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IT制造业的迁移曾经是中国IT本土市场全球化的第一波浪潮，后续的研发迁移则成了第二波，而现在越来越活跃的IT服务/运营业务外包迁移，正成为发生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的第三波浪潮。

　　7月14日，IBM公司亚太区高级副总裁BillMatso一行到大连访问，受到大连市长夏德仁会见，双方商讨了进一步扩大与大连的合作。早在2003年年初，IBM日本公司就于大连软件 园建立了开发中心，记者在大连采访时了解到，该中心目前的主要业务来自IBM、日本的软件外包，并将逐步拓展开发领域。

　　“IBM日本一直在中国寻找能够为其提供软件外包业务的合作机会。”大连某软件公司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目前在大连软件园里，还有通用电气(GE)、埃森哲、索尼、松下、三菱、东芝、诺基亚、欧姆龙等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的面向日本市场和东北亚的软件开发中心和BPO(业务流程外包)中心。

　　GE公司金融集团从2000年开始在大连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面向日本的金融后台业务。由于在大连业务开展非常顺利，该机构被晋升为GE金融集团亚洲服务中心(GECIS-ASIA)，主要业务包括数据处理、呼叫中心、后台服务软件开发、金融服务人员内部培训等，相当于GE内部的BPO。

　　2003年3月13日，埃森哲在大连宣布成立在中国的首家信息技术中心。埃森哲董事长兼CEO乔福汉(Joe Forehand)专程来华参加该中心的成立仪式，本报作为惟一被应邀的IT专业媒体参加了成立仪式，并对乔福汉进行了专访。埃森哲在全球设有40多个信息技术中心，而其中，服务于全球市场的仅4所，分别位于菲律宾、西班牙和印度，大连便是第四所。通过这些信息技术中心，提供一整套信息技术与外包服务，包括应用软件的开发与维护、系统集成，以及软件的重新设计。乔福汉向记者介绍，埃森哲在印度的中心主要面向英国市场，菲律宾中心面对的是美国市场，而大连中心则面对的主要是日本以及潜力巨大的韩国市场。

　　“今年8月底预计规模将达150人，大连中心将很快赶上其他全球信息技术中心，届时将达到数千人的规模。”乔福汉在中心成立仪式上说。在中心成立时已经开始业务运作，当时正在进行第一个项目，是为全球性的保险公司进行信息技术的开发。

　　一直追求低成本运营的戴尔把对日本客户的服务工作搬到了大连，设立了戴尔国际服务(中国)中心。该中心在2002年年底投入运营，主要是承担戴尔(日本)公司的重要后台运营工作，据该中心的一位员工介绍，目前该中心约有200名员工，其中大部分是精通日语的中国技术人员，少数是日本人，每天的工作都处于饱和状态。

　　戴尔于1998年8月在厦门建立中国客户中心。厦门是戴尔进行生产、提供产品的战略性基地，而在大连的戴尔国际服务(中国)中心支持在日本市场的后台运营。“同时，我们也在探寻如何将该中心的支持功能扩展到日本以外的广阔市场。”戴尔公司一高层负责人表示。

　　除了这些欧美大企业外，CSK、阿尔派、FTS、日中技研、日立造船等众多日资软件企业也在大连设立了其中国或亚洲地区的研发或服务中心。

　　日本第一大独立软件公司CSK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在今年年初成立了CSK软件系统(大连)有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李远刚向记者介绍，日本CSK从去年开始提倡服务的概念，成为提供软件服务的公司。如“CSK的Call Center业务已经占领了日本30%的市场，”去年年底开始准备把这个业务拓展到中国来，CSK大连主要是以信息服务业务为主，目前主要有数据处理、Call Center、数据中心等服务业务。

　　实际上，中国的大连只是外包服务业的一个缩影，也有一些公司选择在北京、上海做IT外包业务。如在北京中国惠普大厦的17层，惠普为客户GEMSA(GE数字医疗)建立的热线支持中心服务GE数字医疗在亚洲不同国家的分支机构，提供韩语、日语、印度语4种语言的支持。在上海，惠普于2002年5月15日成立了中国软件研发中心，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国和亚太区的电信、金融服务、制造业等行业提供企业级解决方案。

　　有专家指出，这些外国公司正有意识地进行服务产业转移，引发新一轮的“圈地”和资源、产业链整合。

　　“阵地”转移

　　为什么这些跨国企业把IT服务业务的“根据地”转到中国？

　　就像20世纪中后期的制造业的转移一样，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推动了服务工作的转移。

