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并撰文/赵洋

　　于惠州与深圳之间的大亚湾，虽然海水碧蓝纯净，岛屿星罗棋布，堪称夏日避暑的好去处，但是直到第一座核电站在1994年建成投产之前，这里仍旧是一个不太知名的平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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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月前的一个下午，我坐在前往核电站的“专车”里，不时地了望着若隐若现的海岸，清凉湿润的海风从车窗外吹来，让我对这次不同寻常的“探秘之旅”充满期待。

　　到达目的地大约要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一开始就要求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因为这不仅能让我在第一时间得到最直观的感受，而且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第一位“直接”来自大亚湾核电站的人。

　　其实大亚湾核电站只是一个笼统的叫法，这里还有一座岭澳核电站，距大亚湾核电站仅有一千米，2003年初刚刚竣工投产。接我的司机师傅就是来自那里。

　　被双层铁丝网保护起来的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两面临海，两面靠山，看上去就像一座戒备森严的要塞。开阔的厂区里各种建筑零星散布在巨大的草坪之间，茂盛的榕树撑起巨大的树荫，倒像走进了一个环境优美的大公园。孤零零几座铁塔将高压线引向远方。沿着输电线的方向，就可以看到圆柱形的厂房。那就是核电站的生产区。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门外冷面侍卫的荷枪武警和若无其事的便衣保安，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特别证件”放到那具令人敬畏的自动装置里，我一直都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它，担心会有某种尖利的警报声突然响起来，自己成了一个被叫到一边仔细盘查的“可疑分子”。不过，谢天谢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这里的人员通道由许多扇旋转门构成，门边有读卡器和密码键盘，门上还有摄像头。我注意到，几乎在生产区内的每个重要关口都有这种需要刷卡并输入密码的门。而车辆通道除了数道栏杆外，还有从地下升起的防闯关路障。门卫要把车里车外都检查个遍才放行。没有特殊的通行证，即便是挂着核电站牌照的车也不能进入。

　　核电站的布局十分紧凑，尽管司机尽量开得很慢，好让我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还是仅用两分钟就绕行了一周，对厂房分布也有了大致的了解。核电站的主体建筑是核反应堆厂房以及汽机厂房，辅助设施散布周围，较那两组建筑低矮许多。最后我们停在二号机组汽机厂房门口，里面正传来低沉的轰鸣。

　　我学着陪同讲解的左裕轩工程师的样子，用防噪音耳塞堵住耳朵，系牢安全帽，长出一口气，准备进入这扇足有10米高10米宽的神秘大门。

　　不用仔细阅读楼梯下的警示牌，我们也明白这里的“环境噪音高于85分贝”，应该“带好耳塞”，因为即使面对面地站着，也很难听清彼此在说什么。我真后悔没有学点手语。

　　离门最近的一段楼梯导引我们进入一座巨大的立体迷宫。标着各种颜色、粗细不一的管路在楼梯边纵横交错，管道的颜色代表其中流过的物质类别，箭头则表明了流向。看到白底红字的“当心烫伤”字样，吓得我只敢在过道中间行走。不过，后来左裕轩告诉我，那些通有高温蒸汽的管子都有很厚的隔热层，外面再裹上银白色金属皮，特别是靠近楼梯和过道的管子，“肯定都不热”。

　　天花板上的灰色桁架和黄颜色吊车离地面有十层楼那么高，再加上构成“地板”的铁栅格，没过多久我就有了悬空的晕眩感。不过这种材质“重量轻、强度大、利于通风散热”。后来一位工程师告诉我说，在核岛内的楼梯楼板也都是用铁栅格制成，在紧急冷却时上面淋下的水可以快速漏到反应堆厂房底层，并循环使用。

　　再往上爬，管路更加密集，空气也越来越热，头上捂着安全帽难以散热，汗水不断顺着脸滴下来，这多少分散了我对无处不在的噪声的注意。而且，耳塞只能减弱一部分噪声，无孔不入的声波还是会钻进耳朵，令你心烦意乱。而伴着噪声从脚底传来的振动又助长了声音的效果。我总觉得耳边有种东西在尖叫，这幻听在离开汽机厂房后好一会才消失。

　　直到穿过一个狭窄的楼梯口，我们终于踏上了汽机厂房的最高一层。这时一切才豁然开朗起来，宽敞的空间里凉风袭面，送风机吐出强劲的气流从脸上掠过，让人精神一振。明亮的天光从宽大的窗子洒进来，眼睛还不能适应。那感觉就像从泰坦尼克号机器轰鸣的闷热底舱一下来到了顶层甲板一样。“这吹出的是二氧化碳，可以扫除氢气。氢气传热性能好，是发电机转子的冷却气体。”左裕轩用手擦着脸上的汗珠，一直没有摘下安全帽。

