自己服务。当一个生命消失,它又转到另一个身上,所有生命的繁衍和演化,都是基因谋求自身生存的结果。

  基因为达到生存的目的会不择手段。动物照料它的后代,从生物个体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一种利他行为。但是正是因为基因控制着这种行为,它才能通过动物照料后代的这种利他行为完成自身的复制,使其自身得以生存。所有在生物个体角度看来明显是利他行为的例子,均是基因自私的结果。基因是如何面对生存竞争的呢?道金斯列举了大量的动物行为,生动地描述了基因如何通过博弈,不断建立更为完善的生存策略。

  博弈的前提是所有的竞争者都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所谓自私,不过就是争取自身的生存。为了自身的生存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只是把对手吃掉一种。比如,“如果你比对手小,就逃走;如果你比对手大,就进攻”。恃强凌弱,逢善者欺,逢恶者怕。这就是我们人类非常熟悉的一种生存策略,谁胆敢打破这一切,必定头破血流。

  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进化故事真令人类绝望和窒息,如果我们命中注定是基因的奴隶,我们的道德观念还有必要吗?曾经有人在读了道金斯的书后三天没有睡好觉,他被书中那些冷酷、凄凉的预言搅得心烦意乱。还有很多人读了道金斯的书后,饱含眼泪,突然间看透了生活的空虚和渺茫。

  但悟透基因自私性真谛的道金斯本人却没有绝望,也许他早已认识到正是生命的虚无才衬托出生活的可贵:经过几百亿年的沉睡之后,生命让我们睁开眼睛看到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星体,闪烁着绚丽的色彩,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并在阳光下度过我们短暂的一生,难道不是一种令人陶醉的享受吗?

  如果重来一次,人类还会出现吗?

  进化有方向吗?它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可动摇的发展方向吗?从进化的时间顺序上,我们确实看到这样的情况,真核生物要比原核生物复杂,多细胞生物要比单细胞生物复杂,脊椎动物要比无脊椎动物复杂。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些生物同时也在不同的途径上进化,这些途径,当然可能是由简单到复杂,但也可能就是由简单到简单,在复杂性上保持不变,甚至可能是由复杂到简单!比如对于寄生生物,它们的细胞、组织、器官逐步退化,形态结构就是越来越简单,病毒甚至于退化到只剩下最少量的遗传物质和一个外壳。也就是说,在进化上,复杂的必然由简单的演变而来,但简单的并不一定会变成复杂,复杂的反而可能变得简单。

  而所谓低级、高级的比较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进化大树有无数的分枝,很难说哪个枝头更高一些。生物学上有低等生物与高等生物的划分,但这并不表明高等生物真的高出一筹,细菌是非常简单的低等生物,但它们的种类之多、数目之巨、对环境适应之强却是大部分高等生物所望尘莫及的;病毒甚至简单得连生命的资格都算不上,但号称最高级的生物——人类却常常在它面前败下阵来。所以进化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我们更进一步设想,如果生命进化的历史可以推倒重来一遍,还能够与原来的一模一样吗?我们人类还能够再次来到地球上吗?绝对不能。我们所了解的进化概况,所看到的生命世界,绝对不是惟一可能的世界。

  进化是必然的,只要有生命存在,就会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不断繁衍、相互竞争、进而发生变化。但是变化的方向,即进化的取向,并不是必然的,生物分子的偶然变异、环境的轻微变化,进化就会突然而至,一切更像是一场机缘巧合。

  三叶虫来了,又走了;恐龙来了,又走了……每个物种都曾尝试,每个物种都努力向上,每个物种都曾攀登上自身进化的高峰。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被会被命运之刀随意切断,你自身迈出的脚步,就可能诱发某个灾变,将你永远带走;你、我、他,谁都无法预言,究竟是哪个微小的变动,会诱发微小的、或是灾难性的变化。我们都尽力而为,最终不过是迈向自己的灭绝,为新的生命形式、新的生存方式,让出道路。

  所有生存过的物种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已灭绝了。这个悲惨的事实说明了一点:进化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它不是由低级到高级,也不是由简单到复杂。进化没有方向,也没有终点。

  一切都在偶然中产生,一切都在偶然中结束,即便人类的产生也是无数偶然事件的结果。如果在寒武纪的物种大爆发中,最初的弱小的脊椎动物没能幸存下来,则今天或许根本不会有脊椎动物;如果一种不起眼的鱼类不是偶然在鱼鳍中长出了骨头,则脊椎动物或许根本不可能登上陆地;如果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导致恐龙的灭绝,则小小的哺乳动物可能根本没有机会主宰地球;而如果在大约四百万年前非洲大草原的气候不变干燥,迫使南方古猿的祖先放弃丛林生活下地直立行走,则所谓的人类也许不过是另一类猩猩。当我们回顾这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时,我们相信,我们完全可以是另一种生物,和我们现在的模样根本不同,而且,以后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整个生命世界亦将是面目全非。

  今天科学家对进化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在“贝格尔”号船上苦思冥想的青年达尔文所能想象的内容,但关于进化的思考仍没有停止。生命的历史是一部远未读完的大书,需要我们不断去品味。

  [资料] 达尔文进化论

  达尔文的进化论实际上主要包括5个相对独立的理论。

  1、进化论本身:这个学说指出世界既不是固定不变也不是循环式地变化,而是发展式的演变,一切都随时间而进化。达尔文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理论的人,但他第一个把进化思想发展成有充分根据的学说,使大部分生物学家在短时间里都相信了进化论。

  2、共同祖先学说:达尔文明确提出所有的生物都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每一类生物都来自一个祖先种,所有的祖先种也都源于一个更远古的祖先种,从而可以追溯到一种最原始的生命形式作为所有生物的共同祖先。

  3、渐变性进化学说:这个学说指的是生物进化总是逐渐进行的,而不是跳跃式或骤变式的。达尔文认为进化是通过积累一系列细微、连续的有利变异而产生,新物种由原来已存在的物种缓慢进化而成,而且在进化的每一阶段都保持其对环境的适应性。

  4、物种形成及增殖学说:这一学说是解释生物世界的多样性以及庞大数目来源问题。达尔文发现,物种增殖是由一个祖先种产生出几个子代种的进化,正是子代种一代又一代的分支,才产生生物世界的多样性。

  5、自然选择学说:这是最先由达尔文提出来的革命性学说,是最能代表达尔文思想的学说之一。自然选择的对象是生物个体,正是由于物种个体间存在着适应性、生存和生殖能力上的差异而使得自然选择可以进行。通过自然选择,就会造成“适者生存发展,不适者被淘汰”。

  加拉帕戈斯群岛

  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太平洋赤道附近的一个群岛。它的出名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和达尔文一个改变世界的科学理论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进化论。

  1831年12月,达尔文乘坐英国海军“贝格尔”号军舰开始了为期5年的环球考察。1835年,他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在这个群岛上,有着各种奇异的生物,例如巨大的海龟、蜥蜴和鸟类。达尔文注意到,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每一个岛屿的生物都与众不同,例如每一个岛上海龟壳的花纹和形状都有差别。达尔文还收集了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很多鸟类的标本——一个与世隔绝的群岛上居然有很多种外形不同的鸟类,它们的体形、喙以及生活习性的多样性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回到伦敦后,达尔文逐渐发现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这些奇形怪状的鸟儿其实是同一类鸟,它们同属于雀形目雀科。这种现象促使达尔文思考:它们很可能是源自同一祖先,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漫长的生存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些小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达尔文产生了生物进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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