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凤(2002-10-00)

　　香港记者：我们不过记者节

　　年轻一代的记者，几乎不知道香港有过记者节。历史上，“九·一”记者节曾经是香港新闻工作者的一大盛事。每年的9月1日，报纸为了庆祝这个节日会停刊一天，大家一起摆 酒宴庆贺，休假、红包、游戏加抽奖，那是多么兴奋开心！新入行的记者盼望节日的心情，简直象过去小孩子盼着过年一样。媒体会趁此落力公关，大宴广告客户；倚赖媒体宣传的主顾也趁此向媒体献金。九·一记者节是国民党执政中国时期的节日，尽管带有政治色彩，但左右派报纸都会庆贺这个节日。以后，报业竞争日益激烈，大家忙于工作，老板忙于悋钱，记者节自70年代起就已经淡漠、甚而被遗忘了。

　　香港的“老记”其实非常年轻，一半以上是女性，平均年龄不过30岁，51%在30岁以下，85%不过41岁，只有7%的人在50岁以上。有5年经验的新闻从业员，差不多就处于领导、管理阶层，很多“资深记者”，年龄不足30。五、六十年代，香港记者以“学徒派”为多，70年代以后则以“学院派”为主，90年代大约有78%以上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约有48%是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香港记者平均年龄偏低的原因，主要是薪酬低、福利保障不足。一位记协主席曾说，从很多层面上说，其实香港记者与蓝领工人一样。年轻人喜欢从事富有挑战性的行业，借以锻练能力、增加经验，等羽翼丰满，就会另捡高枝，转行去做公关、广告、当公务员，或跳到待遇高的媒体。香港记者队伍流动性很大，加入新闻行业的平均年限只有5年零9个月，55%的从业员在受聘单位工作不到两年。1990年，报界人事变动率竟高达70%，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因为年轻，香港记者之善于“死打烂缠”是出了名的。他们在采访中有“等功”、“缠功”、“追功”、“闯功”等看家本领，“英勇善战”的女记者有时令男同行不得不快快让道。香港记者还长于“包围战”，战术包括用麦克风(“咪”)的电线缠住采访对象，最“经典”的事件莫过于记者在采访时用“咪”敲破过当时港督尤德的头。他们刨根问底的“问功”也颇为了得，直到对方一连串的“无可奉告”然后挟起公文包逃出重围，或者惹得对方满脸愠色下决心从此戴着口罩出门，才心满意足就此收工。也有被访者从容应对却吓着别人的，10月9日香港记者在菲律宾问该国总统阿罗约“您是否仍有性生活？”，令全场人目瞪口呆。

　　年轻到底也是个问题，莫说从事记者工作经验不足，就连一般的人生经验也不足，所以很难有独立的判断和思考。有时面对的现象可能正好与本质相反，但却察觉不出。许多人批评香港记者是体力劳动者，采访时重要的是先包围采访对象拿到“料”，有时竟不知被访者是谁，甚或张冠李戴。因为人手紧缺，约有46%的记者不得不为两个以上的领域工作，采访成了“赶场子”，只要向报社报料就得，根本来不及分析和整理，长期下来，不少记者成了采访的“工具”。

　　如果有一个字能概括新闻人的最大感受，那恐怕只有“苦”，但大家又都乐在其中。有香港新闻工作者形容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遇到重大事件，每日超负荷工作十数小时，“才拖着疲乏的身躯、仍处于兴奋状态的脑袋，依依不舍地离开新闻部。”很显然，他们喜爱这份“水深火热”。

　　香港传媒，你姓什么？

　　一、老板的私器？

　　自从香港资深新闻人张圭阳出版了其《金庸与报业》，金庸的观点就广为关注。金庸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报纸是股东的私有财产，不是公众的公器”，“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部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

