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清明是每一个襄樊市民的心愿　　本报记者 黄广明 摄

　　湖北襄樊反腐风暴：70余名官员集体涉案

　　让人痛心的是，这种官场意识在当地几乎无处不在。一张从老河口市寄来的写给孙楚寅的明信片上写道：“孙爷爷，我爷爷与你共事多年，也没得到提拔，您现在当书记了，能不能帮我爸爸一下……”

　　□本报记者 黄广明

　　这是一次“送旧迎新”的会议。10月25日，中共襄樊市委九届九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枣阳市、宜城市、襄阳区和樊城区党委书记拟任人选。

　　在此之前，这四个地方的一把手已经“消失”好长一段时间。因为涉嫌腐败，四地的前任党委书记或已被定罪量刑，或正在接受纪委调查。这只是涉案官员的一小部分。

　　10月6日，武汉《楚天都市报》报道，湖北省纪委透露，正在查办的襄樊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楚寅案，牵扯到领导干部74人，其中该市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尽管湖北省纪委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相关数字并不准确，还有待确认，但襄樊官员大规模涉案已经铁定。

　　位于长江最长支流汉江上游的古城襄樊，这座湖北省的第二大城市，正经历着一场反腐洗礼。

　　市委书记的脾气

　　“头一天我还在会上见过他，第二天他就被纪委带走了”，一名湖北日报驻襄樊站记者说。孙楚寅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正是襄樊市贯彻落实中共十六大精神动员会。其时是2002年12月初，距孙楚寅出席十六大回来只有半个月。

　　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孙楚寅对他全国党代表身份的珍视。十六大闭幕后不久，他接受湖北日报记者采访时津津乐道：5年前作为党的十五大代表，他的代表证编号为“1253”。这次作为十六大代表，代表证的编号又是“1253”。据说这种巧合是极少见的。说话时，孙“抚摸着两个编号相同、相隔5年的珍贵证件”。

　　在这起大规模的腐败窝案中，孙楚寅是焦点。纪委人士透露，长期养尊处优的孙书记受不了“双规”之苦，很快交代了几十个向他行贿买官的县局级“一把手”以及一些重大经济案件。

　　《襄樊日报》10月17日头版刊出《依法罢免孙楚寅市人大代表职务》的消息，其中称孙“利用职权，在为他人提拔、调整职务中，受贿数额巨大，涉嫌犯罪，且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多名女性发生两性关系”。

　　据孙楚寅的履历表，孙是湖北黄冈人，历任老河口市经委主任、市委办公室主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1991年任襄樊市委副书记，后兼任市政协主席，1996年任襄樊市委书记，直至案发。

　　一位了解孙楚寅的襄樊市老干部说，孙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他从做企业转向仕途，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国家开始重视知识分子。

　　1991年，孙楚寅刚提拔为襄樊市委副书记，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是在襄樊市举办的首届“两会一节”(诸葛亮研究会、诸葛亮文化节、经贸洽谈会)动员会上，“形象工程”推进缓慢，孙楚寅在会上发了脾气，说：“‘两会一节’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与市委保持一致就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谁砸我的锅，我端谁的碗。”

　　1997年，襄樊市在搞城建时，推倒了一段古城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毁坏文物的情况，孙楚寅观后又发了脾气。不久，中央某大报就受托发表了一篇报道，称襄樊市历来重视文物保护，其中孙在报纸上侃侃而谈，只有成绩，没有过错。

　　有一年，保康县天旱，一名老干部下去检查灾情。车行至南漳县某地，车堵了好几里路，交警忙前忙后地命令来往车辆稍安勿躁。原来，前面孙书记正与马路边的一农户促膝交谈，电视台、报社的记者忙个不停，好记录孙书记体察民情的这一幕。孙书记的车马横占了整条马路，来往车辆一堵就是一个多小时。

　　市委书记的脾气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襄樊政界对孙楚寅的评价并不是一边倒。相当一部分襄樊市委市政府的干部表示，孙楚寅给不少人的感觉“像一位学者”。在他们看来，上述孙的言行在官场并非过分之举。孙对襄樊的发展还是有不少贡献的。

　　襄樊市纪委一名干部说，对孙楚寅两种相悖的评价并不难理解，现实中，有许多与孙类似的贪官，他们可以在“人民公仆”和“腐败分子”两种角色的转换中游刃有余，心安理得。现实给他们提供了演戏的良好土壤，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刘有庆“仕途怪相”带来的负效应

　　纪委人士透露，襄樊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有庆案发，牵出了孙楚寅，孙又牵出了众贪官。

