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计算机今年刚满10岁。199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昂纳多·阿德勒曼在《科学》杂志上首次提出了DNA计算机理论，并用它成功解决了“邮递员问题”：寻找7个城市间的最短路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2003年出版的《分子计算》一书中说，“DNA计算的优势依然停留在理论上。实验室的试验只是探测了其最近的浅滩。它们在一些问题上好于传统方法，在 另一些问题上则相反。从这个角度，我认为DNA计算与其说取代目前的计算方法，还不如说是一个补充。”

　　□本报驻京记者 徐彬

　　一

　　冯国鄞再一次拒绝了采访。2月27日，在记者等待了两天后，她仍然重复那句话：“目前时机不适宜，过两年，我们会主动找你。两年后，我们的DNA计算机整机就会做出来，那时候我们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她回过头，眼睛从镜框上方看着记者。

　　冯是上海交大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该中心据说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DNA计算机。

　　一天前，记者向她提交了一份只有5个问题的采访提纲：目前上海交大DNA计算机能进行什么样的运算？这项研究与国外相比有何创新之处？获得了哪些部门的资助？科研经费是多少？能否参观一下这台DNA计算机？

　　“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接到了100多个要求采访的电话，包括中央电视台《科技博览》栏目，我都谢绝了。”看到记者一脸不解，冯国鄞安慰说。

　　在接到这些电话后，冯国鄞从中挑选出了10个问题，经过DNA研究小组的讨论，形成了一份《DNA计算机的相关资料》。她表示，目前研究小组能够透露的内容，不会超过这份资料的范围。

　　10个问题中，与交大产DNA计算机有直接关系的只有3个。对于我国首台DNA计算机问世的意义，这份资料的回答是：“一句话，我们有了DNA计算机的中国版。从技术水平看，我们与世界水平相差不远。”资料称，“中国不失时机介入这一领域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政府的支持。”

　　那么，这台DNA计算机距商业应用还有多远呢？这份资料的措辞是：“目前至少还不具备大的商业价值”，但“科学上的突破从来都是难以预料的，所以抓住发展这一潜在的巨大机遇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对新事物的发展也要有一定的耐心”。

　　资料说，上海交大现在还没有成型的DNA计算机，各种试管、测序仪和试剂都是散装的，“只是在进行实验时才把它们放在一起。”但近期已经发表了几篇“概念性模型”的论文，课题组正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这个项目经过了20多位院士和专家的评审，如果有人说我们是做‘模仿秀’，就随他去说好了。”在记者离开上海前的最后一个通话中，冯国鄞说。

　　二

　　一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5号门，气派醒目的浩然高科技大厦便映入眼帘。在大厦5层，就是上海交大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

　　2月26日，为了一睹这台DNA计算机的“芳容”，记者不邀而至。一位在休息室等待实验结果的女生解释说，“Bio”是生物学(biology)的英文缩写，“X”代表其它学科，中间的短杠表示学科交叉。

　　1月28日，该中心通过校宣传部召集4家媒体，小范围发布了一条新闻，称已在试管中完成了DNA计算机的雏形研制工作，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通报》49卷第1期英文版上。在短短几天内，约有150家媒体转载了这条消息。新华社当天所用的标题是：《我国首台“DNA计算机”问世可用于基因治疗》。

　　由于该项研究的负责人贺林教授随后去英国出差，“胃口被吊得老高”的众多媒体无法获悉更多信息。一位工作人员说，这项工作主要是贺林的一位研究生完成的，他是论文的第一作者。

　　巧合的是，当记者来到这里时，一些媒体同行正在参加交大校方举办的科研成果新闻发布会，其中就有贺林刚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一个项目。不巧的是，贺林在这天上午临时回南京探亲，他甚至没有出席这个新闻发布会。

　　对于面前的这位“不速之客”，冯国鄞显然有些不悦。中心前台的接待生说，她是这里的“总管”，“老板”是贺林。

　　记者几乎用了一个上午来解释采访意图。冯国鄞的口气似乎有些松动，她让记者写一个采访提纲，然后“要和课题组的人商量一下”。这让记者充满了期待。

　　在快吃中饭的时候，她甚至同意记者“闪电式”地参观了一下那台DNA计算机：一个全封闭的小型家用洗衣机般大小的细胞反应器，品牌和型号均是英文——它实际上就是DNA计算机的主机，连接它的是一个普通电脑显示器，屏幕上的一个个小方格表示细胞反应的结果。

　　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布的DNA计算机图片中那些插满管子的瓶瓶罐罐相比，交大产DNA计算机似乎更简洁，仪器的集成度也更高。

　　“你不是学生物的，很难和你讲清楚它的原理。我们课题组讨论一下你的提纲，你下午再来。”冯国鄞说。

　　三

　　前台接待生拿出了一份“总管”留的材料——《新语丝》网站创办人方舟子写于1999年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展望数字化、网络化和基因化的21世纪》。

　　“你看，方舟子在1999年就对DNA计算机说得很清楚了，你提的问题可以去问他。”冯国鄞随后解释说。课题组商量的结果令记者大感意外。

　　在这篇文章中，方舟子提到了几种正在探索中的、可能用于取代电子计算机的新型计算机，其中就有具有超大规模并行运算能力、超高密度信息存储能力而且能耗超低的DNA计算机。

　　“但是我并没有明确地说哪一种会获得成功，要预测其未来还为时过早。”方舟子对他们的做法大为不解。

　　其实交大DNA计算机课题组抛出这篇“旧作”并不是没有由来的。就在2月2日，《新语丝》网站刊登了一篇质疑该成果的文章——《新年又放新卫星——评所谓的“DNA”计算机》。随后，双方开始在网上发生了争论。

　　不愿意公开姓名的质疑者认为，由于DNA本身在进行生化反应时的随机性和不精确性，在生物操作技术没有大的突破前，DNA计算机只能是“试管中的玩物”，离实际应用还有相当的距离。

　　“与其投入800万元资金进行这项交叉学科研究，还不如回过头打好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基础，这似乎更符合当前的实际。”他善意地提醒说，“没有计算机和生物学两个专业领域扎实的底子，拿什么去在交叉上做文章呢？”

　　他还对交大此项研究的创新性表示怀疑。“从已发表的论文看，他们的工作只是在2001年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在Nature上所发论文的一些模仿和改进，创新的地方只是把DNA反应从液体转入固体表面，而在这一点上别人已经发表了一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