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为培养中国期刊出版的知识精英，与法国桦榭—菲力柏契出版集团于巴黎联合举办“2002年期刊出版集团经营管理培训班”，特地从全国近9000种期刊中物色了16位期刊主编。何承伟有幸成为代表团成员之一。众所周知，桦榭集团是世界级的出版集团，而期刊出版又是其主要特色，在这家集团里单期刊品种就有220种，全球化的期刊也比比皆是。显而易见，新闻出版总署选择此地作为学习中心，是煞费苦心的，而桦榭集团唱主角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传道、授业的学习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了约两个星期。 日程的最后一天，是由中方学员提问，法方解惑——这种操作方式据说已沿习了相当长的时间。

　　何承伟第一个走上讲台。就在刚才，他还向中国代表团建议，把提问改成发言，为此而获得一致的通过。可一站到讲台上，他也着实犹豫起来。一部二十五史，该如何说起呢？他想，此时任何高头讲章都是多余的，那么，不如借此机会和法方同仁探讨一下我们的办刊理念吧。于是他便从《故事会》侃侃而谈。刚讲了5分钟，他发现桦榭集团的负责人有些坐不住了，低着头一个劲打电话，不一会儿，会议室竟涌进来许多人。何承伟话甫一讲完，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法方代表不住地点着头，一迭声说“想不到、想不到”。最后，这位代表还风趣而真诚地说：听了中国朋友刚才的介绍，也不知道谁该向谁学习了！

　　的确，凡是和何承伟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是一位眼光高远、勤于探索、思维敏捷、事业心强、具有很高理论素养的实干家。德国原贝塔斯曼出版集团副总裁，现任施普林格出版公司杂志和国际事务主管威勒博士，就曾评价他“是一位具有现代国际出版素质的优秀管理者”。

　　1974年，24岁的何承伟从崇明农场回沪分配进了上海文艺出版社，迄今他在这家出版社的工作将近30年。30年间，他与他的同事共同创造了享誉国内外的“故事会神话”；30年间，他编辑、策划、主编了上百种优秀图书；30年间，他从一名普普通通的编辑，成长为全国著名文艺出版社的当家人；更难能可贵的是，30年间，他逐渐摸索、总结出一套较为系统、见解独到的出版理念，并以此指导、推动着出版事业的前进和发展。

　　小刊物与大品牌

　　提起中国的通俗性大众读物，几乎每个人都会想到《故事会》杂志。这本薄薄的、32开的小册子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国际上它也有很大的影响。据悉，该刊的期发行量全中国第一，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第五，被出版界誉为“故事会神话”。

　　为什么说它是神话呢？

　　首先，它创造了杂志的历史神话。这本杂志创刊于1963年，在中国100多年的期刊史上，它是“红”的时间最长的一本，自1978年以来，始终处于国内数千种刊物的前列，而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与《故事会》并驾齐驱的杂志，如《文化与生活》《大众电影》等，有的已悄然退出历史的舞台，有的影响力明显减弱。不惟如此，与同类刊物相比，《故事会》杂志的发行量始终保持着10：1的比例。

　　其次，它创造了杂志的政治神话。它的读者群相当广泛，今天无论你是问高等学府的教授，还是问来城市打工的民工，他们都会说知道这本杂志，然后由衷地告诉你：“我是看《故事会》长大的！”因此，有人夸张道：大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故事会》杂志！而且，这本杂志刊发的故事可谓成百上千，可这么多年来没有一篇“不登大雅之堂”，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劝人方”。这本杂志在灵魂深处抚慰和润滑着民族的精神。

　　第三，它创造了杂志的经济神话。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故事会》杂志创利近3亿元人民币，杂志至今没有一本库存，也没有一分钱的坏账，更没有一分钱的拖欠款：这种现象在出版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故事会》所创造的经济，为出版社聚精会神出好书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何承伟便是这些神话的主要创造者。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一本杂志是它主编的影子。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应该说《故事会》之所以有今天的成果，是集体智慧、工作的结果，但无疑也打下了主编何承伟的烙印。也许正如人们常说的因缘际会，何承伟来到上海文艺出版社，进入的第一间办公室就是《故事会》编辑部。从此，他就和这本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到现在已有29个年头。他在这本杂志里从编辑做到主编，29年，300多期，至今仍一篇一篇地审读编辑初选的来稿，打上等级，提出修改意见，通读校样，策划新栏目。可以说，他已经把《故事会》和自己的生命熔铸在了一起了。

