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社 熊蕾

　　德国生物学家瑞卡达·斯坦布莱彻是最早试图解释转基因工程危险性的科学家之一。她认为“生物技术公司并不是世界最大的公司，但它们改变我们生活的能力却是最强的……如今，大公司对我们的控制有可能比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控制更完全，更强烈”。更令她和很多反对者不安的则是转基因技术背后的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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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只对国际上批评抵制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声浪有所耳闻，但对那些反对者是何许人，为什么反对，却很有隔膜。2月间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卡塔赫那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大会，我认识了其中一些反对者，听了他们的观点，真有醍醐灌顶之感。比如他们提出，制药、种子和农业作物的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现行的专利制度保护下极力推销基因工程技术，这当中重要的问题是：哪些产品应该开发，哪些不应该？谁来评价？谁来决定？谁主宰？谁受益？这些几乎是我们在国内想都没有想到的问题，而在转基因食品如潮水般向我们涌来时，社会公众的确不应该放弃对转基因技术的思考和监督。

　　在这里，我仅介绍他们当中的一个，德国生物学家瑞卡达·斯坦布莱彻。

　　邂逅瑞卡达

　　第一次见到瑞卡达，是在一个关于转基因技术的“会外会”上。第一个发言人，来自美国的霍普·山德，激烈抨击最近十年才兴起的转基因种子技术是“灭绝技术”，说这种垄断性的技术剥夺了农民拥有作物多样性的权利，使种子的多样性越来越趋于单一，使农民失去了对种子的控制，从而也失去了对数千年农业体系的控制。那些跨国公司曾承诺不将转基因种子专利化，但是现在他们早把这个诺言抛在脑后。转基因技术对生物多样性和食品安全也造成了威胁。

　　山德讲得很清楚。而紧接着她发言的瑞卡达却把我弄懵了。她一下子就讲到了转基因技术对种子胚胎的改变，专业性极强，我几乎是在听天书，完全不知所云。这造成了我和她的心理距离，以为她不是个好打交道的人。

　　一些与会成员在会场外举行示威活动

　　可是山德毕竟不是学生物专业的。虽然她说，由于转基因食品已大量进入了市场，所以它已经是人们的权利问题而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但是她的非专业背景仍然使我对她的观点有些保留。听我这样说，山德笑了，说，以孟山都为代表的跨国转基因种子公司也指责对转基因技术的批评“缺乏科学基础”。其实，她说，反对者中不乏生物学家，瑞卡达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开始观察瑞卡达。在不开会的时候，她常常拉着一个黑色拉杆皮箱在不同的会场间穿梭，不时停下与人交谈。有几次我结束一天的活动要回饭店了，还看见她在会议中心的咖啡厅埋头在手提电脑上工作。见到我，她会友好地笑一笑，笑容很灿烂，使人感到很平易。我们开始了简单的寒暄。她很有兴趣地向我了解转基因作物在中国的情况，包括政府、科学家和公众对它的态度。我发现，跟她交谈并不费劲，她讲的内容也并不深奥。

　　人生转折点

　　终于有一天，我们有机会长谈了一次。瑞卡达现在居住在英国，但她原本是德国人，大学本科在德国学生物，读硕士时专修动物学、微生物和生物化学，以动物学成绩最好，获动物学硕士。以后继续学术研究，主攻发展生物学、细胞学和血液学，在英国皇家学院拿到分子生物学博士后，她继续研究基因工程，包括基因识别的工作。

　　她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95年。瑞卡达说，当时正值她结束了一个为期三四年的合同，遭遇了两件事，使她对是不是再拿新的合同产生了犹豫。一件事是她的基因研究获得了专利。“那个专利属于我的老板和项目投资方，没有我的份，我也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只是干活的，”她说，“但是我开始思考，基因专利对不对？对生命专利对不对？我开始跳出我这个专业往外看，参加了一些其他科学家的聚会，他们对基因专利也提出质疑，使我感到基因专利不对头。”

　　另一件事是，有人问她，基因工程作物或转基因作物是否对头，这使她大吃一惊。“那几年我只埋头于自己实验室的工作，只专注于我的领域，根本没注意到转基因作物的事。”瑞卡达回忆道。根据她对动物基因的研究，她认为直接入口的转基因作物不能用，不安全。

　　“像所谓的基因治疗，就很有危险。你在实验室条件下可能发现了一个有特殊作用的基因片断，以为把这个片断插进有病的基因序列中，就可以起到治疗的作用。但这是一个很精准的事，你插进了这个片断，跟它衔接的上下两个片断就有可能不再起作用了，而那两个片断可能有一个恰好是控制别的疾病的，比如说癌症。那你插入这个新的片断后，可能就会引起新的疾病，如癌症。你在实验室条件下发现的，可能只对一些组织有局部影响，比如会增加肺的吸入，但是对整个肺器官有什么影响，在非实验室条件下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就很难说，所以基因治疗是有风险的，并不都有用。”

　　但是，瑞卡达说，转基因作物毕竟不是她的专业，也可能那个领域的科学家发现了她不知道的新东西。于是她就把这方面的论文找来研究。“看了一个时候，我就不再看了，因为我没有看到我要找的内容。他们关于释放利用的文章，什么都没有，工作一点也不精确。他们和我的工作惟一的区别就是他们不在乎，以为那是没有知觉的植物，他们想让开白色花的植物开红花，就把开红花植物的基因提取出来弄进开白花的植物体内，或者倒过来，或者找到抗药基因，或者用注射的办法，或者用细菌。总之是随心所欲，非常随意，到处留下伤害。很不精确，很不科学。”

