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庞湖

　　世界环境日前夕，5月底北京举行的“科学发展观世界环境名人报告会”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以一篇4000多字的长文，强调了公众参与环保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来保障公众参与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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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经验

　　潘岳说，环保工作之所以越来越重要，是由于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愈来愈严重，是由于群众对此愈来愈不满，是由于我们治理的速度似乎愈来愈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为什么？是因为人口过多、资源匮乏、环境容量太小、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太落后等多种原因。但从更深层次上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参与程度太低。

　　而世界环保事业的最初推动力量来自于公众，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环境运动。

　　他以日本为例说明这一观点。日本相对于中国，人口资源压力更大，但却是世界上环保搞得极好的国家。凡近年到过日本的人，都对日本的环保赞叹不已。但日本在上世纪中叶工业化进程中，也曾经历过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污染公害事件。

　　从60年代起，日本的环境污染受害市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诉讼，媒体也参加进来追踪报导有关污染事故，日本许多地区还成立了反对环境污染的民间组织，与污染企业展开了斗争。1970年，日本反对只发展经济不考虑环境保护的市民人数第一次以45%对33%的比例占据社会主流。自民党的选票为此从58%降至48%。

　　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广泛参与，使自民党与日本国会也开始专门讨论环境公害问题(史称“公害国会”)。1967年日本颁布《公害对策基本法》，1974年日本颁布《公害健康赔偿法》，以后更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环保法规。

　　经过十年努力，使日本形成了一个人口、资源、环境、文化相互协调的循环型社会，实现了环境与经济的“双赢”。这个例子说明，真正治理好环境污染，不仅要靠政府的高效率，也不仅要靠国民的高素质，公众参与的民主法制机制更为重要。

　　走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的区别

　　潘岳指出，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环境保护是由政府首先推动。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就注意到了日本环境公害的惨痛教训，要求我们重视环境问题。30多年来，从“基本国策”到“科学发展观”，充分显示了历代领导人为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好的政治理念必须依靠公众来响应，必须依靠公众参与来落实，必须依靠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来贯彻。

　　他说，过去为做好包括环保在内的一些工作，我们一向提倡走群众路线，一向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走群众路线”与我们现在提倡的“公众参与”有何区别呢？区别在于，走群众路线强调的是政府的领导方法与群众的义务，而公众参与强调的是群众的权利与政府对此权利的保护。

　　就是说，前者属于义务本位，后者属于权利本位。这种权利本位的转变，正是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后的一种观念转变，也是执政党合法性重要的政治基础。群众有权利理直气壮地参与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有权利对公共事务过问、咨询、提意见，政府部门不必担心自己的权力会被削弱被监督，不必将这些权力当成禁区而不准群众过问。而环保当然是公共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个工作重点

　　为此，潘岳提出推进公众参与环保的5个工作重点，转变思想观念，树立保护公众参与环保的新观念；环境信息公开化；环境决策民主化；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加大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惩罚力度；加强与民间组织的关系。

　　在环境信息公开化方面，潘岳强调，我国政府为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已做了诸多努力，如每年公布环境公报，每月公布大江大河水质状况，每天公布城市空气质量，各传媒都在广泛地报导环境事件。但存在的问题是，公众个人要求政府和企业提供环境方面的相关资料相当困难。公众向谁要？谁会给？谁应该给？我们缺少公众与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互动。公众的知情权关键在于要实行信息法治，政府应开始研究保障环境信息透明化的相关法规。

　　而在环境决策民主化方面，公众一旦遇到具体的环境问题，不知道如何参与。例如，最近一些计划启动的水坝项目受到公众关注，但这种关注更多只表现在网上发发文章，专家们开几个会。热心的公众找不到参与决策的渠道，最后满肚子的疑惑便会选择激烈的诉求方式。因此，为公众参与影响环境的重大项目决策而制定明晰的程序与权利，是政府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