　　酷热虽然消失，但振动更强了。振源就卧在几米开外。半径一人多高的汽轮机发出极低沉的呜咽声，尺码同样很大的发电机在前面，与汽轮机“头顶头”地串联在一起。楼下的各路管道就在这里消失，通入这两台机器中。可以想象，在厚厚的外壳下，沉重的涡轮叶片被呼啸而来高压蒸汽推动旋转，同时带动缠满线圈的转子以每分钟3000转的速度转动，而支撑这些巨大部件的轴承就“埋”在我们脚下这十几厘米厚的水泥梁板里，没有剧烈的抖动才怪呢。而这台发出怒吼机组运行起来足以满足深圳地区1/6的电力需求，想到这一点，我仿佛感到了工业巨人心脏的有力搏动。

　　我们绕机组转了一圈，找了一台电梯下去，没有再走楼梯。算是逃离了闷热“底舱”的煎熬。

　　出来后我才觉察到，后背的衣服已经湿透了。对于一个在核电站汽机厂房工作的人来说，这里可能没有对“核辐射”的担心，但那无处不在的热量与噪音实在令人难以消受。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与在火电厂工作也没什么区别。

　　大的一个汽机厂房里，其实只有我和左裕轩两个人在溜达。因为传感设备“非常先进，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在厂房外了解设备的运行情况。”左裕轩一边走一边向我做些必要的解释。

　　“你是干什么的？”在通向主控室的走廊里，严肃的声音让我立刻停住了脚步。这时，一个带着蓝色安全帽的人面无表情地走到我面前，仔细打量着我那顶随手抓来的白色安全帽和便装。我把证件主动递到他手上，他一边翻看，一边对左裕轩小声叮嘱了几句。原来，白帽子一般是工程承包商用的，我又没穿工作服，难怪令工业安全员生疑。

　　主控室是一个完全没有自然光的大房间，操纵员就坐在两排控制台之间。进入那里之前必须把安全帽摘下，因为“不小心掉下来砸在按钮上可不得了”。高大的仪表盘上信号灯如繁星闪烁。“我们每隔半小时就要起身把所有仪表，指示灯巡视一遍，行话叫‘巡盘’。我们的工作就是发现异常，做出判断，然后根据那边的程序手册”，他指指墙边的书架，上面放着几十册大本子，“找到对应的处置程序处理就可以了。如果核电站是一台电脑，主控室是CPU，那我们操纵员就是将程序读取到CPU的环节。”左裕轩一边隔着玻璃墙向里面当值的操纵员点头致意，一边概括了自己的工作性质。

　　岭澳和大亚湾的厂房内部十分相似，“连厕所的位置都一样。”与许多在岭澳供工作的核电人一样，左裕轩是在大亚湾工作四年后调到这里的，因为厂房设备相似，人员互换起来很方便。我们又来到正在检修的岭澳的一号机组，机器都没有运转，厂房清静无比，只能听见送风机的呼啸声。

　　从一层到顶层，前后遇到两拨人向左裕轩请教技术问题。我不由得赞叹，到底是“白银人”啊——这个名头是我杜撰的，以区别于喝过洋墨水的“黄金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亚湾第一批技术骨干在法国受训，人均学习成本超过100万法郎。核电人戏称之“黄金人”。后来这里建设了培训中心和全尺寸仿真模拟机，不但大大降低了反应堆操纵员的培训成本，更获得了自主“造血功能”。

　　当我向“白银人”提出是否可以到反应堆厂房里看看反应堆的样子。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核岛里面？那还得要更高级的出入证。他们严格控制无关人员进入，连我都没进去过！——不过，我可以带你去另一个地方，那儿离核反应堆也很近。”他朝我神秘地眨眨眼睛。随后带我七拐八绕，又爬了一段铁楼梯，来到了天台。苍翠的山色下，两个灰白色的柱面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反应堆厂房的安全壳！

　　这儿的确是我们所能达到的距核反应堆最近的地方。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貌不惊人的“水泥罐”，它坚固足以抵御小型飞机的直接撞击。如果按年发电能力换算，每个反应堆都蕴含了相当于270万吨煤燃烧释放的巨大能量。这么多的煤可以装满6万节车皮或者上百艘巨轮,而这里每年需要补充的核燃料不过区区30吨，还不到一节车皮的载重。

　　我按耐住激动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把手掌贴在水泥壳上，试图感受从里面传出的巨大热力。出乎意料的是，它的温度一如其表面的颜色，冷冷的，与任何一堵晒不到太阳的水泥墙没有什么区别。这也难怪，尽管正常运行时抱着锆合金管的核燃料芯块温度能达到2000多摄氏度，可是不断有流水带走它的热量。何况我们之间还隔着几米深的硼酸水、20厘米厚的钢质压力容器、十几米的空气……还有6毫米的钢衬、1米厚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最后能传到我手心的热量还会有多少？不但热量传不出，就是核辐射也被挡在里面无法逸出。与没有安全壳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相比，无论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带有放射性的液体、气体都不会泄露出来。