　　瑞卡达坐不住了。于是她写出背景报告，从科学的角度向公众讲基因工程的这些弊病，让大家了解这些情况。介绍的对象包括非政府组织、议会议员、媒介等。她最初写的这个报告后来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法文等，介绍到许多国家，包括南非。她成了最早试图解释转基因工程危险性的科学家之一。

　　走出实验室

　　从此，瑞卡达离开了实验室，参加到反对转基因技术的非政府组织行列中。她说，她的组织人数很少，核心是四个遗传学家，都是博士。她现在做的很多工作就是指出那些转基因作物论文不科学，解释它们在哪里不科学。她的文章虽然不是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但发表前也都让同行科学家评阅过。

　　她为什么要去挑战转基因技术？瑞卡达说，“我当学生时就被这样教导，当老师的父母也这样影响我，就是真理是最重要的。科学是要发现真理的，而发现真理必须真诚。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桌子，对我来说并不够，我还要问它为什么是桌子？不能以为你知道的事就是对的，要检验，证明，然后再检验。特别是转基因工程，不能说你以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别人告诉你安全，就安全了。那是危险的。尤其是这里有很多假设，或者说预先的估计，并没有被检验、被证明。我的使命就是指出这些问题。我觉得人应当高度尊重生命，尊重自然，那是神圣的，美丽的。你不能随便改变它们，改变是要有理由的。”

　　瑞卡达说，根据她所学过的知识，她不难看出转基因农业有一种倾向，就是作物的单一化。而单一化的作物体系或者生态体系是脆弱的，很难抵御病虫害的侵袭。因为多样性没有了，农业体系就有了问题。农民不喜欢草，用除草剂把草灭掉。不喜欢害虫，用杀虫剂灭虫。这又造成了新的问题，就是对土壤，对其它系统造成破坏。“本来就是技术带来的问题，还是在技术的层面来解决，这样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她说。

　　饥饿的公司

　　更令她和很多反对者不安的，是转基因技术背后的强权。

　　瑞卡达指出，生产转基因种子的跨国公司，多半原本是做炸药、军火的化工公司。转基因作物是在化肥农药市场开始萎缩的时候出现的。转基因作物只能在一段时间有效，它的抗药性也是短暂的。“当这种性能减弱后，你或者得增加用药量，或者用新的品种，而同样的转基因种子公司也在卖给你配套的农药，并不断生产出新的种子和新的农药或生长剂之类的卖给你。农民变得老得依赖他们。”而大力支持并向世界推行转基因食品的，是一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不买转基因食品的账，美国政府就会跟你打贸易战，给你颜色看。“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和大公司配合得极其密切。”瑞卡达说。

　　就这个问题，瑞卡达与几位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合作，写了一本揭露跨国生物技术公司通过转基因作物垄断世界食品链的专著《饥饿的公司》，于2003年出版。书中指出，“生物技术公司并不是世界最大的公司，但它们改变我们生活的能力却是最强的，因为它们的工作绕过了进化过程，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基因组。……如今，大公司对我们的控制有可能比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控制更完全，更强烈。它们在忙着将过去经历过殖民化的所有空间重新殖民化，而过去或者由于技术或者由于法律条件不具备而未能殖民化的大量新空间，也在被它们殖民化，包括我们的躯体，我们的头脑，以及人的集体和传统经验及创造力的成果。”

　　学生物出身而又酷爱自然的瑞卡达叹息说，“现在植物没有过去强壮了，需要化肥农药来滋养。它们也被宠坏了。很多土壤也已经死亡了。我们应该保持生物多样性的活力。而要保持生物多样性，就必须保持植物和土壤的自然性。”

　　科学的堕落

　　同样热爱科学的瑞卡达也感叹科学的堕落：“过去，科学家曾经被认为是中立的，非政治化的，所以被公众信任。但是在德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问题，那就是希特勒时代，所有的科学家都为纳粹服务。我们不能重复这个历史。但是(目前)有很危险的倾向。现在搞科研都要靠资金，而大部分资金是公司提供的。科研项目申请不再是为了社会的需要，而是为了如何拿到钱。投资方出资往往只是为了应用的目的，是应用或者说专利驱动的研究。生物技术利益很大，这些公司吸引了很多科学家。但是科学家应该知道他们是容易被利用的。”

　　为了保持研究的公正，瑞卡达说，她不止一次拒绝了公司和政府主动提出的资助。她的资助主要来自一些私人、基金会及非政府组织。“这些机构付的钱当然很少，”她说，“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为了致富而做我们的工作的，而是为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一起工作的人，无论国籍，都是发自内心来做，就是要挽救生物多样性，挽救我们的食品和儿童。我欣赏和他们一起工作，他们都是极好的人。”

　　对瑞卡达来说，从事她现在的工作最大的牺性，就是不能回实验室了。她说她“热爱在实验室的工作，怀念那里的氛围”。她不止一次说，“在实验室工作是美丽的。”但是现在回不去了，她感到很遗憾。

　　和有钱有势的大公司相比，瑞卡达承认他们的影响力有限。“但是我们会促使别人思考，也能阻止一些事。”她说。

　　当瑞卡达讲植物被宠坏了时，我想起我们国内这几年在搞动物野化的事。野生动物都要回归自然，何况植物和土壤。假如有朝一日地球真的因为人类遏制不了的欲望和破坏而被毁灭，我们今天对瑞卡达这些人的事迹的记录，或可为未来世界作一个证明，就是在很多人利令智昏的时候，还有这样一些美丽的心灵，为挽救这个世界作过悲壮而真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