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界十年穿梭，全是逆来顺受

　　阿忆在军营长大，从小舞刀弄枪。北大求学7年，学的是法律。工作之初投身经济，干到厂长助理和销售经理。可以说，直到1994年夏天，还全然看不出阿忆与电视有多大瓜葛。然而，随后的8年，他立马儿成了电视大策划人和大撰稿人。他的近视眼原本怕所有光，但唯独不怕演播室的灯光，这使得阿忆可以直接担当主持人。在京城各种策划会上，请到阿忆不是一件容易事，他身兼数职，分身乏术。可一旦他意外出现，说出的招数儿最实际，表述的问题最清晰，总能勾起与会者一阵阵笑声。

　　如此的阿忆没有颐指气使，非常和善，甚至不太把自己当人，很善于瞬间揣摩出对方的意图并积极迎上去配合，这使得被他辅佐过的主持人都感到惬意，当然也使这篇采访完成得异常顺利。

　　阿忆1989年冬天辞去公职，从此离开实业界。在老同学们的劝说下，准备去加拿大，拿一个教育学博士学位。但阿忆是孝子，舍不得丢下父母，因此护照、托福、GRE均办得拖泥带水。等到一切手续齐全，小平南巡讲话也传开，同学们争相回流，抢占内地基业，阿忆正好找到借口废了护照。在办理种种出国手续的过程中，阿忆没闲着，应河南出版社一位老同学邀请，抛却国人的虚话空话传统，按海外自助书体例，写成《青春的敌人》。不过，书写成了，就是没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那年月，涉及“青春”的文字都是“放歌”类型。阿忆无奈，贸然采取自费出版手段，跑到沈阳开机便印了5万册。等到成书送到北京，阿忆惊恐地发现，5万册书摞起来，竟把父亲的4居室凭空铺高了1米。慌了神儿的阿忆开始骑车奔波于京城书摊儿之间，偶然路遇《北京青年报·青春星期刊》夏鸿主编。1993年春天，“专栏撰稿人”刚刚兴起，红极一时。夏鸿邀请阿忆加盟，一下子给了阿忆3个栏目。阿忆不懂报纸业务，只知率性而作，全然不顾同仁套路，竟迅速引起读者热烈关注，转而受到《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邀请，接手《老外随笔》，这个栏目如日中天，其中的故事让人看了捧腹喷饭，其中《淑女难寻》一篇曾在许多办公室热烈传播。搂草打兔子，随之《青春的敌人》异常畅销，累积卖过16万册，令出版界和坚决反对阿忆贸然自费的亲友大惊失色。从此，阿忆的自行车换成吉普车，阿忆自己也改头换面，从“企业青年”彻底化作“报刊新秀大撰稿”。

　　由于来路不同，阿忆的文章从不呻吟，没有撰稿人行列浓重的小情小调，更多地表现出超脱的幽默或者社会关怀意义上的忧伤。这个特点被北京新闻台副台长苏京平欣赏，阿忆受邀进了《人生热线》陌生的直播间，不久竟从嘉宾窜到电台直播主持的位置。1994年深秋，苏台邀央视《夕阳红》主持人黄薇来做嘉宾，黄小姐看中阿忆能写能说，生生把阿忆从苏台身边拉走，跳入由陈铎和她共同主持的120分钟的大型科教专题节目。在4个月的加速工作中，阿忆从一无所知到迅速成才，顺利完成第一个电视节目总撰稿的角色。让同仁们甚为满意的是，除了博闻强记，阿忆与人为善，脾气极好，最妙的是，他能把复杂艰深的科技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

　　阿忆在央视做的最大一件事，是1996年7月1日至1997年7月1日每天在《新闻联播》前撰写一段香港专题，那就是香港回归前后非常有名的《香港百年》。阿忆把原本枯燥繁琐的香港史写得激扬澎湃，跌宕起伏。回归日迫近，在同组编导关玲(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主任)和凤凰策划部经理程鹤麟(现任凤凰资讯台副台长)内外配合下，阿忆第一次融入凤凰，与央视胖张越联袂主持《凤凰48小时回归直播·妙语论尽港督》。那是阿忆第一次上镜，觉得比写书和做广播节目主持人难度大多了。

　　阿忆跳跃式交代完发家史，我不禁问他，您在媒体10年，包括电视业8年，似乎从不找工作，都是工作在找您。阿忆回答说，不仅是传媒10年，此前3年企业经历，同样如此。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有多大才能，而是我有良好的天性。我的脾气实在太好，人缘儿实在太好，大家舍不得不跟我在一起工作，就拼命希望我赶快失业，然后到他们那里工作。所以，我从没体验过没工作和找工作的悲伤和艰难。

　　每天告诫自己，我是一个读书人

　　学者使电视相对深刻，电视却让学者绝对浅薄。法国大哲学家萨特说：“学者不要开口讲话，因为一张嘴就低于你的水平。”学者必须在一个完整的时间里，表达一整套思想，并把每一个观点挂在该挂的地方。假如这些观点被肢解单挂，必定显得浅薄而怪异，常常遭到围攻和奚落。这就是《世纪大讲堂》何以打破电视规律，把一半儿时间拱手交给学者单独演讲的理由。思想，总是需要完整的表达。让学者完整表述思想的节目，不愁没有观众，也不愁没有丰厚的广告收入。阿忆透露说，江苏海澜集团投资《世纪大讲堂》的年广告额是1000万元，险些令我跌下座椅。

