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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谈“归根”(一):从清华园到西南联大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23日 13:53 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
科技时代_杨振宁谈“归根”(一):从清华园到西南联大
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采访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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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杨振宁

  主持人:曾涛

  编导:孙珉 曾涛 贾永继

  小片1 [归根清华]

  从前年开始,《世纪之约》就开始和杨先生联系.后来,我们了解到杨先生将回国定居,而清华大学也为他修建了居所。 在杨先生的小院墙壁上,悬挂着这块“归根居”的木牌。家里陈列着他的艺术家朋友的作品,有些作品前几天刚刚从海外运来。这首《归根》诗,是杨先生的咏怀之作。

  1929年,杨振宁在清华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到今天,已经70多年过去了。

  主:杨先生,我们很多人都是从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里面来读到清华在二三十年代的景色,那我不知道您现在回忆起七十多年前,您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清华是什么样的?

  杨:我是1929年来清华的。那时候的清华跟现在变化很大了。你有没有知道我写了一首诗叫做《归根》。

  主:有七十多年的时间了,再回到这儿,我觉得这种感受非常的特别。

  杨:当然。

  主:我特别想知道七十年的时间对您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杨:这个我想不是一句两句话所能够讲清楚的。从大环境的立场上讲起来,我当然老是觉得我有生以来八十年,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很多,可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从人类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是中国的崛起,是中华民族的崛起。我为什么讲呢,我当然还记得七十多年以前,我在安徽合肥的头六年,那个时候的中国的落后不是今天的像你这个年纪的人所能想象的。这个跟今天神舟号上天这个距离是不能想象的。这个我想不止是中国人可以深受可以感觉到这个分别,这个进步,我想从人类的历史上快速的进步也是惊人的是史无前例的。

  从小范围来讲的话的,我1929年7岁的时候到清华园来,清华园那时候恐怕只有现在1/10。我们家那时候住在西院,西院就是在这个后边,那个房子现在还在,不过破旧的不得了。我在清华念的那四年书,后来在崇德念了四年,可是家还是住在清华园里头,所以我曾经说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成长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当然困难很多,先是军阀混战,后来又是日本人1931年占领了东三省,到了1932、1933一直到1937日本继续想要把华北给它拿过去,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动荡不安的。

  小片2 [清华少年]

  童年照片,与父亲的照片背后的说明

  上个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大师云集,盛极一时。

  杨振宁曾说:“在我的记忆里,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作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的扬武之先生,也敏锐地注意到儿子杨振宁超人的领悟力。

  在杨振宁12岁的照片后面,杨武之先生写下这样的话:“振宁似有异秉,吾欲字以伯环。”

  而在他弟弟眼中,看到的是一个和小朋友骑自行车满校园跑的大哥。

  主:我看到您弟弟写的回忆当中,他说那个时候您带着他们在清华园里头骑车很厉害,一堆小朋友在一起。

  杨:我有个弟弟他比我小了八岁,叫做杨振平,现在已经是美国的一个退休教授了。他四岁的时候,我把他带在自行车的前头,从上面冲下来结果有一天不小心蹭了一下边,所以整个我们两个人连自行车都翻下去了。结果把他这儿蹭了一个大口子,出了很多血。我当时脑筋很清楚,赶快把他送到校医院。那个时候的校医院就离那个地方不远,现在叫做蒙明伟楼,现在已经不是医院了。那时候送到校医院,大夫把它给缝起来,然后带他回家、哄他,说不要哭,不要告诉爸爸妈妈,还请他吃了一些饼干之类的东西。他现在还记得,因为他这儿还有一个伤痕。

  小片3 [杨武之教授]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是最早将西方近代数学引入中国的先驱者之一。

  1923年,杨武之考取了安徽省官费留学美国。先在美国西部的斯坦福大学学习一年。在1923年斯坦福大学中国会的名单中,第11人杨克纯就是杨武之。一年后,杨武之进入美国中部的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上个世纪30年代,杨武之担任清华大学数学教授,在那个时期,清华数学系培育出了一批世界级的数学家,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华罗庚和陈省身。

  2002年,世纪之约记者采访陈省身教授时,他谈到了他和杨家几代的友谊。

  主:我看您在回忆当中写到,说可能在谈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的时候,可能是这种学识方面的。

  杨:因为我父亲是念数学的,所以我家里头有很多数学书,这个当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虽然那些数学书很多是英文的,或者德文的,不过里头有图画,其中尤其有一个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我父亲有一本书,是一位叫做Groups的,是一个瑞士的数学家所写的,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群论》。我当然看不懂,可是它上面有图,把它这17种图都印出来,我对这个很发生兴趣.所以我就拿去给我父亲看,我要他给我解释.我父亲我记得是说,这个一时不能解释清楚,你将来你会对这个也许注意。这个话呢后来是兑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在昆明,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在四年级要写一个毕业论文。我去找当时的物理系一位教授,叫做吴大猷先生。吴先生后来做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前几年过去的,90几岁了。他那时候当然是个年轻的教授,他给我了一篇文章,他说你去看看,这个文章你看了有什么心得,这个文章所讨论的是对称跟分子物理学的关系,分子物理学是当时很重要的研究分子的物理学,分子里头有很多对称。所以吴先生要我去看这篇文章。我把这篇文章拿给我父亲看,我父亲不了解分子物理学,可是他对于对称很了解,他说对,对称我是数学里头研究的很清楚的一个观念,所以他就给了我一本小书是讲对称的,那么这个书是我对于《群论》的入门的这本书。这个以后对我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我一生所做的有2/3的工作是在叫做基本物理学,而基本物理学在20世纪里头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对称,你看我写的这个上面有这一句话叫千古三旋律。为什么要讲千古三旋律呢?因为我前几年想了想,说20世纪的理论物理学有什么最重要的旋律,最重要的长远的,有决定性的影响的主题观念,我把它起个名字叫做旋律。我分析了一下,写了一篇文章,做了一个演讲,说是有三个旋律,三个主题旋律,一个是量子化,一个是对称,一个是向外因子。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对称在20世纪的物理学所占的重要性,那么我搞到对称里头,与我刚才大概所讲的这个经历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回想起来我是在一个我父亲的书房里头长大的一个孩子,当然受到了他对于对称的书的影响。这当然又是我非常幸运的另外一段。