　　“CSK进入中国的目的就是降低成本。”李远刚说，因为大连的日语人才相对集中，而且成本比较低廉，同时大连政府对日本市场比较重视，这是CSK选择大连的几个原因。1996年10月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家公司CSK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主要是做高层次的服务和软件开发，而大连公司则主要做BPO。

　　惠普中国区专业及支持服务集团总经理纪治兴说，惠普在中国成立软件开发中心，不仅可以服务于本地的客户，而且与日本和韩国文化和地理接近，沟通比较容易，能够根据他们的需求很快地做出产品，但成本降低了。

　　据Gartner Dataquest分析，在普遍萧条的IT投资市场上，IT外包服务(如来接管数据中心、业务软件管理等业务)成为了极少数的亮点之一。我们可以从IBM、HP、EDS和埃森哲等IT服务巨头在外包市场上增加的外包服务大单和外包收入的增长验证这个结论。

　　“外包的目的主要就是降低成本。如公司有1000人，不能业务一增加就马上招人，而业务减少时就马上裁人，而如果把业务外包就可以做到这样弹性，节省人员的成本。”EDS北亚区的销售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外包成为市场上亮点的原因是外包顺应了企业用户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需求。纪治兴曾告诉记者，惠普外包服务一般为企业节约10%～15%左右的成本。“企业专注自身核心业务的业务，把IT业务外包出去，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个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同。

　　“作为一个服务商要为客户实现成本降低，选择成本最低的地方设立服务机构是最好的选择。”EDS北亚区销售负责人说。客户“精打细算”追求成本的需求，推动了外包服务走向海外，很多公司将IT服务外包给海外的承包商。

　　而且，由于外包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增长潜力，不断有新的IT服务厂商加入进来，如以印度的Infosys和Wipro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司已经进入这一市场。根据Grartner的调查，到2004年，超过80%的美国公司将会考虑采用海外IT服务。Forrester Research公司认为，一些公司正在把IT、办公后台管理、客户服务以及销售营销转移到海外，以把其成本降低50%以上。

　　有分析师指出，那些本土信息服务厂商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则是海外的价格竞争。对于IBM、惠普、EDS等国际IT服务业巨头来说，在经营外包业务方面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在服务质量难见高下的情况下，价格自然而然成为主要的竞争因素。与此同时，印度新起的IT公司也凭借极为低廉的外包服务价格与几大跨国巨头展开了激烈争夺。

　　面对海外对手的竞争和客户消减成本的压力，包括IBM、惠普在内的这些欧美国家的IT服务商把服务从高成本国家向印度、菲律宾等低收入国家和地区转移，开始在海外设立服务分支机构,把低成本的外国员工看做是增长的关键。

　　同时，近两年来，高科技产品市场需求持续低迷，投资人对企业盈利的压力却越来越大。这就迫使高科技企业调整员工结构，千方百计削减成本，把工作转移到中国、印度等亚洲低成本国家，以提高企业利润。

　　引起此现象的原因还有，IT服务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巨大。尽管像CSK等这样的公司“因为中国BPO市场不是很成熟,近几年之内我们不会做中国市场，但中国IT服务的增长空间巨大。”CSK的李远刚也承认，一旦市场走上成熟，他们也会进入中国内地市场。

　　当然，这股服务“东移”浪潮能够实现的主要驱动因素却是低成本宽带，使企业业务流程很容易进行转移。

　　人才争夺

　　“IT服务向海外转移的最独特方面在于转移的是人力资源。”IDC亚太区服务业务副总监Phil Hassey在接受本报记者E-mail采访时说。

　　制造业的转移，需要转移生产线、建厂房要有非常大的投资，需要的是大量的生产工人；而IT服务业的转移需要的是熟悉外语的技术人才。这正是此次IT服务向海外转移的不同之处，由此不可避免带来了相应人才的争夺战。

　　“我要想办法保住我的这些人才，这是我很挠头的、压力挺大的问题。”杨帆女士对记者说。杨帆女士是大连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也是在大连软件业界做了10来年外包业务的资深人士。杨帆很低调，经过记者再三努力才接受采访。

　　大连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大连本地很有名，这家企业曾经是有“官方背景”的，它1992年成立时是大连信息中心和日本NTT为了在数据处理业务方面更好合作而成立的一家合资企业。后来，日资、国资相继退出，目前的信华是一家纯民营企业。