　　当然，何承伟时常也有自己的烦恼。可这些烦恼不是来自于杂志本身，而是来自于杂志的外部。由于机制、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社办期刊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所以，作为主编的他，有时还得面对各种意料之外的矛盾，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难题。

　　几十年来，《故事会》杂志可谓硕果累累。何承伟并没有满足这些成绩，他的目光又转向全力打造《故事会》品牌的课题上。这个课题的研究和实施，《故事会》整体形象的建立与传播是一项大工程，也是一项渐进的工程，何承伟和他的同事们为此奋斗了10年。他们不断总结经验，不断阐发出新的灵感：他们把《故事会》定位成“一本以内容产业为主的杂志”，强调“要给读者最精彩的故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一个经过广泛调查、精心设计的重点栏目，不断吸引住读者的“眼球”；他们用汉代雕塑说书俑作为《故事会》的文化形象，并且注册了商标；他们对刊物上发表的优秀故事进行二次开发，除了深受读者欢迎的“合订本”之外，还陆续出版了40多本的“故事会爱好者丛书”，平均印数高达四五十万册，达1000万码洋以上，开发的故事录音磁带也成为音像出版领域的一匹黑马；他们成立了《故事会》编印发联谊会，全国有近70个单位成为这个利益共同体的成员。规模经营产生了规模效益，仅1995年一年，刊物的印数就比原来增加了100万册。

　　《故事会》的品牌打响了，何承伟又开动脑筋，他要让这个品牌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要把杂志产生的品牌效应扩大到整个文艺出版总社。他主编了大型故事体历史丛书《话说中国》；主持开发了“故事会图书馆”系列图书；开辟故事漫画新领域；建立刊物与影视、网络等传媒的合作……书刊互动、媒体整合、立体运作，形成集约化、规模化的出版链。

　　《故事会》这本薄薄的“小”刊物建立了一个大品牌，在何承伟和编辑部全体同志的努力下，将向着更广阔的天地发展。

　　大众化与精品化

　　在一般人的眼中，大众化和精品化是相对立的两极，而何承伟却能够从市场的需求出发，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在图书的出版风格上，何承伟提出了“让大众读物精品化，让精品读物大众化”的出版理念，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逐渐成为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主要的图书风格之一。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个思想就开始在何承伟的脑海中萌生，他通过《故事会》的成功经验发现：出版物要有生命力，就应该始终面向大众，满足大众的阅读需求，引导大众，为大众营造一个积极进取、充满理想的人生境界。他策划、主编了面向大众的普及型图书“五角丛书”。虽然价位不高，内容通俗，但并没有因此而降低编辑水准，降低图书的质量；相反，他借鉴《故事会》“眼光向下，品位向上”的方针，把这套丛书做成高质量的精品图书。有资料显示，《五角丛书》十几年间共出版了普及本150种，总发行量逾1500万册，重版三次以上的占75%，成为出版社的看家书，并多次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

　　与通俗实用类图书相对应的是内容高深的理论图书，这些“阳春白雪”是否就只能远离普通百姓呢？何承伟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他的出版理念中，不但通俗的出版物要做到典雅和精美，而且，高精尖的作品也应流转无碍地进入大众的阅读视野。

　　不甘守旧、勇于创新的个性使他又开始进行一系列新的尝试。在多年的文化工作中，他发现中国这么悠久的历史，却没有一套既是权威的又是适合大众的历史读本，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他感到这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个机会。怎样在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读者的审美情趣、阅读趣味之间找到最佳的切合点？历史所蕴涵的丰富养料怎样为现代人所用？他策划了大型故事体中国历史百科全书——《话说中国》。这套丛书运用了世界上最新的出版理念，由全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撰写，以故事的形象和情节为主干，以可靠的史料记载为依据，以大量精美的图片为辅佐，以新颖便捷的网页式链接为形式，讲述了自远古到近代几千年的中国史，用现代的手法反映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何承伟把这套15卷的巨著称为“我的一个出版梦想”，他和他的同事为了这个梦想埋头工作了7年。这套书今年即将出版，已排出的样稿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著名学者李学勤看后赞不绝口，称它是一种创新，“把优秀文化与大众的、现代的需求结合起来”，并一口答应出任该书的顾问。史学专家孟思凯教授欣然同意为此书做序。北美华文书店的负责人看了，都提出销售的要求，海外版权的输出也正在加紧进行。何承伟对这套书充满了信心：“第一步，我们要将书推向国内和全世界的华人；第二步，浓缩精简后翻译成英文，向世界介绍中国。”这15卷图书，单从每卷的书名上看去，就会激发人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爱我中华！

