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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杰:老板和院士的双重角色(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01日 14:57 BTV-《世纪之约》栏目供稿
科技时代_李国杰:老板和院士的双重角色(图)
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约定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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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曾涛

  编导:彭媛媛

  20多年的艰难曲折的求学历程,直到43岁,他才真正开始自己的事业。他曾在同一张办公桌上演绎老板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90年代末,面对重重危机,他上任中科院计算所
所长。《世纪之约》约定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

  主持人串场:说到中国的计算机研究领域很多人并不关注也根本不看好,然而在今天高度信息化的国际环境当中,我们中国的计算机研究人员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又在干些什么,这是我们非常渴望也非常有必要要了解的事情,今天我们就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的所长李国杰院士。

  1960年,17岁的李国杰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取得了高分。然而却碰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挫折。只因为他是个“右派”的儿子。

  李国杰: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国家的政策人是分成三六九等,它在你读中学的时候你的家庭出身它就给你分了,你这种人只能考哪一类的学校,我是被划在最后一等上,所以你只能上最后一等上。

  字幕二:1961年,在湖南农业机械化学院学习了一年,李国杰突然被下放到一个工厂参加劳动,被迫中断学业。

  李国杰:刚好分的那个地方也叫冷水江,所以就像一瓢冷水似的泼的,但是即使那个环境下我仍然在看书,仍然在工作之余自己写日记看书。虽然看书并不是讲在考试,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读书了。

  1962年5月,李国杰得到消息:原下放的学生可以参加高考,犹豫中参加了他的第二次高考,幸运的是,李国杰再次跨入了大学校门,成为了

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

  李国杰:我到了北大以后特别珍惜这个读大学这个机会,我觉得真是来之不易,所以我那时在我的墙上,我就在床上自己画了一个油灯,就挑灯夜战这样的一个,完了写了字就叫做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李国杰还没有毕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李国杰:那个时候什么理想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分配的时候可以说是你学物理的可以互相交换分配的名额,无所谓,实际就是扫地出门把你打发走了,那个时候我们在农场锻炼以后我那时候最希望分的能做的事情就是分到一个县的广播站去管喇叭管收音机,因为那是无线电。

  12年过去了,他的人生有了真正的转机,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他成为了中国科大计算机系的研究生。37岁,

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师从华云生教授。1987年,在美国伊利斯诺大学完成博士后之后,回国。

  主持人串场:在度过了20多年艰难曲折的求学历程之后,李国杰院士终于在43岁真正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而这个事业一开始就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李国杰回国之初,国家863计划已经开始,他只承担了一个10万元的基础研究课题,但是不久便成为了863智能专家组的副组长。1990年3月,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研制领头单位——国家智能计算机中心成立,李国杰出任中心主任。

相信奇迹

  记者:像您回来之后就做了计算机中心的主任是这样吗?

  回答:当时科技部领导就不想走原来那个路,把经费给原来那些老的研究所,就是想给你建一个单位,另建一个新的单位,这个单位就是有一个新的机制来做,就找我,我从国外回来的,但是当时其他国内那些人并不太理解也并不太愿意这么做,何苦找一个国外刚回来的人另起炉灶呢?92年初,92年3月份,3月11号我记得,那时候开了一个会,我觉得时候到了,我就跟他们开会的时候也要有一个职工黑板上写了一个字叫人生能有几回搏,就那个时候写的,写完以后也是受我一个朋友的影响,那个朋友老劝我,跟我一起在美国读书,叫李凯,他现在在普林斯顿大学,他说李国杰你要相信这些年轻人,你要不相信他他绝对做不出机器来,你绝对不能讲你觉得他们做不出来,你要流露出丝毫的怀疑他们就做不出来了,你就必须让大家做出来他才有可能做出来,他说你要流露出对他们表示怀疑的话你就别希望他能做出来,所以那时候我开这个会就想表达这个心情,我说虽然你们没造过机器,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把机器造出来,我现在把你们派出去,就是送到美国去,当时美国去的时候并不是美国哪个地方要我们,没人要我们,就是在美国租了一间房子,把他送出去,因为那个大环境他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一些零部件什么,可能更快一些。他们去的时候就是风箫箫兮亦水寒那个味道,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味道,那些人就含着眼泪什么,李老师,你这么相信我们,我们不把机器造出来我是没脸见江东父老了,确实是一去不复返的心态了。

  记者:当时您自己其实可能承受的压力比他们还要大?