　　8月11日，襄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襄樊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有庆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

　　刘有庆早有前科，成名已久。1994年7月30日，经中央纪委和湖北省纪委联合调查，从1990年10月至1993年4月，担任谷城县委书记的刘有庆连续三次更换轿车，将乘坐的一辆黄色桑塔纳轿车先后换成新白色桑塔纳、进口蓝鸟王和进口现代王轿车，购车挪用企业流动资金和专项资金共计40多万元。

　　带来的后果是：谷城县一些单位和领导干部效仿刘有庆，竞相买车和换车，购车资金多数来源不正当，有的动用企业流动资金，有的挪用水利、林业、交通、城建等专用资金，有的甚至挪用“新灾夏粮救济款”和群众捐款。

　　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报道了他因违规超标购买轿车被查处的消息后，刘有庆被撤销县委书记职务。

　　知情人士称，1994年人代会，襄樊市政府换届选举时，刘本来已列为副市长候选人，就在人大代表表决的前一天，接上面通知，取消刘的候选人资格，原因即在他的超标购车行为暴露。

　　按照官场惯例，一名官员经过这么一折腾，其政治生命不说终结，至少也是止步不前。但刘有庆却不然。1996年底，刘有庆被任命为襄樊市委副秘书长。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市委书记孙楚寅。知情者称，孙提拔任襄樊市委副书记前曾任老河口市委书记，与主政谷城的刘有庆私交甚笃。

　　刘有庆就任市委副秘书长后，行为未曾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湖北奥西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谷城一家小有名气的乡镇企业。1997年春节前，公司负责人卢某某为了请刘有庆“支持工作”，送给刘有庆4000元现金。此后不久，经刘有庆打招呼，赵某某所在的公司承接了襄樊市交通局养路征稽处办公楼建设工程。

　　1998年底，刘有庆更上层楼，被任命为襄樊学院党委副书记(副厅)，主持工作。

　　根据法院调查，1997年至2002年，刘有庆在担任襄樊市委副秘书长、襄樊学院党委副书记、襄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共计46.3万元。

　　刘有庆的仕途经历大难而不死，相反还屡攀新高，这背后相助的神人，就是孙楚寅。例如，刘有庆在襄樊学院的权钱交易早已触犯众怒，100多名教职工联名告状，甚至有人贴出了大字报，但后来，刘有庆仍擢升到地位更重要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而这时的襄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正是由孙楚寅兼任。

　　而刘的“仕途怪相”，直接成了当地部分官员的一个“活教材”。

　　腐败链条的延伸

　　在襄樊，买官卖官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从现在已经判决的几个领导干部的案例看，无不涉及。

　　1999年，枣阳市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同年10月的一天，时任枣阳市兴隆镇镇长的王道山为能提拔为乡镇党委书记，以给市长尹冬桂汇报工作为由，到尹的办公室送给尹1万元现金，并请尹做工作，在这次乡镇班子换届时把他调整为兴隆镇党委书记。同年11月，尹冬桂和枣阳市原市委书记曾宪荣二人商议，更改了对王道山的调整方案，将王改任为兴隆镇党委书记。同年11月，王如愿以偿。

　　“在襄樊不少干部看来，没有花钱办不成的事，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信念。”

　　在襄樊官场盛行一句顺口溜：10万元保位子，20万元挪位子，30万元选位子。买卖官位几乎成了一种市场行为，当事者都算过一笔经济账，投入多少，收益会有多少。

　　据襄城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局长透露，一段时间里襄樊官场只要官至科局级，主政乡镇或一个单位，心思大都就不在工作上了，跑官要官就成了他们的头号大事，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襄樊市上一点档次的酒店就被公车包围，其中不乏下面县市牌照的车辆，其中不少就是为跑官请客送礼，疏通关系的。

　　襄樊是湖北省第二大城市，在这场查贪风暴中，其下辖的南漳、谷城、保康3县，枣阳、宜城2市，襄城、樊城、襄阳3区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汽车产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鱼梁洲旅游开发区，连同代管的老河口市，几乎全线“沦陷”。

　　按涉案性质不同，此次被查处官员分作两种：一种是有经济犯罪行为者，一种是行贿买官者。

　　据省纪委协助办案人员透露，孙楚寅交代出来向他买官者有几十人；而襄樊市机关的内部版本是：涉嫌买官的市直局级干部至少有70多人。

　　2003年7月30日，襄樊市纪检监察工作会议透露，又有15名县级领导干部正在接受查处，仅“一把手”就有12人。受到审查的县、市、区委书记包括：枣阳市委书记曾宪荣、谷城县原县委书记周无宵、宜城市委书记唐有月、原两任襄阳区委书记谢光国、陈治华等。市直机关中，干“肥差”者基本不保，如前两任交通局长魏伟、陈琦，城建局长刘顺学等。