　　此外，他还策划了《中国艺术史图集》、《中国风俗史图集》、“走进珍宝世界”等若干大部头的图书，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丰富的背景知识、精美的图片、发散型的编辑手段、复合立体的版式设计，将属于文化理论范畴的内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述出来，让普通读者也能够理解、接受。尤其是“走进珍宝世界”，其编辑水平与国外相比毫不逊色，迄今已向海外陆续授出版权。在艺术类图书中，他又率先引入“艺术与生活”的概念，将生活实用方面的内容与艺术的鉴赏和审美巧妙而有机地结合起来，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被出版界称为“新艺术形象”，为后来的不少图书所仿效。

　　引进来与走出去

　　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深，中国的出版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个出版社、一本期刊如果不能顺应潮流，革故鼎新，就会被时代淘汰。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是家老字号出版社，曾创造出骄人的成绩。在新的出版环境和竞争中，老社应该如何面临挑战，再创辉煌呢？作为一社之长的何承伟有着很清醒的忧患意识：“老出版社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但由于市场在变化，信息技术在飞跃发展，世界出版全球化的进程在加快，有些特色和个性已经不再适合读者的需求，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向市场、向社会显示出新的活力，不能及时汇入全球化大潮之中的话，我们就将被淘汰。”

　　何承伟自1992年担任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以来，曾多次应邀出访以色列、日本、法国、德国、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考察期刊运作情况，还接待了世界期刊协会、法国桦榭出版集团、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美国《读者文摘》杂志社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等代表团，与先进的出版理念有了直接的接触和交流机会。

　　国际上先进的理念帮助何承伟理清了原先的思路，更加明确了发展的方向，他和社里其他领导反复讨论，反复研究，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方案：坚持通过裂变、走内涵式发展的体制改革道路；理顺各个环节的相互关系，实行从选题的立项到出版物的成形整个过程进行统一策划和经营；讲究专业分工和协调发展，在流程中实现效益递增；把总社所属的十几个期刊编辑部发展为杂志社，使它们对内是一个个部门，形成互相学习、互相依托、互相竞争的局面，对外则是一个个文化企业，形成了对市场冲击点多，冲击力强的局面，总社根据各个杂志的不同特点赋予其相对独立的营运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杂志社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何承伟把杂志社形象地比作“细胞”，他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激活这些细胞，给它们提供丰富的养分，让它们成长壮大。如果有一天，我们上海文艺的十几个、几十个细胞都长大了，我们就可以和国际大型出版社竞争了。”在文化产品的引进中，何承伟坚持这样两条原则：与国际上著名出版社合作，实行强强联手；正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尊重区域性，决不盲从。遵照这两条原则，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广泛和国际著名出版社联系，有选择地引进了适合中国读者需求的优秀书刊，获得了较好的效益。《秀》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与日本最大的出版社株式会社讲谈社合作出版的女性时尚类杂志，精选亚洲著名杂志《WITH》的部分内容，并立足本土化，创刊不到半年，已占据上海同类杂志销售量的首位，在“出生率高，死亡率亦高”的时尚杂志中独树一帜。

　　为此，何承伟常说：“我这辈子在期刊上要做三件事，一，办一本在中国一流的杂志，现在《故事会》杂志基本上达到了这个目标；二，办一本在亚洲有大影响的杂志，《秀》杂志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三，办一本世界级的杂志。我坚信，我的这个梦一定会圆的！”

　　2003年，成都举办了全国期刊精品战略研讨会，何承伟《有市场就有品牌》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高度重视，数家报刊进行了转载。在发言中，针对一些人对中国出版应对全球化竞争的担忧，他提出了一个令中国出版人备感振奋的观点——“后发制人”理论。他说：“在世界期刊发展史上，中国属于晚到者，的确有很多劣势；但是，这同时也是一种优势，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先行者上百年的经验学到手，真正做到后发制人。首先，我们要敢于引进全世界先进的文化；其次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借助对方的实力和经验，“借船出海”；最终，在中国巨大市场的推动下，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代表东方人的世界级的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