  回答:那没说的。因为他当时觉得我不称职,带着这些人什么政绩也没有,也没出什么成果,但这些人去很,就是那种很卖力气,当时那个队伍5、6个人,并不是很多人,就是到美国去以后,日日夜夜干,大家确实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我当时去看都很感动,就是一个房子里头,像这么一大间房子里头摆机器

客厅里面作为设计房,旁边就是大家的卧房,没有床,就摆在地上搭一个垫子,困了就躺那儿睡一下,醒来再干,一天干15、16小时,到那儿那么长时间,别的地方很少去的,就是他们叫那叫洋插队,把这个叫做,虽然到了美国,但过的日子还挺苦的,搞了还不到一年就把机器搞出来了,就是年轻人给我,也是给我的教育,就是你得相信他们是能创造奇迹的。

  1993年,经过十个月的封闭开发,五个年轻人不辱使命,从美国带回了一个李国杰所期望的主板。几个月后,智能中心的第一台高性能计算机曙光一号研制成功。李国杰本人也由此获得了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奖。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相继研制成功曙光1000、曙光2000、曙光3000等高性能计算机,这些成果使我国一跃成为少数几个有能力制造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的国家之一。

  1995年,曙光公司成立了。李国杰任董事长兼总裁。

老板和院士的双重角色

  记者:在当时您决定办这个曙光公司的时候,那么触动您去的原因又是什么?

  回答:当时倒不是因为大家都下海跟着下海,当时也是觉得我们不能做一个东西做完了以后就搁在那里,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去,我就是有一个小的推广部,小的推广部去推,但是发现推不动,推不动也是形势,你做一个机器做出来,但是有很多原因我们不能再关在院墙里头,对我激励比较大的就是宋健,宋健后来是工程院院长,当时是科技部的部长,科委主任,他跑到我们那边来视察。在他之前,就是王大珩跟马宾,马宾原来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一个顾问,他们两个评价非常高,说这个曙光一号其意义不亚于卫星上天,而且马宾说我可以把这个材料报告直接送给江总书记给你做报案去,他们评价非常高。后来宋主任来了以后讲了非常激动人心的话,他就说黄埔军校有什么了不起,黄埔军校不就是培训半年三个月吗?他们出来就是团长师长了,你们这边都干了两三年了,你们都可以出去当个师长团长的,杀出这个重围,像当年刘邓大军一样的,冲出去,你们完全可以作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一样,就是能够做很多事情,给了非常激励的一番鼓励。朱院长也来了,也是类似的话,说你们要做敢死队要杀出这个重围去,中国人都觉得必须有人去市场做这个产品化,当时想转给别人去做,但是找了一圈没人接,因为当时在高新,大家都感觉比较难做的比代理商代理微机难得多了,当时情况就是这样,你不做自己也得做了,当时做的原因也就是去融资,找有没有人给钱成立起来,不像现在说可以风险投资这个投资,那个时候就是谁给钱我就给谁做,当时就想筹备这么个公司来做,想的比较简单,以为有人给钱就可以做起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没那么容易,办一个公司实在是太难了。

  记者:那您从这样一个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这样一个角色转化到或者说是渗透到参与到这样一个做企业的这样一个方式的时候,您那个时候觉得您的性格适合去做商业吗?

  回答:很不适合。

  记者:为什么?怎么不合适呢?

  回答:是这样,做科研的人他一般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的,从我的体会是这样,科研的人一般说是一般都是把这个事情想得比较美好,他都是相信世界的人都是好人,恐怕天生就有这样一种心态,他不会太多去怀疑别人,他不会去算计别人也不会怀疑坏人,但是在商场上跟你打交道的人往往是算计你的人,或者是有些并不是真诚的朋友,有些是打主意的人,但是我们作为科研人员缺乏这种识别能力,就是上当受骗,有些人他也受骗,我就受骗太多了,就更多了,就是不太,太轻信,就是不太容易防人家,但是办好一个企业没有很好的办法防治防避,光从理想来做是不行的。

  记者:您刚刚讲到是在计算所,中科院的计算所,那么大家知道就是联想也是从计算所里面开始发展起来的,那么曙光也是类似,只不过是高性能的计算机,您也同样下海,所谓下海也去做了公司,您有没有去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回答:做法上也不完全一样,联想它的成功在它实际上是我觉得它是从贸易、属于贸工技做起。柳传志的本事我觉得在管理上并不是说带着一门技术需要,他当时跟倪光南一起下去,倪光南可能凭技术,他是凭管理,但是他熟悉中国的国情,他怎么知道在中国从贸易积累资金开始逐步把这个公司搞大,他特别重视管理,他特别重视选人,所以他后来请了杨元庆各位来做他的帮手,他大胆信任他们,他有他培养人的办法。所以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怎么办一个高级公司,应该说柳传志走的这条路是成功的,所以不管有多少人说联想没有多少高技术,联想不过是个卖机器的,实际他没有想到在中国到底怎么办高技术以前是纸上谈兵,而柳传志那条路他不是纸上谈兵,是实实在在走过来的,我是很佩服他的。所以像曙光跟它有点不太一样,曙光它原来有一个高技术的成果,是从智能中心做出这个曙光一号机器以后,带着成果,事先把成果把它推下去,所以首先是有技术,有了技术以后他再做推广工作,有人把它当做科研型的也好,技工贸也好,有点相当于做方正的味道。但是今天很难说好像曙光走错一套路,你怎么不像联想一样,也从卖机器开始做起,这个历史不能重演,它80年代初的时候那条路走的是对的,我们那时候是90年代,差了将近10年时间,90年代走那条路可能跟80年代就不一样了,现在证明曙光这条路也走通了。