　　进入到2003年下半年，查处的贪官转移到市直高层。就在最近两个月内，襄樊市副市长赵成霖、赵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克禄、公安局长柳维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玉国等陆续因涉嫌受贿等经济问题被人大罢免。

　　一时间官场人人自危。

　　2003年1至9月，襄樊市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329起，涉案人数341人，已侦查终结284件，移送起诉274件，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00余万元，其中最大的一笔个人涉案金额为150多万元，查办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在立案数、大案数、要案数以及案件起诉率等各方面在湖北省均列第二位。

　　在孙楚寅2002年“双规”后不久，襄樊市的反腐工作势如破竹。据襄樊市纪委的一份资料显示，2003年上半年，襄樊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核调案件线索476件，立案399件401人，结案241件；处分233人，其中涉及科级以上干部36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7人；挽回经济损失1062万余元。其中已经查结处分的县级领导干部9案11人。

　　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官场文化？

　　襄樊市委市政府大院门口的一条街叫荆州街，在襄樊百姓心中，这条街有一个别称：烟酒一条街。记者统计了一下，一里左右的荆州街，集中了近30家名烟名酒商铺，一家接一家，装修一家比一家豪华，分外张扬。

　　较之普通的烟酒商店，这里卖的要高档得多，如烟多以中华、玉溪等为主，酒则多以茅台、五粮液等为主。缘何名烟名酒商店多集中于此？一位店主告诉记者，首先，这里是市委市政府大院所在，机关干部住宅区也集中于此；其次，如今办事时兴请客送礼，可谓世风不幸商家幸，在这里开烟酒店，占尽天时地利。据介绍，几年前这里开了第一家名烟名酒店后，生意异常火爆，众人纷起效尤，直至今日成蔚然之势。

　　在这里开烟酒店有暴利可图，有一家店光今年春节期间就获纯利30万元。店家不指望多做生意，一天做一笔就行，因为这里买几条烟几瓶酒就要两三千元，而店家的获利通常有30%-40%。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利润率，是因为他们两头赚，卖给送礼的人要赚一道，而收礼的人通常又会压低价格卖给店家。如此往复不绝，店家无本万利。

　　襄樊官场的另一怪是裙带风严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曾经担任原襄樊地委某领导职务的某退休老干部，有三个子女均为县处级干部。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子女的腾达就是受了父亲的佑护，但正如许多人议论的，“这在普通人的家庭是不可能的”。

　　让人痛心的是，这种意识在当地几乎无处不在。一位襄樊市委的同志告诉记者，有一年春节他值班，在寄来市委的信件中，他发现了一张从老河口市寄来的写给孙楚寅的明信片，上面写道：“孙爷爷，我爷爷与你共事多年，也没得到提拔，您现在当书记了，能不能帮我爸爸一下……”显然，这是一位小学生写的。

　　“形象工程”在群众中的形象

　　孙楚寅在任时，每年都要把“一节一会”当作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斥巨资举办，当作一张和政绩紧密相连的牌子打。

　　所谓“一节一会”，在襄樊指“诸葛亮文化节暨中西部经济技术协作区经贸洽谈会”，2001、2002两年，襄樊市政府连续举办了两届。原计划每年一届地办下去，2003年，孙楚寅“下课”后，便戛然而止。

　　每年的节会闭幕后，襄樊市都要总结一下所谓的“重要成果”。但在许多襄樊普通干部群众看来，这样的“人造节会”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而且“养肥了一批贪官”。

　　襄樊市政协常委、退休特级教师李治和说，为迎接每年的“一节一会”，都要建设大量的形象工程，比如建广场，修道路，而这些工程投资，少则数百万，多则上亿元，按照法律规定，这些工程应该实行公开招投标，但它们多数都属于暗箱操作。

　　这些年襄樊市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重大工程都分解到各领导干部负责，这样一些工程，不少不报规划、土地、计划等部门，边设计边建设，经济上也封闭运行，虽然工程完工后报上都说全部通过了审计，但老百姓心里有相当多的疑问。

