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赴新加坡采访，获知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该国国内生产总值870亿美元，对外贸易却做到了2415亿美元（2002年），几乎是前者的3倍！

　　早就听说，新加坡卓尔不凡的“外向型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儿有一个世界少见的天然良港。今次特地登临葱绿的乌敏岛，远眺了这个碧波闪闪、巨轮如织的超级港口，的确让人称羡。但新加坡人对此说似乎并不苟同。

　　与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国际业务署长谭宝昌就此交换意见，对方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新加坡人强烈的“空间危机意识”。如同犹太人因一度没有祖国而极善于在逆境中磨炼才干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一样，新加坡人因为国土太小，国内市场空间有限而极擅长拓展自己的经济领土。

　　的确，在面积仅685平方公里（只相当于北京一个行政区）的新加坡，企业做大的惟一途径就是走向海外。2001年新加坡对外投资1311亿新元（1新元约合4.9人民币），这个数字对大国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对新加坡这个416万人口的小国却足以用“惊人”来形容。新加坡企业的投资主要分布于中国、美国、欧洲、日本、泰国、韩国和马来西亚，亚洲占33%，其中又以中国为最多，占全球13%。

　　到境外投资办企业，犹如“逆风喊话”，人生地不熟，声音难以传得远，风险很大。但新加坡人在国外办的企业却成功者居多，失败者较少见到。这当中政府的作用不可小视。

　　谭宝昌说，自己就职的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是个很特殊的机构，只新加坡才有，其任务就是“利用外面的空间来发展里面的空间”。政府对他们的考核除了“贸易额”外，更重要的是考核帮企业到海外发展的业绩。

　　“跳出来”教你“钓鱼”

　　不过，即便是拥有“创造了华人管理国家典范”之美誉的新加坡政府，在帮扶企业发展海外业务上也走过弯路。

　　谭宝昌说，刚开始那阵是政府给企业提供资金扶持，但很快就发现这个办法并不好。“好象你肚子饿了我就送条鱼给你吃，政府能有多少条鱼送给你吃”？况且企业到海外发展并不能保证个个成功，政府的钱都是纳税人的，收不回来如何交待？

　　于是转变思路，从贷款喂鱼中“跳出来”，教助企业“钓鱼”：“与其把一条鱼给他吃，不如教他怎么钓鱼比较好。这是政府的一个新概念。”

　　政府教企业“钓鱼”，着眼点是抓“3C”：能力capacity、融资capital、联系connection。“到海外办企业要想获得成功离不开这三条”，谭宝昌说。

　　为提高企业的海外扩张能力，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着重抓了经理人培训工作。海外环境千差万别，让经理人了解国外企业的运作情况和公共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企发局组织的培训请的是“最好的师资”，包括中国清华和北大的教师，也会有计划地把学员送到国外培训三至六个月，建立学习的渠道。培训是收费的，政府给予一定补贴。政府还鼓励本地或海外的私人培训机构参与其中。因为培训有政府的补贴，市场需求很旺，从而吸引了众多私人培训机构的参与。目前培训机构最为看好的是中国市场的培训。

　　融资方面，政府的任务是帮助新加坡企业沟通海外融资渠道，了解海外融资市场的规则，在二者间牵线搭桥。谭宝昌强调政府并不是中介，因为“我们没有从中赚钱”。

　　在强化企业的“联系”方面，企发局在海外设立了35个机构，帮助企业寻找市场、提供信息、建立沟通桥梁，并且定期举办沟通座谈会，组织海外考察团。

　　“跳进去”做没有人做的事

　　新加坡政府的立场是“自己不参与企业的海外运作”，但“一时没有人做的事，政府还是要参与的，譬如电子报关”——谭宝昌说。只不过，事情做起来之后政府要尽快抽身，把应该由企业做的事推向市场。

　　仍以外贸进出口报关系统为例，在初创期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协调，建立起相关的程序，采购相应的IT设备。这种事一开始没有哪个企业能做，政府就应当参与了。

　　但系统运行起来之后，政府又需要及时调整与变换自己的角色，因为情况是会变化的，这个变化就是“政府立场与企业立场的冲突”。

　　具体而言，电子报关需要人力需要计算机设备，收费是必要的。现在的收费标准并不高，但由于新加坡的外贸额太大了，结果还是很赚钱的。从政府的立场来说，收费越低越好，但企业的立场，自然是收费越高越好。这种局面很让政府不安：报关是国家特批给政府机构的权力，如果政府利用这个权力为自己赚钱就是不对的。所以政府的做法是逐渐把这件事推向市场，让相关企业与政府脱钩。

　　没脱钩之前，政府为降低收费所采取的措施是公开招标：看看谁能做这件事？有人两元钱能做，有人一元半就能做，“我们当然找那个一元半的”。

　　作者：高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