  主持人串场:正是曙光机的出现,国外同类的高性能计算机在中国的价格开始明显地下降。在计算机的这一个研究领域我们开始看到了中国人的身影。然而中国计算机科研人员的追求还远不只于此,他们的理想正意寓在每一天的扎实的工作中。

  记者:是不是正是因为曙光机的出现,国外同类的这种高性能的计算机一下价格就下跌了,后来到了一半?

  回答:应该是很明显,现在实际上这个降价应当说也不完全是曙光机一家引起的,像联想慢慢也上来了,浪潮也做了,大机器曙光多一点,国外也想占这个市场,他们以前竞争得很厉害,你都不太相信一台计算机打折打多少折?一般打折打成7折8折或者是80%70%这样的20%,现在的折叫做打零五折,就是我这个机器如果是100万的价,他卖给中国5万,打到这么厉害,简直不可思议,所以外国公司降价降到令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步。

  记者:我想当您自己看到国外的这些计算机公司把价格降到您说的零五折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可能觉得虽然自己做曙光机做得这么艰难,是不是觉得非常值得?

  回答:这方面应该说也是一种成果,但我并不太希望老是以这种名义出现,好像是起了一个降价的作用,这些是在做中长期规划里面我们搞科技的人和那些经济学家的一些很大的区别。中国的科技人员不是该做这点事,但是相对来说,在信息领域,我自己自愧就是说比别的领域来说可能是差一点,我最佩服的像袁隆平这样,像农业这个领域里头,你就不敢说中国科技人员没贡献,每个人吃的粮食里头大概每年都将近有50、60斤粮食是由于杂交水稻发明以后才增加的粮食,几千亿斤粮食分到每个人分量都有的,所以都想着这个恩惠。但是在信息领域里面,说实话,核心的技术都是别人的,你现在不光买微机买什么,不管硬件软件,主要的技术还是别人的,而且你在现在的所谓流行的所谓专利标准里面,像用的天天上网,全世界有3千个专利技术,中国只有一个,那么现在大家在计算机的教科书里头那么多历史贡献过来的多少个贡献人家会说教这个计算机怎么回事的,几乎找不到中国人在教科书里面的位置。从这个方面讲这个问题距离还是很大,所以我们从搞计算机这行讲绝对是有愧得应当是为这个行业能做更多的事,这也是我这次参加中长期规划里面我一直觉得中国人应该在这个领域里面做更多的工作,包括将来形成的标准里面更多用自己的技术,包括将来产业里面更多是我们职业技术,我把这个堪称是我们下一个很大的目标,不敢说百分之百都是,我也不赞成百分之百,也不能说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但是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中国有一个词叫充分的自主知识产权,我相信在未来的10到15年中国人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国家责任感

  记者:李先生我看您以前可能在写过的文章里说到这样一句话,您说看到国内的阴迷,而不失去振兴中华信心的有志人才和受到西方文化熏陶但不迷恋西方舒适生活的学者是振兴这个民族产业的脊梁。那么这样一句话是不是您在这里面有很深的经历和体会?

  回答:应该是吧,我想当然不完全讲我个人。我觉得在国内有很多人他是经常是出去,出去就一去不复返了,就是国内太黑暗了太腐败了,就是这种理由,但每次碰到这种情况就跟人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要是眼睛看这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国外照样有,举过一些例子在国外碰到所谓不像话或者不如意的地方很多,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一些学生圣诞之前在一起想唱唱歌,练练节目,旁边有校董事开会什么的,居然可以把这些学生判刑,要么罚款5千到1万,要么就坐牢,学生何罪之有?就是想轻声唱歌,就觉得打扰这些人了,觉得不安静了,居然到这样的地步也有,很多教授打报不平,说这极不像话,那你怎么办?这些东西多了。不能以这个为理由,不能觉得国家有问题你就好像就丧失信心了,一旦有这个信心,就是国家的强大每个人都有责任的。相反的到国外去以后,也有两种人,有的人特别真是感觉国外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好像真是天堂似的,特别迷恋这种西方的生活,但这种人我估计靠他们建设也没有什么希望。

  记者:那您觉得您自己的对国家或者对社会的这样一个责任感是从怎么样一个心态里培养出来的?

