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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谈“归根”(三):美国籍中国根(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23日 15:36 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

年轻时的杨振宁。


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采访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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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瓦会面

  1957年,就在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之前的几个月。他在瑞士日内瓦见到了离别12年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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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与父母的多次相聚,杨振宁不仅感受到天伦之乐的极大满足,也从父母那里得到了许多中国的消息。

  主持人:在1957年吧,应该是,在日内瓦第一次和父亲母亲见面.

  杨振宁:朝鲜战争发生了以后,当然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就断绝了,所以对于中国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报道,所以对于中国的情形很不清楚。那么我跟我家里头呢一直是采取一个政策,是说我们不要害怕,还是继续通信,所以至少我对于家的情形是有一些了解。可是信里头对于整个的局势当然不能够有什么描述,所以第一次我对于中国多了一些了解,就是那次是我父亲去,我们一块儿住在一个公寓里头,那是第一次,那次很好,我父亲也很高兴。所以后来我们在日内瓦又聚会过两次,一次是1960年,一次是1962年,后两次我母亲都去了,那么通过这些接触以及后来在1964年,在1971年又在香港接触,使得我对于中国多了一些认识,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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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回国

  1971年夏天,杨振宁乘坐法航飞机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成为中美关系解冻以来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著名华裔学者。

  在北京他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8月4日,他登上长城,留下了这张历史性的纪念。

  这是他当年回国时留下的一些记录镜头。

  主持人:那个时候应该说从学术界来讲,从美国到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而且很多人都认为当时您敢于选择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一个时间回来可以说是非常有勇气和胆识的。

  杨振宁:是,俄国大革命以前有一个俄国的物理学家到剑桥去念书,叫做卡皮查。卡皮查后来得了诺贝尔奖金,他是在70年代得的诺贝尔奖金。那么俄国大革命以后他就常常,他后来太太也在剑桥,他就常常夏天的时候度假就回到苏联,那么这个很多年了,结果30年代有一天他回去被斯大林扣住了,不让他回到英国去。这是很有名的一件事情,尤其在物理学界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我1971年要想去中国,我的很多华裔的或者非华裔的朋友说你绝对不能去,你知道卡皮查被斯大林扣住了,你要去的话你是不是也会被扣住。我很有信心,我说中国的作风跟斯大林不一样,我为什么有这个信心呢,就是因为我跟我父亲我母亲的接触,所以我当时的看法是完全对的,我说假如我去了,我跟中国的领导人说,我要定居在中国,那我相信中国一定欢迎,我要不提这件事情中国不会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这个猜想完全正确的,所以我那时候我想是比较有名的华裔的科学家第一个到新中国来的。

  主持人:我非常想知道,因为您是1945年离开中国去了美国,虽然后来跟家人见过面,但实际上到1971年回到中国,中国有20多年的时间,就根本没有再回来过了。那么当你第一次着飞机说要到中国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杨振宁:这个感受我想是不是我一句话两句话能讲清楚,是一个真正也可以说是“触及灵魂”的感受。最重要的感受是我所看见的工作跟1945年我离开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了,我对于我所看到的中国的这个大的改变有了一个极深的感情上的振荡,而这个振荡从今天看起来是应该有的,所以我并不后悔,我记得我回到美国去再实习给了一个演讲,那个演讲是满座,因为那个时候中国非常稀奇,现在有一个他们认识的杨教授去了中国一趟,要来讲新中国,大家都来听,听了以后有人写下了个记录,那个记录的标题是因为我讲了一个故事,我说我在北京住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住在北江饭店,我还记得那时候的北江饭店是很蹩脚的一个房子,我住的那间屋子很大,墙上挂了一个对联,“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说我日夜对着这个我对于新中国到底在干什么有了一些了解,这句话我想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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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宁与邓稼先

  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杨振宁就见到了老同学邓稼先。此前,杨振宁已经从国外报纸了解到邓稼先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工作。

  在上海的离别晚宴上,杨振宁收到邓稼先从北京派专人送来的一封信,告诉他原子弹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那一瞬间,杨振宁热泪盈眶,不得不离席整容。

  1986年7月,邓稼先逝世,在给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电报中,杨振宁说:“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和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主持人:我想在1964年的时候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当中有一位很重要的一个功臣,就是邓稼先。那么他是您的同学。您在1971年回来的时候也见到了他。那么我记得您问过他很重要、您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想知道在中国的原子弹的建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外国的人参与过,当时是您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杨振宁:是,中国1964年试爆原子弹以后,立刻美国的报纸有种种的报道,其中就讲中国对原子弹有贡献的有些什么人,上边就有邓稼先的名字。另外又有一个报道呢是说韩春,毛主席派了一架飞机到陕北,把韩春飞到北京,帮助中国做原子弹。这些都看见了这些消息。所以我看见邓稼先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有些问题不应该讨论的,我只问他说你在什么地方工作,他说在外地,我就没有再问下去了。后来我临上飞机回上海的时候,我憋不住就问他,说是我没有讲韩春,我只是说中国这个原子弹是不是完全是中国人做的,那么他说他的印象是完全是中国人做的,不过他说他最好再去证实一下。那么后来,我后来听他的太太说,他后来写了一个报告,大概好像是说一直达到周总理那儿,周总理说应该讲出实话来,所以邓稼先就写了一封信,可惜现在这封信我找不着了,他写了一封信跟我说,这信上是说除了在最早的时候有一些苏联的帮助以外,主要的工作都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这个信是我在离开上海……

  主持人:是1971年吗?