　　香港的传媒，98%是私营的。作为私营媒体，其商品性特征非常明显，有时为争取读者、听众、观众不惜降低品位迎合读者。由于主办单位是团体或私人投资，各个单位的背景不同，立场有异，因此也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作风不同，表达的言论观点取向也不同。

　　所以，尽管倡导新闻自由，作为私营企业，媒体的运作还是在老板的意愿下进行的。一位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结合行业的角色与组织两个层面考察以后，认为，香港中文报纸运作的常态典范，是“一人报纸”，报纸为一个人服务。报纸管理层是要贯彻老板的意愿，整个报社组织，都是环绕着老板的意愿来运作的。

　　但是，也有人对这种看法大摇其头。毕竟，传媒是一项影响大众的社会舆论工具，即使为某一老板私有，要在倡导新闻自由和客观公正的新闻界立足，是要尊重行规的。

　　二、“传媒治港”？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做过一项有关香港传媒“代议功能”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和新闻工作者对传媒的代议功能有深切期望，认为媒介最重要是反映民意和提供舆论监督；但两组受访者却认为香港媒介在“代议功能”的实际表现仅属一般，与他们的期望有距离。当受访市民被问及新闻传媒与立法会谁更能代表民意时，有六成受访市民选择新闻传媒，选立法会的只有三成。另外，35%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最能够主导社会讨论议题的是新闻传媒，认为是立法会及政府的分别是27%。

　　这项调查公布以后，在舆论界引起一阵“传媒治港”的讨论。所谓“传媒治港”，就是新闻媒体可以主导社会讨论的议题，甚至影响到政策的制定。调查结果显示，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前线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媒体比立法会在政策制定上有较大的影响力，选前者的占40%，选后者的只有36.3%。

　　香港回归后，香港在政府结构、经济表现、民生事务及文化心态诸方面均有很大变化，新闻传媒在处理这些报道方面，都扮演了积极角色，特别是政治方面。香港的新闻媒体24小时全天候运作，并几乎连成一体，将重要的新闻议题全日滚动，对大众起到了“议程设置”的作用。几乎每天早晨，几家广播电视台都要复述报纸的头条及社论等，然后再选取重要的议题详加讨论；下午的节目继续跟进，若有官员在广播电视上作出响应或提供新资料，报刊同样在翌日跟进，这种滚动式运作有利于各类新闻媒体共同配合，监督政府，促进官民沟通。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炮制超级媒介事件，以引发公众讨论，从而吸引大家的“眼球”。在如今信息爆炸的年代，新闻事件要达到一定的震撼力，才能吸引受众。报刊广播电视出于共同利益，共同制造重大新闻。对某些舆论有反应的政策局部放大，其实主要是出于市场考虑。传媒民众可以通过传媒发表意见，甚至在电台、电视台与政府官员对质切蹉，由传媒协助政府了解民意，解决现实问题。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主动证实有关他与跳水皇后伏明霞“拍拖”的报道，对香港政坛与新闻界的传统关系是一股新风。

　　但是，传媒在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角色，毕竟是有限的，所谓“传媒治港”，实在是言过其实。自有媒体以来，在任何社会传媒的权力过大、不受制约，功能夸大的情形都是非常态的。而且，最近几年传媒有时不体谅政府面对的困难、“唱衰香港”而引发的负面影响，与此种功能夸大论不无关系。

　　另外，回归以后，香港媒体传统的政治倾向性日趋模糊。过去有所谓“左右派”之说，又有“亲中”或“亲港”之分，现在右派媒体已不复存在，“亲中”与“亲港”已经不象过去那样互相排斥。一项对新闻从业员进行的调查显示，与1996年的同类调查相比，香港报纸的政治倾向趋向不再明显，“亲港”与“亲中”之间差别越来越小。