  回答:这个好像很难说。但是有一天我可以说,就是和那种不是一般的政治教育引起的,不说听几个报告,看看报纸什么的,包括你对一个国家的感情对老百姓的感情,有的是潜移默化的。有一次有人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讲过我在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长征的经历。

  记者:是什么经历?

  回答:我文革的时候我跟十来个人从北京一直走到延安,走了两千多里路,就是这么走过去的,就是也没有坐车也没有住什么红卫兵接待站,就是那种住老百姓家里,这一路走过去以后,你就会深深感到祖国太穷了,就是这些老百姓太苦了,这是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我想这个东西你很难讲谁告诉你要对国家有所贡献,但是这种感情的东西好像是一种潜移默化。

  记者:这一路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回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全是中国人,总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怎么那么辛苦,过日子很差,以前,当时还有工分,一天挣多少钱,我问很多农民,一天工作下来8分钱,这样还是算好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煤矿,当时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到瓦窑堡,“资产新”,革命也是很重要的地方,到一个当地的煤矿,是一个国营企业,由于当地说你挖出煤才给钱,不挖煤不给钱,所以那个煤层很薄,也就一米左右,那整个煤层就是不能站起来,得爬进去,挖了煤以后爬出来很远很远,我们真进去过,在里面一直走,简直不可思议,我就是在燎原电影里看过那个场面,解放这么多年还这么煤矿工人,完了一生气就把县长找来,县委书记说你看看怎么会这么挖煤呢,没有坑导那种,当时感觉到我们国家很多人过的日子还非常非常差。当然也有人逃避了,像到国外去过你的舒服日子去,我也搞不清什么原因,但是总是一个很沉重的感觉,好像有一份责任不光是自己要过好日子,中国还有很多很多人过着很差的日子。这个可能跟平常看书,很难说哪一次。

  小片三:1998年计算所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最先进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而计算所的改革掀起了很大的波澜。有人说,要想把计算所和联想的合并问题搞好,首先要了解中国。李国杰在风口浪尖上上任计算所所长。

风口浪尖的思考

  主持人:李先生,在9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的计算机所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危机,而您个人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那么当时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回答:我来当这个所长我并不想当,当时在商业街的时候有人就希望要我来出面来当我就不想当,因为这里面很多,我这个人就不喜欢卷进一些漩涡里面去,我还是想比较干净比较就是没那么多罗嗦事情做点工作,但为什么接了这个事情做?说实话我还是有点作为一个科研人员的责任感,我应该打抱不平,我觉得不能把科研人员看得太不当回事了,确实有点这样的看法,所以当时来接任这个所长的时候,我在那个会上不敢多讲话,因为那个环境,政治没讲清楚,我只进了两句话,重点讲两句话,我说我现在希望大家跟全所当时那些骨干,说我们应该新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则,我说如果怀疑这两条原则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当时说话就是说我实际上对计算所的那些员工说你们要相信,实际上是什么?相信科学院的党委,不要怀疑这个党委,不要踢开党委闹革命,不要去抱怨科学院的领导,后面这句话是讲给领导听的,你们要相信计算所的员工,也相信这些科研人员,不要不把他们不当回事,不要认为可以是改革的阻力,他们是改革的动力,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当时很多人觉得知识分子好像不愿意改革,不愿意进步,好像不愿意去被企业管着。实际上我总是认为在中国这个土地市场里面,可以人员是很可爱的,是他们承担了很多负担,但是他们给国家做了很多贡献,但大家受到的批评比受到的表扬多,一旦出来一些所谓什么两张皮也好,什么科技成果转换率不高也好,这个板子统统打在科研人员身上,主要是科研人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还不对。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科技不能进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某种意义上我当这个所长是有点像跟科技人员证明的味道,就证明科技人员他们是好样的,他们经得起信任,他们值得信任,所以我担任这个所长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要做点事大家看,使大家觉得看的心服口服的事,说为什么下那么大决心做芯片也有点这个味道,我要做点事让大家感到只有这些人才能做得出来的事。

  主持人串场:在与李国杰院士的交谈中我能够非常清晰和深刻地感受到他身上所肩负的那一份沉重的责任感以及对事业极大的热情,正是这种深情和激情,让我看到了中国计算机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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