　　大连有很多家“日本饭”吃得很好的企业，信华就是其中一家。“从成立到现在搬家就搬了十几次，几乎每年都要搬家，因为业务发展，人员增加很快。”从2000年初搬到软件园以后业务逐渐稳定下来，然而最近新的担忧出现了。近一年来，大连软件园里不断搬来的“大腕”——和信华成为“邻居”的都是很知名的国际打工和国内知名软件企业，让杨帆感觉压力很大。

　　“市场上的压力还不是特别大，但是更多的还是一个人才方面的竞争压力，这些大企业有实力，从某种角度他们把人才市场搞乱了。”杨帆说。

　　今年3月，记者到大连参加埃森哲信息技术中心成立仪式时也了解到这样的事实：埃森哲这样的跨国大企业跟本土企业存在人才上的争夺。埃森哲的一位负责人员向记者透露:他们在大连招聘人才得到非常热烈的响应，很多人愿意来到国际性的比较稳定的大公司里工作。据了解，当时招聘时的人才中有一些来自东软。在今年4月份东软与惠普结盟发布会上，记者向参加发布会的东软CTO方发和求证，方发和承认这个事实。他说：“埃森哲这些厂商进入中国要在很短的时间树立他们的基础，免不了要从东软这样的企业找一些人，从我来看，一些厂商进入中国以后，从东软挖人体现出我们的人员是很优秀的。东软有3500多个开发人员，流失很少的一部分会有的，但也有回流现象。”

　　今年5月，杭州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大连软件园的牵线搭桥，并购了大连软件园区内的一家软件外包企业，而进驻大连。杭州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软件项目发展中心总经理陈澜也感到：“大连做外包的企业太多了，我觉得人才在大连储备得还不够，人才流动量太高了。”

　　“我们是非常有信心把人才资源做起来。”大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曲晓飞博士认为，像研发中心、信息服务业的转移都是以人为本，都是以知识为本质的转移过程。他说：“比如Call Center，起码有相当的学历才能做，除了语言方面，专业方面必须经过良好的培训。”

　　曲晓飞向记者介绍，大连早就认识到，软件产业可持续地发展非常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本。从1998年开始，大连就组织民办软件教育，除了东软信息学院以外，大连铁道学院也成立了一个软件学院，大连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软件人才培训基地，除这些外，还有与日本政府合作的日语商务培训中心，估计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将会全部起动。

　　大连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确走在前面，这也正是大连吸引“大腕”们入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因。但由于这波IT全球化的浪潮，产生了“集体式”的迁移，短期内对大连人才市场产生供不应求的状况，相信这种状况随着大连人才体系的不断“供血”会逐渐得到缓解。

　　竞合中的机会

　　“在欧美国家的IT服务产业向海外转移过程中，能有助于发展当地市场的技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在大连人才的“争夺”恰恰反映了IDC亚太区服务业务副总监Phil Hassey所说的这个观点。Phil Hassey还表示，通过与海外服务提供商合作，当地IT厂商会获得额外的发展机遇。

　　“CSK大连公司70%的业务计划委托给大连，或者东北地区当地的企业做。我们自己的人员会很少。”李远刚表示，“日本只做高端，下面会有几百家小公司做它的外包业务，我们在大连也就采取这种模式，我们不会自己发展太大，这样成本比较高。同时我们要把培训质量拿过来，质量由我们来控制。”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外包企业，公司本身人员不到20人，而主要根据项目开发需要，由东软、中软以及软件园其他公司提供软件工程师，业务最高峰时曾经达到100人左右。

　　“海外企业都看好大连,会在大连形成一个非常有影响BPO服务基地，首先对东软的教育产业有很大的促进。”大连东软软件园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为东软发展)总经理历军表示，东软很早就开始了与对日软件外包业务，在与合作伙伴的合作过程中，东软感到既懂日语又懂IT的人才的缺乏，于是成立了东软信息学院。

　　东软信息学院就坐落在大连软件园内，东软软件学院的对面是GE、IBM、艾森哲等国际性公司成立的外包中心。据记者了解，东软信息学院一年的学费1.6万元，但生源一点不用愁，就是因为这块人才有需求。

　　同时，东软也开始大力发展外包市场，去年成立的大连东软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主要业务就是面向日本市场进行数据处理以及客户服务。今年年初东软集团组建了东软发展。“集团给我们的定位就是我们做BPO，包括数据处理、呼叫中心、IT help desk等业务。”大连东软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是它的控股子公司。历军介绍说，业务的开展先在集团内部做试点进行实施，然后逐渐向大连软件园的企业提供一些服务。