　　有人说，回归后香港政府最令人满意的表现，是对传媒舆论的重视。新闻媒体对重要新闻议题的反应迅速，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形成广泛的舆论力量，政府部门对群众意见不会掉以轻心，否则反应稍微慢了些，就可能形成一面倒的舆论压力，可能造成被动。在2002年香港报业公会一年一度最佳新闻颁奖礼上，行政长官董建华重申，政府将改变施政作风，加强与市民沟通。他指出，新闻界是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向市民传达政府的讯息，解释政府的施政理念，又能向政府反映市民的需要，政府会与传媒加强沟通，也希望傅媒可促进社会的凝聚力。

　　自由与操守：亦真亦幻难取舍

　　一、“你心地实也太坏，将真相尽变歪”：艺人与传媒关系恶化

　　“你心地实也太坏，将真相尽变歪”，是黄贯中《乜Q报章》中唱的。从近年的一些歌词中，可以看出演艺界与传媒关系如何恶劣，对狗仔队如何仇恨。张学友将传媒唱为《过敏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偷拍、跟踪，“找真相，题材毋须根据只须够大”。张学友曾就传媒对他与妻子的婚姻关系淡化的报道表示不满。陈晓东在《淡然一周》唱“头条新闻，只得挖苦与刻薄，又怎可当做话题娱乐”，情愿与周刊“一刀两断”，“不看周刊，但我相当快乐。”

　　有人说，从70年代至今，除了成龙和谢霆锋，就没有别的艺人能长期高调地挑战过传媒机构。10月，谢霆锋因撞车“顶包”案而度过14天铁窗滋味，在判决前受到极大关注，传媒不惜篇幅报道他在狱中患“肛门暗疾”，几乎要令人丧失为人的尊严。传媒往往以猎奇的心态，去报道各类新闻，娱乐新闻尤其如此。演艺娱乐与传播媒介，这两个本来唇齿相依的行业，如今关系已经处于水深火热空前低潮之中，日常纠纷已经毋须导火线。近10年来，不少艺人认为，传媒是以新闻自由为幌子，实质是为了吸引无知读者，不择手段，不惜捏造新闻。他们投诉狗仔队的纠缠、家人被骚扰、个人私隐被侵犯、私人活动被偷拍、私人电话被偷录等等，各类纠纷真是数不胜数。原本一盆散沙的演艺界人士，多次团结起来联合抑制传媒。

　　有人将香港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文化、价值的败落，罪魁祸首是传播媒介、娱乐文化界，虽然不免夸张，却有一定的警醒意义。

　　二、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有人说，香港过去成功之道与新闻自由有莫大关系。的确，社会各界维持对新闻自由的高度关注，是确保新闻自由的重要因素。香港是世界上新闻事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均拥有报纸量在亚洲仅次于日本，每日发行的综合性报纸达十多家，可收看的电视频道逾百个。较具规模的报刊，其发行网远达海外的华人社会，有些还在香港以外地区，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等地印行。

　　由于传媒市场竞争激烈，香港传媒近年的专业操守备受关注。90年代末，香港市民对媒介专业操守下降、无视社会道德的不满，达到最激烈的程度。香港教育界多个团体联合行动，呼吁全港学生家长抵制不良传媒。

　　香港销量占最前位的几家报纸，都是走大众化路线的。它们热衷于报道“八卦新闻”、名人起居隐私，常常整版煽色腥，满纸血淋淋，假借新闻自由之名不惜手段争取销量。98年以来，一些报道在新闻界和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如陈健康事件、邓家争产、欲海肥花、狗仔队跟踪法官风波，甚至刊登嫖妓指南、召妓专栏之类，争相煽情“出位”，使传媒的公信力下降。香港新闻道德水准下降，部分传媒走向歪路，正统的专业新闻操守被边缘化，低俗品位的媒体几乎垄断主流市场，与“市场主导新闻学”的兴起及其对新闻道德的冲击密不可分。

　　利用犯罪新闻等煽情内容招徕读者，已经成为香港几家大报屡试不爽的法宝。在报道犯罪新闻时，还多配以罪犯、现场或者受害者的图片及示意图，描写犯罪过程。其他报纸也不甘落后，积极效仿。有调查资料表明，大众化报纸每天分别有一篇以上的犯罪报道出现在报纸头版或分叠的头版。