　　阿忆说，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告诫自己，阿忆是一位读书人，尽管被各方朋友拉入电视界不能自拔，但必须“洁身自好”，至少要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保持书卷气。在他担当总策划的节目组，一期节目的策划文本交上来，阿忆总是剔除其中的庸见和无聊的东西。在英达的《夫妻剧场》和陈鲁豫的《鲁豫有约》中，这种校正工作与两位截然不同的主持人甚为相合。英达是幽默的，动感十足。鲁豫是娴静的，安然有余。无论是幽默，还是娴静，两人的节目都带有鲜明的读书人的味道。

　　阿忆涉足凤凰的这5年中，人们每每从《红河·皇牌大放送》中看到文字清丽、人物和故事勾带自如、努力恢复历史真实的历史专题片，那都是阿忆的手笔。这种动辄纵横百年的大片，唤起了一大批观众的兴趣，如果撰稿人不是读书人，肯定勉为其难。在央视写专题片，多是编导至上，先是编导编出片子，再请阿忆见缝插针，配上解说词。现在在凤凰，阿忆是先写词，陈晓楠照着一字不差地录好主持人串场，其余部分由各位编导分头构造衔接画面，各部分按顺序合在一起，就是一大片。

　　编导们说，阿忆撰写的专题片，观众不是在看画面，而是在听解说词。

　　幽默是男人的勇敢

　　1997年，张越的《半边天》有过一个节目《给女人打分》，她给出中国女人名录，要侯跃文和阿忆来一套说辞，然后给她们评分。侯跃文给女人打90分，阿忆只给78分，并直言女人多数不合格。节目最后，张越要两位也给男人打个分。侯跃文还是打90分，阿忆师那样谁都取悦，我要十分悲痛地说，如果中国女人不合格，那中国男人根本不及格。张越问及理由，阿忆说，好男人必须首先是幽默家，但中国男人有几人幽默？

　　阿忆告诉笔者，男人可以没有钱，可以肢体不全，惟一不能缺的是幽默感。幽默的男人勇敢，甚至敢于自嘲。凡是遇到一逗就急的男人，阿忆总是大惑不解，深深地为他的婆姨担忧——和这样不及格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有无乐趣不谈，至少是提心吊胆，不知哪句话会刺伤他的弱小心灵。阿忆每当看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嫁到这等人家，总像古时候看到河伯娶亲，抱怨鲜花为什么总是插在牛粪上。阿忆主持《谁在说》时，刚从科索沃回来的中国第一位战地女记者黄文大声惊叫，我发现你天生有一种功夫，总是领着人往圈套里跳！这种惊叹，潘石屹、张朝阳、吴士宏、杨澜、窦文涛都曾有过，只是末了大家都发现，所有圈套都是善意温情的。一次又一次，嘉宾进套后自己笑自己，观众看见嘉宾进套笑嘉宾，只有阿忆不出声，又在设置下一个套。只因为幽默和智慧同在，因此套套不伤人，落得个皆大欢喜。

　　阿忆忽而俯身过来，小声告诉我，幽默还能挣大钱。不信，你就去问问崔永元、窦文涛、英达，如果夺去他们的幽默，他们是否会大幅度贬值。

　　好名声，是人生最好的投资

　　阿忆风流倜傥，在短暂的一生中，换过数不清的工作环境。但他在长征路上，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因此人虽远走，好名声却余音袅袅，引得旧同事无限怀念。比如说电视圈儿，那是一个欺生的势利世界，没有有势力的大哥领你进门，休想轻松入轨，因此大哥总要占些小便宜。但阿忆大哥拒绝一切回报，经常不辞劳苦地推荐落魄新人。9年前，阿忆与素不相识的丁天邂逅相遇，竟把《北京青年报·老外随笔》专栏拱手相让，救了这位小弟的生计。几年后，丁天成了小说家名声鹊起。8年前，阿忆在地铁里遇到小学教师术术，激励她笔耕不辍，并为之四处推介。术术终于辞掉教职，摆脱拮据，成为京城名记。7年前，阿忆告诉《青春的敌人》的小读者邱薇，记录身边事是一种好习惯。几年过去，邱薇成了音乐制作人，兼做广播主持，也出了书，卖得颇好。6年前，史树国经朋友介绍，与阿忆吃饭，表达想进入电视业的愿望。阿忆努力为其谋得凤凰卫视《爱心大使》的撰稿人职位。史兄为了报答阿忆老弟，强烈要求稿费分阿忆一半，遭阿忆夫妇痛斥。史树国便换啤酒一箱，阿忆欣然笑纳，当场喝掉10瓶。

　　阿忆有性情，但从不以性情伤人。电视圈儿很怪，制片人欠钱不给，理所应当；打工者拿不到钱向制片人索要，立刻会名声扫地。阿忆一直为此困惑，有时，明知道制片人不会给自己钱，还是不好意思说“不”。没办法，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一天深夜，阿忆送崔永元回家。崔兄说，对那些有坑人嫌疑的制片人，建议阿忆以“拖下去”的方法对付。他找你，你就说手里有活儿，等完了以后再说。以后再催你，你就说，活儿还没完，完了以后一定去……直到永远。这样，你既没得罪人，无清高之嫌，又避免了浪费时间。阿忆听后，茅塞顿开，两年来屡试不爽。明明是崔永元的高招，反被阿忆用得如火如荼。许多坏制片人碰在一起，也都说阿忆人好，尽管没合作过，但人家谦虚呀！

　　(深圳)李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