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汇报》报道，南京大学日前组织了由国内物理学界多位专家参加的鉴定委员会，听取了该校2000级物理系本科生朱涵的科研报告。专家们从不同的学术角度提出了问题，朱涵对此进行了答辩。经过严肃认真的考察，鉴定委员会以鉴定结论的形式肯定了朱涵的科研能力和学术造诣。

　　这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南京大学对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朱涵事件”做出的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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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缘起于上月初的一条消息：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生、学生标兵朱涵，在大二至大四的两年间一共发表了10篇学术论文，其中有8篇被收入美国《科学引文索引》(即SCI论文)。消息还透露，朱涵在学校没有导师、没有实验室，他“每天9点起床，除了吃饭睡觉，日常必修课主要有三项———工作、玩游戏、给女朋友打电话”。如此辉煌的研究成果，对一个大学教授而言也堪称罕见，不想却出自一个天才浪漫、具有传奇色彩的大学生之手！此事很快在南京大学及一些网站和媒体上引起轰动，进而引起怀疑。

　　以学术打假闻名的方舟子公开发表文章，指称由朱涵署名的6篇SCI论文，通讯作者全是其父亲、北京某高校物理系教授朱某，而朱涵在申请美国的大学时，却并未说明其论文通讯作者是他的父亲，其中必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朱涵说他在大二寒假时向父亲表达了做一些科研的愿望，但他第一篇论文的投稿截止期限是那年的大年初二，也就是说他头天刚刚表达了“愿望”，第二天就写出了论文。凡此种种令人生疑之处，不一而足。方舟子等人怀疑，朱涵的父亲很可能是那10篇论文的真正作者，至少是最主要的作者；朱父甘愿为儿子做出“牺牲”，其目的则是不言而喻的，朱涵已经收到了斯坦福、普林斯顿、康奈尔、宾夕法尼亚等近十所美国名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即为明证。

　　如果朱氏父子的确是在一前一后上演“学术双簧”，无疑称得上一起严重的学术丑闻。在南京大学发布的对“朱涵事件”的鉴定结论中，既没有公布鉴定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也没有公开朱涵科研报告及专家所提问题的内容，对怀疑者反复追问的几个关键性问题避而不谈，所以很难说已经澄清了事实的全部真相。鉴定结论对朱涵的科研能力和学术造诣的肯定，只能说明他现在的状态，而不能很好地证明他发表10篇论文没有“贪父之功”。实际上，按照南京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陈骏的说法，“科学研究的通讯作者是文章的主要责任人，其成果当然也属于通讯作者所在的单位”，朱涵发表的6篇SCI论文，通讯地址是他的父亲，这些论文所代表的成果也应该属于他的父亲及其所在的单位。这应当被理解为，朱涵的父亲对朱涵写作和发表论文起到的非同一般的作用，在南京大学校方得到了某种认定。

　　与“朱涵事件”的语焉不详的结论相比，有人对于方舟子打假动机的猜测，就要显得明朗和醒目得多。他们无视“朱涵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却一口咬定方舟子质疑朱涵的成就，是不能容忍别人的优秀，其揭露事件的目的是出于妒忌。其实以常理而论，妒忌的情绪一般发生在同行之间，卖水果的用不着妒忌卖服装的，写文章的用不着妒忌唱歌的，方舟子虽然在美国拿的是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与物理学多少有些关联，但他早就转向从事文学和科普创作，近年来致力于学术打假，与从事物理学术研究的朱涵并非同行，也没有利益冲突，妒忌之说无从谈起。本报去年12月22日发表社评《方舟子何时才能卸下“英雄”的负担》，分析方舟子的学术打假比王海的商品打假难度更大(学术领域多有暧昧含混的空间)，更具有大公无私的情怀(很难带来现实的收益)。即便考之以动机，方舟子的学术打假行为也无可厚非，至少要比那些制售学术假货、水货的“专家”、“学者”高尚得多。

　　学术的腐败堕落，学界的道德沦丧，将对社会伦理和民族精神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戕害。只有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术腐败，毫不留情地打击学术界的假冒伪劣，才能唱响中国知识分子求真务实的主旋律，培养积极、纯正、诚信的科学良知和世道人心。

　　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