　　“丑闻新闻”也是媒体的杀手锏。为了抢这些丑闻，有报纸开设“现场team”，配备高速机车、无线电截听设备、照相机，一旦监听到警察无线通报后，立刻奔赴现场，作业标准是“务必比警察更早到”，这样就可以拍到未经破坏的现场画面，通常为车祸、凶杀、火警等血淋淋的镜头。

　　香港媒体处理自杀新闻的手法，一直以来都受到批评。今年8月，艺人陈宝莲在上海跳楼身亡，《壹周刊》竟然买通殡仪馆工作人员拍下遗容，并刊登在封面，惹来舆论的批评。香港演艺人协会就此手法，向香港记者协会、报业评议会、新闻行政人员协会提出质询。事后，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遗憾，而报业评议会强烈谴责《壹周刊》，批评其严重违反《新闻从业员专业守则》。

　　利用政治噱头小题大做的报道，也是备受争议的。李嘉诚今年8月澄清tom.com放弃收购亚视一事没有政治考虑时，谈到香港一些传媒是完全“乱作新闻”，慨叹“好多香港人仍肯花钱、花时间去看这些报导”。他是公众人物，自然特别受到媒体“亲睐”。曾有媒体报道，因怀疑自己的沙发被安装了窃听器，他拿起刀子将沙发割个破烂的虚构故事。

　　三、管制与监督：必不可少的“恶”？

　　一直以来，香港的法规对广播电视管理较严，对印刷媒介的管制较松散。98年发生的陈健康事件就是一例，在报道这起事件中，《苹果日报》极尽低下煽情之能事，却不会受到任何法规的制约，亚视和无线的报道手法远不如《苹果日报》那么煽情出格，却受到广播管理局的批评并被罚款。这不仅显示了政府对电子媒介与印刷媒介之间的管制之不公平，而且又一次提醒人们：香港根本没有有效的监管报纸的机制。

　　新闻工作者一向被称为“无冕之王”，香港也是如此。过去香港没有一个机构制定过完备的新闻专业操守守则，而香港记者协会制定的守则，也许对600名会员有点约束。随着新闻竞争的日趋激烈、社会节奏日益加快，以及更多的非新闻专科毕业并缺乏职前训练的人员加入新闻界，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所以各方都在呼呈吁一个明确的新闻道德规范出台。

　　99年法律改革委员会私隐小组发表文件，建议成立法定报业评议会。这项建议在新闻界引起广泛的讨论。8月下旬，法律改革委员会公布一份传媒的隐私行为咨询文件，批评部分新闻媒介滥用新闻自由，认为新闻为内长久缺乏有效监管机制，建议设立法定组织“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由新闻界人士和公众组成，负责处理市民投诉、主动调查、裁决及处罚违规的报刊负责人。

　　法律改革委员会的建议得到多半市民的赞成，民众认为，即使牺牲新闻自由也在所不惜。新闻界却多持反对意见，担心有关组织会损害新闻自由。他们不希望法律或政府来解决新闻道德问题，而希望以自律解决新闻道德问题。一时间，媒介上讨论热烈，平时各自为政的几个新闻组织，联合成立“新闻界操守联席工作小组”，研究提升新闻操守的方案，以“积极行动”反对政府介入报业评议会的安排。政府方面，其实并没有既定方案，也同意政府越少介入越好，如果媒介机构能自律，最为理想。