　　李治和举例道，马路上的灯杆，如果招投标3000元就可以买一个，但一些官员在幕后操作后进价达到15000元。

　　不止一位机关干部在谈到襄樊荆州街的改建时都义愤填膺。荆州街位于襄樊市委市政府大院门前，本来已建设得很不错，路面平整硬化，人行道上彩砖铺地，但竟以迎接一节一会的名义毁建达三次之多，树也是栽了又拔，老百姓议论，荆州街400米用了400多万元，真是走一步一万元。襄樊市有这么多下岗工人，还有许多地方马路破破烂烂，这些冤枉钱怎么不花在该花的地方？

　　襄樊城区不到50万人口，近年来却好大喜功地兴建或扩建了十多个城市广场。如诸葛亮广场、人民广场、明珠广场、东门广场、西门广场、夫人城广场、陵园广场、南湖广场、隆中广场等等，仅诸葛亮广场一个，投资据说近亿元人民币。

　　襄樊市一位人文学者说，近两年襄樊市搞建设，虽然某些方面确实改善了城市形象，方便了群众生活，但把今后五年的钱都花光了，许多重点工程指挥长拍屁股走人，却将沉重的负担留给后任，如建隆中广场，就欠下两三千万元的债务。而且，相当一部分工程建设不注重规划，破坏了襄樊历史文化名城的形象。像诸葛亮故里的隆中广场，建在国家级的旅游景区，近万平米全部铺设花岗岩，与诸葛亮“躬耕陇亩”的乡居特色十分不和谐。当初建隆中广场，人大、政协、老百姓、学术界有许多人反对，结果政府还是上了项目。

　　盲目决策的恶果谁来承担？

　　今年9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襄樊市鱼梁洲旅游经济开发区局部地区，居民损失惨重。锦绣家园小区住户孙亚生存放在一楼的20多台电焊机就遭水淹，损失十多万元。

　　现在看来，就在不久前，开发区和开发商承诺的“鱼梁洲可抵御五十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洪水”的承诺，听起来就像一个天大的笑话。

　　从1996年起，襄樊市决定大举开发鱼梁洲，要建成为“襄樊的浦东”，“湖北最大的生态旅游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可是鱼梁洲自古为汉江行洪区，这么一个建在行洪区沙滩上的城市，竟没有经过水利部门的审批。湖北省水利厅向媒体透露，鱼梁洲的开发未经水利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属“违规开发”，违反防洪法。

　　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林发明承认，鱼梁洲的建设在审批程序有问题。1999年9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将开发区列为省级开发区。鱼梁洲开发区内部一位人士透露，去年湖北省政府已行文撤销“湖北襄樊鱼梁洲旅游经济开发区”。

　　襄樊许多人士称，鱼梁洲这样的地方即使要上项目，也应该是公园绿地类的休闲项目，而不应该建住宅小区这样的永久建筑。

　　目前，岛上各类建设投资接近20亿元。在鱼梁洲起步区3.5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水、电、通讯、有线电视等基础设施均已基本配套，已建成的房地产等项目达数十个，其中房地产项目最多，常住人口近2万人。

　　现在，鱼梁洲在襄樊已由一个红极一时的宝地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如欲使之合法化，必然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如果承认建设违法，如此重大的经济损失谁来承担责任？

　　深受其苦的当地居民摇头：长官一个拍板，百姓半辈子遭殃，官管不好，百姓就过不好。

　　湖北高层从严治官

　　近一年多来，湖北省高层的反腐魄力让基层群众耳目一新，众多贪官的落马体现了湖北政界正在自我涤清。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早在2002年的省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从严治“官”决不手软。

　　俞正声告诫，要清醒地看到前进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和新挑战。一些部位和环节的消极腐败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工作作风不实；有的地方和部门治党治政不严，好人主义盛行，执纪偏宽偏软；少数党员干部热衷于拉关系、找靠山、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造假骗官、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个别党员干部贪污受贿，严重违纪违法；有些不正之风纠而复生，缺少有效的根治措施，等等。

　　湖北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黄远志在省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当前发生在湖北省的腐败现象，呈现出五大特点：团伙性：有的腐败分子具有明显的群体性，多串案窝案；集合性：一些腐败分子大肆进行权权、权钱、权色交易，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体；欺骗性：腐败分子善于伪装；集中性：近两年发生的大案，主要集中在干部人事领域、司法领域、新经济领域、工程建设领域和资金密集部位；易发性：省纪委2001年以来的自办案件中，1998年以后作案的占新立案的73.9%，武汉、襄樊的这一比例分别为92%、82.7%。

　　经过反腐风暴的洗涤，湖北省吏治清明的轮廓正逐步清晰。

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

襄樊市街头反腐败宣传栏　　imaginechina／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