  杨振宁:他们是派一个人专门当面拿这个信送到那里交给我的,我看了以后我有一个极度的感情上的振荡。这个我后来写的文章上讲了,这个我想也与我这个人整个的对于我是什么人这一点有一个很深的,与我整个人的对于世界的认知有密切关系的几点结合在一起,所以当时变得非常感情冲动。我想这个也是因为这是很复杂的事情,所以我想中国在19世纪所受到的“欺负”这件事情,对于我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到了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印象与我当时的反应有密切的关系,当然这里头还有一层是因为我知道邓稼先在里头有很重要的工作,而邓稼先是我儿时的非常熟的朋友,所以这些都纠缠在一起,不过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真情流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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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宁与中国

  1964年,杨振宁加入美国籍。

  在《中国根与美国籍》一文中,他描述了这个艰难的过程。

  主持人:杨先生您刚才也提到了,在您的或者说灵魂深处或者很多自己去思考的一个地方,中国根和美国籍的问题,您以前在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个问题是不是您一直以来思考过很多的,您一直在提到中国的中国根和美国籍?

  杨振宁:是,这个你也许看见过我写的这篇文章。我想这个事情对于每一个或者说对于绝大多数的要换一个国籍的人都必须要经过一个挣扎,这个不止是中国人,我在1982、1983年写的有一篇文章上面描述这个,那上面还讲了我在电视上看见罗伯特·佛罗斯在肯尼迪就职美国总统的时候,他请佛罗斯特念了一段诗,那个诗写的非常之好,他所描写的是一个从外国来的人要想放弃他原来的国籍所要经过的一个挣扎。假如我是诗人的话,我应该今天再写一首诗,我想是描写我今天的心态,不能讲我今天的心态是跟这个心态是向不同的方向,不过情感上是在另外一个方向,这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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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宁与中国

  1966年,杨振宁成为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爱因斯坦讲座教授。

  作为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对理论物理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1971年回国后,杨振宁为中国和美国两国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

  1977年,杨振宁担任全美华人协会首任会长,积极促进中美建交。

  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建交。1月31日,全美华人协会在纽约希尔顿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邓小平。

  主持人:实际上您整个青少年时期的成长都是在中国,所以应该说东方的价值观对您有深刻的影响。您23岁之后就去了美国,在美国呆了这么长,60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这种西方的文化和观念也给您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那么您觉得这种变化对您来说有多少?

  杨振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这个问题所包含的内涵太多。这个西方的文化里头有,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刚才所讲的,说是一个小孩儿从小就让他一个独立,这个就是其中的一点。我想这不止是我今天回到清华园来,事实上我在美国这几十年也随时都在想这个问题。我想这两种文化是都有非常重要的特点,而各有短长。你也许知道大概十年以前美国哈佛大学一个有名的教授叫做塞缪尔·亨廷顿,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是认为以后的世界是一个文明的冲突,这个书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很多,我觉得他里头有些地方讲的是对,不过有些地方是不对的,不过不管怎么讲,说是今天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是走到一条非常清楚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西方的文明。以美国为首,到了21世纪将来是要跟新崛起的中国文明,变成一个对立的状态,这个我想是没有疑问的。为什么在众多的文明之中今天崛起的是中国的文明,这个我想最简单,你也可以问说印度也有古的文化,伊斯兰也有重要的古文化,可是没有人会认为21世纪印度的文化或者伊斯兰的文化会能够跟西方的文化达到一个对立的地步,没有人会这样子,为什么,这个当然就是代表说中国的古文化里头有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些元素使得到了20世纪,使得中国的文化能够崛起,能够高速的崛起,而且是势不可当。这个是我常常反省的一件事情,当然这是非常大的题目,为什么这么古的文化到了明朝以后变得这么落后,而到了20世纪又能够有一个可以说是新的文艺复兴。这个我想都是值得大家研究的问题,我回来了一两个月一个很高兴的事情就是发现,再再你可以发现文艺复兴,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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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初,杨振宁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设立了CEEC奖金,自美国和香港捐资支持中国各大学、各研究所人员到石溪作访问学者。

  在香港,杨先生创立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

  在南开大学数学所,杨先生应陈省身教授之邀,组织理论物理研究所。

  在北京清华大学,他创立了清华数学高等研究中心,为中国培育高级研究人员。

  主持人:您对现在中国的这种科学和教育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杨振宁:我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前途基本上是很乐观的态度。当然里头问题多得不得了,不过你如果看从一个世纪的观点来看,或者你从20年发展的观点来看,你就知道中国一定有非常强的,内在的道理能够使得过去所有的这些转变能够实现。单讲科技的发展,第一今天因为世界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一个机会,就是可以用多种方法创造新的财富,这个是19世纪以前没有的,那么20世纪催生了这个可能,到21世纪可能开花结果,并不是每一个社会都会利用这个时机,而我认为中国社会是很会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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