　　从2001年开始向服务供应转型的浪潮集团也认为，外包市场的兴起对浪潮来说是很好的合作机会。不久前浪潮和EDS签约，也是为了在外包市场上深耕。“美国每年软件业务外包量就达400亿美元以上，而EDS公司每年分包给印度软件企业高达20亿美元的单子。现在反过来到美国与EDS、IBM等大型外包服务供应商争夺美国本土的软件外包订单。像EDS这样的公司从自身利益考虑，准备将交给印度的部分软件外包业务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浪潮集团总裁孙丕恕对记者说。

　　开拓国际市场是孙丕恕主抓的一件大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刚从日本回来。就在前些天浪潮刚刚与日本古河在上海签署了信息化合作协议，协议内容包括软件出口、古河在华企业选用浪潮ERP和分包古河在华企业服务等业务。孙丕恕表示，浪潮未来将把上海作为浪潮国际化窗口，济南、青岛等作为软件加工基地，在美国、日本本土成立销售公司将是浪潮做大软件外包业务的重要举措。

　　外包市场的发展，吸引了众多国内IT企业的重视，最近一年来，涉足软件外包的企业不断增加。神州数码在9月25日宣布与GE旗下一家投资公司，以及日本上市公司TIS株式会社签订投资协议，拟成立一间合资公司，以开发日本庞大的软件应用外包市场；今年初联想投资公司以2400万港币参股中讯软件，进军软件外包。中讯软件是北京最大的国内软件出口企业；3月6日，浙大网新宣布与日本富士电机株式会社在杭州就对日软件出口事宜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将分别在东京和杭州创办两家合资公司，开展大规模的对日软件出口业务。

　　目前大部分国内软件企业自身还不具备直接从最终客户手中接单的能力，而承担的是转包商的角色，从国外大的IT服务公司手中转接外包业务。也可以说，国内这些企业基本不具备像印度IT服务企业那样和这些跨国服务企业竞争的能力。

　　也有少数处于比较上游的企业，直接从海外市场接单，如浪潮与日本古河的合作。处于这种情况下的本土企业，和国际外包服务商就存在竞争关系。

　　华信计算机就属于这样的企业。华信是大连一家从事外包上10年、在国内软件出口排名第一的软件企业。由于华信做的是对日业务，华信在日本的品牌效果远远高于在中国。华信计算机副总经理王悦认为，华信和进入大连市场的海外IT外包商会有很多直接的竞争，对这种有实力的外企的进入，王悦对此感到更多的是竞争的威胁。

　　新迁移潮流

　　印度公司一直是外包的最大受益者。据统计，去年印度的外包合同价值100亿美元，占整个外包市场的85%。但有分析家认为，印度已经达到了所承接业务的极限，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提供了机会。孙丕恕认为，“因世界软件加工第一大国印度的加工成本及上游风险和国内稳定安全等因素，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已经在中国寻找合适的加工据点。”对中国软件企业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

　　IT服务的外包潮流对中国企业是机会，然而机会不是中国所独有，而像俄罗斯、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在涉足外包市场，也有加速的趋势。

　　“服务业比制造业转移效果要快，所以他们要找更有价格优势的地方去转移，我认为向俄罗斯、越南这样的国家转移，也是一种市场正常的行为方式。”做了15年的外包业务、近来也常和来自俄罗斯、越南企业交锋的王悦认为，这是一种利益的驱动。他说，从技术角度来讲，俄罗斯，还包括以色列、印度都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这种技术，尤其像俄罗斯的整体经济由计划经济转移到市场经济以后，国企压了很多的人才，现在得到了一种释放，而对比国内经济水平，拿国际定单会产生一种价格差，所以他们努力去开拓这种市场。在王悦看来，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讲，俄罗斯本身也是有很快往上走的趋势；越南从语言能力上看，特别是对欧美，外包的发展有更快的趋势，确实和中国形成了一种竞争。

　　实际上，中国对日本市场有语言和文化上的优势，但外包业务也被印度厂商抢了很多单子。

　　王悦承认这样的事实存在。这是中国做外包的软件企业应该反省的地方。“第一是中国有些人太浮躁了，缺少一批踏踏实实做技术的人；第二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的大型企业少，外包开始时没有这个能力，当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客户往往需要有一个信任和积累的过程。”