　　于是，2000年由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新闻工作者联会和新闻行政人员协会等4个新闻工作者组织，草拟了《新闻从业员专业操守守则》，经咨询后最后定稿。守则主要分理念、操守守则和运作细则3部分。理念部分，除了表明要维护新闻自由外，也指出必须以公众利益为依据。守则部分，主要包括：求真和公平客观地报道，避免淫亵、不雅和煽情，遵守个人隐私，避免利益冲突，正确处理不愿透露身份人士所提供的消息等。运作细则是开放式的，目前已经制订的有新闻摄影工作者细则，日后还可纳入编辑、娱乐新闻记者、财经新闻记者、网络新闻记者等细则。守则得到三分之二传媒机构的支持，包括所有电子传媒和销量占总销量半数的报纸的支持。

　　同时，由报业公会催生的报业评议会2000年7月正式成立，有11份报纸和两个新闻工作者团体参加。成员除了新闻业界人士，还有非业内人士，他们主要来自大专院校。该评议会是香港第一个同类组织，表明新闻界自律的诚意及对社会责任的态度。但销量最大的几家报纸，却不响应。所以这些自律机制的功能及代表性被削弱。业界有人认为，自律机制未必能有效发挥制衡力量，只是“无牙老虎”：既无法定权力，又缺乏惩罚机制。

　　北望神州：共同的家园，广阔的市场

　　2002年春，一年一度的香港报业公会最佳新闻奖揭晓，《明报》因其系列报道“走近沙尘暴”而夺得全年大奖。此次新闻奖颇具象征意义，用报业公会主席的话说，它标志着香港传媒视野已跨出香港。

　　金融风暴后，香港经济急速下滑，整个大陆经济却持续发展。随着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经济社会进一步开放，香港与广东一体化加速进行，港府与中央研究两地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安排，两地的交流正在增进。2001年，去香港的内地游客达440万人次，人均消费达5169港元，取代了美洲游客，成为人均消费最高的群体。而香港居民前往内地更达5200万人次。香港与内地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及深远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媒体方面。

　　香港已经有多家电视落地大陆，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已经形成香港媒体域外竞争的态势。一项调查显示，在广州，香港电视节目已经占据了电视收视市场的80%，形成了近乎垄断的局面。

　　香港也在纸质媒体上开拓内地市场。今年9月9日，李嘉诚的TOM宣布，已经与三联书店签订了成立合营公司的合作意向书。这是境外资金首次获准进入内地出版业、发行出版物、参与纸质媒体广告经营。TOM要发展成为跨越两岸三地的大中华传媒集团，这次执手三联，业界称李嘉诚已经“叩开了内地纸媒之门”。另一香港媒体公司“阳光文化”正准备入主香港老牌大众化报纸《成报》，有人认为，《成报》有意藉此进军内地市场。

　　此外，国际及台湾媒体都有以香港为桥梁进军内地的企图。据报道，台湾东森媒体科技也计划打入中国市场，该集团与香港有线电视刚刚签订合作协议，是港台两地有线及卫星电视频道首度合作。其卫星讯号在香港落地，被理解为成功迈向大陆市场的桥头堡。国际方面，驻守香港多年的日本富士电视台，最近关闭了香港办公室，员工并入北京记者站。近年全球经济下滑，海外传媒纷削减经营成本。香港的营运成本为区内之冠，自然难与租金和薪金都较低的国内城市相比；加上驻港的海外记者要到国内采访，每次都要申请签证，港府并没有审批权，造成诸多不便。但海外媒体若将办事处设于国内，进出香港反而“自由”得多。现在留港的外国传媒有一百114家。

　　目前获准在中国内地设立常驻记者站的香港新闻机构已有9家，获批准驻点人数共43人，还不断有香港媒体进行申报，有关部门正综合各种因素予以审批。根据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去年9月颁布的《香港、澳门新闻机构在内地设立常驻记者站及派遣常驻记者须知》，只有时事类新闻机构方有资格申请。

　　不过，两地的媒体还少有实质性的交流，资讯的流向也几乎是单向的，香港媒体在内地的拓展，也尚未对内地媒体形成规模化的冲击。在市场化竞争中成熟起来的内地媒体，已经可以挺起胸膛：来吧，冲击可以更猛烈些！

　　刊《时代传媒》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