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骏离开微软”经媒体半年多的猜测和炒作后已没有悬念。问题是，唐骏是不是诟病已久的微软中国人事和管理机制最后一个牺牲品？

　　唐骏挂冠而去时比所有的前任都“风光”。2月3日，微软在宣布此消息时措辞用的是“退休”而并非“离职”，唐骏还被授予“微软（中国）名誉总裁”的称号，这样的待遇在微软中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但无法改变的是历史再次重演。唐骏仍然无法逃脱前任们的 命运成为了微软大中华区和中国区权力重叠的牺牲品，即使其在微软有十年之功，以及有在微软中国总裁任上的良好业绩。

　　值得欣慰的是唐骏也许是最后一个，陈永正不会是唐骏，也不会是黄存义。

　　唐骏离职后，微软大中华区总裁CEO陈永正兼任微软中国总裁一职。有消息称，“唐骏将是微软中国最后一任总裁，微软中国区将不久后撤消。”倘若如此，对微软中国来说未必不是好事，意味着微软将从根本上杜绝人事更换频繁的源头。笔者在向微软公关经理马涛求证此消息时，她谨慎表示现在微软组织架构2003年7月份调整后的，总部对微软中国日益重视，陈永正的办公地点在北京，工作的重心也在北京。

　　唐骏在2月4日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大中华区和中国区领导人合二为一，是一定的，也是必要的。

　　在微软的组织架构中，微软大中华区总裁主要负责对大陆、香港和我国台湾省三地业务的协调工作。由于微软大中华区和微软中国的重心都在中国内地市场，权力的交叉容易产生管理的混乱。很多人认为，微软大中华区和中国区责权的不清造成了权利的争夺，也使微软中国的声音在经过多层过滤后难以完整到达总部。前微软中国总裁高群耀在《体验微软》一书中直言不讳：“微软大中国区与微软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合作成功的典范，人为的因素，更是导致了他产生多种矛盾的原动力。”，“如果公司不调整大中国区和中国区的组织结构，定义和责权的话，我不认为我的工作会做得更好，也不相信热情还在。”

　　而微软中国总裁的频繁更换，是这种公司体制和人事策略的产物。

　　杜家滨1994年3月到1998年10月任微软中国区总裁，导致杜家滨离职的原因是微软要他和中国区总经理吴士宏联合执政，杜家滨挥泪出走思科。1998年吴士宏上任时，香港地区业务被划归其管辖范围内。但当新的大中华区总裁乔治走马上任将香港地区业务收回，不甘心做摆设的吴选择了离开。2002年高群耀的离职直接原因源于与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的权利斗争，他甚至在辞职信中意气写道：“如果我不借此机会感谢黄存义先生，让我在我的事业中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将是一个不可原让的疏忽。”而2003年8月陈永正出任微软大中华区的CEO，被认为是来摆平微软大中华区与中国区的矛盾。

　　微软中国高层的更换所引起的震荡，微软总部不会没有所察觉。2003年7月，在微软全球性的机构调整，微软中国也做了相应的调整。“通过取消在本地区复杂的沟通层面和组织结构，和客户与合作伙伴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中国分成七个事业部，事业部负责人直接向微软大中华区汇报。按照七大事业部制调整，当时的微软中国总裁唐骏的工作是听七大事业部总监的汇报，实权旁落。2003年10月，陈永正把微软市场、财政等实权揽于身上，唐骏仅保留了技术等虚权。微软中国的权力逐渐收到微软大中华区CEO的手里，而唐骏的正式离开，使这种可能更加水到渠成。

　　唐骏，是否会成为“垂帘听政”、“政出多门”微软中国时代最后的背影？从此以后，微软中国能否告别人事更迭的怪圈？这一切都得由时间去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