　　王悦坦言，国内的很多大型系统都是由国外公司来做，而由我们本土公司做的非常少，所以搭建技术框架的实力确实是有差距的。

　　王悦举了一个自己公司与印度公司交手的“失败案例”：“日本一家公司要做神经网络的项目，我们当时派出去参加面试的人员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应该说在我们公司是非常优秀的员工了，希望把这个单拿来，但被印度打败了。”从这次经历，华信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企业自身应该提升技术能力和提高搭建业务框架的实力，“而且现在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弥补。

　　“符合需要的产业工人缺乏，尖端的技术人才也缺少，这样在参与国家竞争的时候，就难以体现出优势。”作为软件外包最早的从业者之一，浪潮通软总经理王兴山持有与王悦相似的观点。王兴山认为，参与国际化分工软件企业必须调整人力资源结构，同时要练好成本管理的内功。

　　“对中国企业来说，如何与日本企业真正建立起互惠互利的信赖关系，如何能按期交货，如何有效控制预算和质量，如何提供高质量的产业人才，如何解决在文化和语言沟通方面的问题等都将是合作中的挑战。”刘积仁在近期谈中日企业合作话题时说。杨帆也认同刘积仁的看法，她强调对日本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质量。但只有很少的企业能够达到承揽国际项目所需的严格的内部流程及质量控制。

　　据一位业内人士指出，面向日本市场和面向欧美市场的IT外包有着本质的区别。日本企业对于自己的核心业务绝对是当仁不让的，外包出去的一定是其低端的业务领域，相比之下，欧美企业则大方一些，他们十分愿意将大单的核心业务外包出去，然而国内有承受能力的企业往往少之又少。虽然中国企业先前曾成功地从香港和日本等客户那里获得了外包业务，但要想在欧洲和美国市场获得市场份额，它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为此，就像这位业内人士所表示的那样，中国软件企业正试图在印度主宰的全球软件外包市场中分得一杯羹，面临的挑战还十分严峻。

　　一些跨国企业的“东移”行动

　　▲惠普公司去年12月宣布，计划将其大部分IT服务工作转移至印度。HP公司在印度已经有数千个服务员工。

　　▲全球第二大电脑服务公司EDS去年11月宣布了“最佳海岸”计划，计划将遍布全球的低成本应用服务中心的人力和资源增加40%。EDS共有16个业务中心，从新西兰、印度、埃及、波兰、巴西到加拿大都有。

　　▲蓝色巨人IBM在印度、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加拿大和中国等低成本国家广设服务中心。

　　▲Siebel Systems在7月中旬宣布，将裁减9%的员工，计划将部分营运单位移往海外。

　　▲微软公司的发言人曾在今年早些时候表示：“我们的核心工作将留在美国国内，但员工和服务将更加全球化”，微软已经抢在竞争对手之前，在上海等地建立了自己的研发机构。最近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开设了服务支持中心。

　　▲甲骨文公司董事会主席埃里森把公司在印度的投资归结为全球化的推动，并打算以每月招聘100名印度员工的速度，展开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挖掘印度软件高材生。

　　失业性复苏：一个硬币的两面

　　9月中旬，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海湾地区举行的有关美国企业将技术岗位转移到海外的会议招惹了反对者的抗议。抗议者高举的横幅上写道：“停止外包！”据组织者表示，这次年度外包会议的参加人数共有250人，却较之两年前增加了一倍。这反映出企业主管对于外包问题的兴趣正在变得更加浓厚。

　　近年来美国IT服务海外外包的速度加快，使一些IT从业者丢掉了饭碗。比如IBM去年裁员超过1.5万人，多数是美国本土的员工，但IBM的总体营收却得到了增长。一方面是裁员而伴随的失业率增加，另一方面是很多科技大企业的营收增加带动了经济的复苏。有经济学家把美国此次经济复苏称为“失业型复苏”(jobless recovery)。老百姓面临失业压力，由此引发了对IT走向海外的反对，甚至有人因此对中国产品转变了看法。

　　失业者令人同情，但外包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资本总是流向生产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就像很多欧美国家的家庭愿意找个菲佣一样，在得到同样质量服务的条件下，成本却降低了，这正是所有企业追逐利润的要求，也符合客户“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服务”的需求。

　　“服务外包就像家政服务的发展一样，一个家庭里面，原来是自己做，现在要找家政公司做，而自己做些高级一点的工作。”CSK大连总经理李远刚认为，这是国际经济之间融合的大势所趋，与经济形势并无直接关系。