  小片4 [母亲的影响]

  在父亲去美国留学的那一年,杨振宁刚刚十个月,母亲罗孟华带著他住在合肥。

  在以后的6年时间里,杨振宁和母亲相依为命。

  1928年,即将回国的杨武之给夫人发了一个电报,让她带孩子在上海相聚。

  在以后的艰难岁月中,母亲将一生奉献给了丈夫和五个子女。

  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后来回忆说:“从我略通人事时始,就感到我身处一个十分美好的家庭之中。父亲是一家之主,他和母亲共同缔造、共同创建了这个美好的家庭。”

  主:说到母亲您自己讲是精神气质的一个影响。

  杨:我母亲跟我的关系也是非常之深。因为我父亲在我10个月左右就去美国留学,那个时候我母亲跟我住在安徽合肥。我刚才讲了合肥是非常落后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在那儿住了五年,到我六岁的时候我父亲从美国回来,然后我们才离开合肥。我父亲跟我母亲都是1896年出生的。就是还是在光绪的时候。所以我母亲小时候是缠脚的。到了民国以前几年开始解放了这个脚。可是终其生她的脚还是一个变形了的脚。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之下,我母亲当然就有些害怕。说是假如我父亲回国不要她了,那个时候我是老大,我是唯一的孩子,那我母亲怎么办呢?在我母亲80几岁的时候她跟我讲,说是隔壁有一个教堂,有一个天主教教堂,天主教教堂那时候要把一些中国人变成教徒。那么合肥把这个叫做吃教。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叫吃教呢?因为你要判依了天主教,它就可以给你在里头有一碗饭吃,所以民间叫这个叫做吃教。我母亲跟教堂里头有位吃教的女人熟了,所以后来在她80岁才跟我说,我父亲还没有回国的时候,她想假如我父亲回国不要她了,不要我了的话,她就带我到那儿去吃教。后来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假如发生这事情,我今天不会坐在清华园里头跟你讲话的。这当然又是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我头23年基本上都是跟我母亲在一起的。我母亲是一个旧式的女人,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我常常想我父亲跟我,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们,在能够坚持,能够有极坚强的意志这方面都远远不如我母亲。比如说是我们在抗战的时候在昆明,前后8年的样子,那个时候经济情形非常困难,因为通货膨胀的很厉害。我父亲的薪水是远远不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家几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兄弟姊妹一共五个人,所以能够撑下来,与我母亲的操劳跟坚强的意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跟我母亲的关系你也可以说是非常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的关系是绝对的,是没有任何疑义的。现在世界变得复杂了,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我自己的家庭,我看有亲戚朋友的家庭,现在世界变复杂了,人跟人的关系,包括父母跟子女的关系都比从前复杂得多了。我跟我母亲的这种绝对的没有复杂的关系,我想今天很难再有了。这个也是我常常反省,也觉得是我一生另外一个很幸运的一段吧。

  小片5 [西南联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杨武之先生将妻子和四个子女送回合肥老家。只身到湖南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上海沦陷后,杨武之日夜思念妻儿,几周之内,前额头发尽白。

  1938年,杨武之回到合肥,和妻儿经广州、香港、越南辗转来到昆明,在这里度过了八年抗战岁月。

  也就在这一年,杨振宁以同等学历直接从高二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杨振宁先生后来说:“抗战8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

  主:我看您在回忆当中写,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当时跟黄昆,还有张先生,你们三个同学,然后还在昆明的街头的叫茶馆类似于这样,争论不休的这样的讨论学术上的问题当地的当兵的押着犯人走过去,在那样一个环境和气氛当中在学习。

  杨:是,是。我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书,后来又念了两年研究院,完了以后又教了一年联大附中中学的课,所以可以说是跟联大发生了七年的关系。这七年的关系是我一生有关键性影响的关系。那个时候物质生活非常困难,你刚才所讲的我们几个人整天在每天都在茶馆里头坐着喝茶高谈阔论的,这是我这一生里头很重要的一段。事实上我看这是所有的做过研究生的人都有的经验,就是在研究院里头你所学到的东西对于很多的研究生主要不是从老师那儿学的,是从同学之间学的。因为你跟老师的接触到底是时间比较短,而且你不见得能够问的很深,你问了一个问题他回答了以后,你就没有时间或者不好意思再问一下。同学之间你可以继续不断地辩论下去,所以所有的,我所知道的研究生都认为他们在彼此之间所学到的比在课堂里头学到的还多。这个在昆明那一阵子我们几个人尤其是这样,因为我们当时不止是上课在一起,我们住在一起,尤其是高谈阔论的时候也在一起,那么当时我们所要学的是一个20世纪重要的物理学的革命,叫做量子力学。所以我记得这是1942到1943年那一年,我们都是研究院一年级的学生,就通过整天讨论,我们对于量子力学有了一些认识,我想没有通过这种很激烈的,很复杂的讨论,也许不容易完全体会到。今天黄昆我每次来都去看他,他不行,现在身体不太好,半年以前他情形还好,听说现在最近情形差一点,他我很高兴他前几年得了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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