　　怎么不像其他厂房一样给这个安全壳涂个漂亮的颜色呢？我心想，这个大家伙太扎眼了，简直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那是为了能检查出外壳的微小裂缝才故意不刷任何涂料的，现在的颜色就是水泥的本色。”左裕轩拍打着安全壳，好像要试试它有多结实一样，幽默地说，“要是把值钱的东西放进这里，可能比银行的金库还要安全。”

　　满三十的左裕轩是掌管核电站“金钥匙”的反应堆操纵员，拥有这个资格的人在中国大陆不会超过200个。1996年，这位电厂热能动力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去火电厂工作，而是选择到核电站来。“那时家里人害怕这儿不安全，担心会有核辐射啊！”

　　核电站刚投产时，附近的居民也都不知道核辐射的底细，甚至不敢再吃大亚湾的海产品，致使当地的渔业经济萧条过好长一段时间。香港人对当时大陆的环境监测也心存疑虑，在靠近大亚湾的岸边还特别建立了放射性监测站，旁边修了核医学诊所。有报道说，一位游客曾经从大亚湾附近钓鱼回港，浑身长出红疙瘩，结果被隔离医治，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太阳暴晒引起皮肤过敏而已。

　　不过，现在情况已经变了。从1987年开始，经过6年多的建设，1994年的2月和5月，大亚湾两台机组先后投入商业营运。拜核电站建设所赐，当地老百姓早早地搭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搞网箱养殖。面孔黝黑的李广生是一位从广西过来“打工”的渔人。“这里鱼肥，一网下去就能捞到小半舱鱼”——他的话多少有些夸张，不过这里的渔业资源丰富倒是事实。

　　建设核电站对生态是否会带来不利影响一直是环保人士关心的问题。核电支持者认为，如果没有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广东和香港两地每年要多消耗燃煤1060万吨，这会产生2700万吨二氧化碳、10万吨二氧化硫和6万吨一氧化氮，排放到大气中的尘埃会增加上万吨。煤从地下掘出，带有微弱的天然放射性。聚沙成塔，火电释放的放射性物质比相同发电能力的核电站正常排放的还要多。根据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调查，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是参照法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同类核电站建设的，法国开始使用这类反应堆以来，从未发生过引致重大辐射后果的严重事故，所以，大亚湾两座核电站的正常营运应该也不会对当地海洋生物和周边环境产生辐射危害。

　　但是反对者的担心似乎也不是杞人忧天。他们指出，由于大亚湾周边的河流较小，营养盐的输入主要靠外海,核电站对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存在一定影响。根据研究，受到海边核电站微量放射性流出物影响的主要生物群体不是浮游动植物，也不是鱼类，而是底栖动物，但影响也十分有限。

　　我站在厂区中的小山上极目远眺，天空碧蓝如洗。南澳岛的苍翠的山峰可以隔海相望。每到春天，离核反应堆厂房不到200米的草坪上都会有迁徙的白鹭落脚栖息，成为核电站的一景。不过，不要以为这里的绿化植被纯粹是为了美观。“这里的植物有的不是本地物种，是我们专门移植过来检测核电站对环境的长期效应的。”环境监测站身穿白大褂的工程师陈跃告诉我，核电站厂区里的植物中不少是对核辐射比较敏感的“指示植物”，松树就是其中一种。他们会定期采集松针到实验室分析放射性是否超标。同时，他们也会到附近海域捞取马尾藻和在海底生活的贝类进行化验，这些也都是很好的“指示生物”。十年来对大气、海洋、土壤和生物不间断的监测表明，这里的放射性指标“并没有出现可察觉的变化”。

　　核安全是这里的头等大事，对于核电招待所的保洁主管李素菊来说，也是如此。当我见到她时，她正拿着秒表和本子，站在我的房间门口，考核新来保洁员的业务技能。李素菊从中原农村来大亚湾已有十年。我发现她的核电知识之丰富超乎我的想象。“现在都兴竞争上岗了，我们的一个业务技能就是要掌握核安全知识和应急撤离计划。虽说核电十分安全，可万一出了事故，我们可以帮助像你这样的房客迅速撤离。”

　　几天后，司机王天峰开车送我到机场。他以前在西北地区的一家核工厂——在我看来那是一个更加神秘的所在——运输核材料，十几年前为支援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拉家带口来到了广东。在路上，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困惑，脱口问道：“核能发电本质上就是烧锅炉嘛！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兴趣，跑过来参观？”

　　我不知如何作答，毕竟像我这样能在大亚湾两座核电站进行“探秘”的中国人还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