　　这种产业升级和调整引起的人员就业减少，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结构性失业，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经阶段。实际上，在加入WTO之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人力结构调整产生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造成了国有企业大量的人员失业——这也是结构型失业，中国的企业在压力下增强了竞争意识，在结构上做了调整来适应这种压力。因为只有在市场化的竞争压力之下，根据企业自己的能力来调整自己的位置，才能在一个全球化的系统里面，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IDC亚太区服务业务副总监Phil Hassey认为，尽管IT服务转移会带来就业机会的损失，欧美的经济仍在继续增长，因此它要求在高成本的社会用实用、但尽可能平衡的方式对待人力资源问题，他相信多数人会获得重新安排。

　　大连：外包服务的勃兴

　　大连，地理位置距离日本、韩国很近，因为地缘，这里聚集了众多日资和韩资企业，这些企业成为总部的窗口。IBM、埃森哲、戴尔等大企业选择大连作为日本或亚洲IT服务市场的“根据地”，不可否认，与大连的对日合作的成熟经验与大连的人文环境方面有关。此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连形成了稳定的专业软件人才培养和输送体系，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专业人才，从而满足了国际跨国软件公司长期发展的战略需要。而且大连除了在人力成本上具有优势外，主要是日语人才很多。

　　正像大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曲晓飞博士所言，“如果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供应非常紧张，成本就会很高，没有办法运营，这是一个基本条件。”曲晓飞告诉记者：“每一次日本大公司来到大连就会问我一句话，为什么到大连发展软件业？我就给他们提供人才这一条——这是企业能够长期低成本运行的一个基本条件。”

　　曲晓飞非常自信地说：“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比如像软件基地和软件人员培养体系上要达到大连这种水平，没有几年的时间是达不到的，因为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据曲晓飞介绍，早在1998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加速发展软件事业，当时定位就是国际化。他把大连软件业的国际化发展经历总结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企业培育期”：在2000年以前，以中小企业培养和孵化为主，一些企业通过自身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具备了一定的软件开发和生产能力，部分企业通过开展对日出口，获得了较快发展，完成了原始积累；

　　第二阶段为“对日业务发展期”：从2000年至今，在“创建大连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的863专项课题”的研究成果指导下，大连软件业确立了国际化发展战略，并以大连软件园为核心基地，在国内率先提出建设“中日软件产业合作战略门户”的目标，大量引进日资企业，推动对日出口，并吸引以开展对日业务为主的跨国公司，获得显著成果。2002年，大连软件产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23亿元，出口5000万美元，其中85%为对日出口。其中大连软件园实现销售收入8亿元，出口2500万美元，为大连软件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三个发展阶段：以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大连软件园二期工程的正式启动为标志，用3～5年的时间，以建设“北亚软件及信息服务中心”为发展定位，使大连成为面向日本、韩国、中国等北亚地区，并辐射北美等其他相关地区，以软件开发和信息服务为主要业务内容的，以外包为主要业务形式的，富有特色的国际软件名城。曲晓飞认为，现在大连软件业将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

　　曲晓飞主任在谈到大连正在蓬勃发展的外包服务带来的好处时说:它是一个拉动性非常大的行业，会带动本地产业升级，可以提高这个城市的结构和档次。如果大连成功地“向服务转型”，能对带动整个东北向服务经济转型起到牵引的作用。

　　而且，软件企业的特点就是龙头企业和小企业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形成了一种联盟。大连市IT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起来也会带动一大批中小软件企业快速增长。

　　“大连软件园做成大市场以后，就像食品一条街，会凝聚人气，在外面就不一样了。”杨帆感觉大连软件园尽管房租有些贵，但无论从业务的氛围，和整个服务理念都适合华信这样的企业发展。

　　信雅达是继东软、中软之后，刚进入大连软件园的第三家国内软件上市企业。信雅达的陈澜很坦率地告诉记者，正是因为行业中的老大、老二都过来了，这也是信雅达决定过来的原因之一。

　　据政府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我国软件出口收益36亿美元主要来自日本。其中，辽宁省收益占到总体收益的1/10。据悉，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大连的对日外包。2002年最新公布的软件企业出口排名榜中，大连取得了总分第二、对日出口排名第一的成绩。

　　到目前，大连已经成为日本软件企业和信息服务企业最集中的地区，科学技术部已批准大连为全国惟一的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

　　记者通过到大连的调查和采访，发现大连全市的上上下下对发展软件业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大连已经形成了发展软件外包产业的一个整体氛围。纵观大连IT外包服务，依靠天时、地利、人和，走在了其他城市的前面。然而大连要实现“北亚软件及信息服务中心”的定位还有很多路要走。如在比较低端的数据处理业务蓬勃发展的同时，要进一步提升面向高端外包业务领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