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醒目地刊登了一篇报道《财政部建议暂停MBO》，报道的开头部分称：

　　前不久，财政部发至原国家经贸委企业司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财企便函【2003】9号)。文件建议：“在相关法规制度未完善之前，对采取管理层收购(包括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行为予以暂停受理和审批，待有关部门研究提出相关措施后再作决定。”

　　文件说：“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一些新的交易方式逐渐出现，活跃了国有企业产权交易行为。最近较多出现的管理层收购、职工持股即属于这类行为。但是，由于法律、法规的制定相对于实践活动有一定的滞后期，对这类交易行为现行法规和管理水平难以严格约束。”文件还说，这么做是为了“防止一些当事人利用新的交易形式谋取不当利益。”

　　记者就此向财政部和原国家经贸委相关部门求证，未得到正式回应……

　　就是这样一篇新闻要素不全的报道，使那个拗口的“MBO”成了媒体热点：许多财经媒体刊发了内容大同小异的独家报道，涉及新闻要素的地方也是语焉不详；有的报纸索性来个“据《21世纪经济报道》”，将这篇报道斩头去尾，直称财政部“叫停”MBO；有的媒体组织了专题报道与“新闻链接”，交待有关MBO的专用术语与相关政策法规与大事记。与此同时，有关的后续报道纷纷涌现，大多以专家或官员的口吻，谈论MBO的利弊，更有专家访谈或撰文侃侃而谈。

　　何谓MBO？MBO何以引发媒体热潮？本文选择中国财经媒体有关MBO的报道作为专题个案，试图探讨中国财经媒体如何面对转型社会媒体角色的挑战。

　　一、“MBO热”挑战中国媒体

　　MBO是“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的英文缩写，“是指公司或母公司的管理人员利用自筹、借债方式所融资本购买本公司的股份，从而改变公司所有者结构、企业内的控制权格局以及公司资产结构的金融工具”，“是管理层通过融资获得企业控制权的一种形式”。①

　　在西方，MBO虽然是一个成熟的资产购并形式但并不“热”。可是在中国，从股份制改革到国有企业上市，从员工持股到MBO，近年来集体企业、国有企业的管理层纷纷试水MBO。从有关上市公司MBO的公告中我们知道，我国最早的上市公司MBO案例发生在1999年，到2002年发生共16起。2003年更是被称为“MBO年”，媒体开始大量报道，出现了“MBO热”。

　　MBO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涌现的一个典型的个案：这样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新概念，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却成为热点，无疑向媒体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要准确地把握这样的新闻素材，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的社会阅历及经验，需要高超的政策水平与胸怀眼界，更需要媒体的高度责任感。

　　二、媒体面临技术障碍

　　目前报道MBO，中国媒体面临技术性的障碍。中国的MBO正处在形成游戏规则的实验期，财政部“叫停”MBO这件事本身，就是这一点的最好的注解：

　　1.政府监管体制的变动需要沟通

　　“MBO热”的一个原因，是MBO关系到国有资产转让，从资产评估、定价、谈判条件、交易到申报审批，其操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争议。为了回避现有的部分规定，实施MBO的参与方还常常玩弄各种障眼法，更使具体的案例扑朔迷离。即便如此，在国内仍有大量的公司的MBO计划由于各种原因夭折或搁浅。即使已经实施MBO的公司，也时或面临舆论的质疑。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国有资产转让的价格。

　　国有资产转让过去一向由各地政府决定，审批则由财政部把关，如今新成立的国资委将接管包括MBO在内的国有资产转让申请的审批权。财政部“叫停”MBO，也意味着权力交接的过渡期的一种临时安排。国资委刚刚组建，国有资产的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体制刚刚形成，可以预期新机构成立有利于规范MBO，但新机构与媒体的沟通需要一个过程，也给媒体进入状态带来客观困难。

　　2.吃透政策法规是必修课

　　MBO的政策法规有待完善，一方面是源于法规的滞后，另一方面则是由于MBO的规范是一个群体博弈的过程。比如按照规定，MBO收购主体是谁？资金来源如何？这些都必须如实披露，然而，2002年开始流行的“MBO信托”，借助信托公司进行国有股的转让，这些敏感问题的披露便都付诸阙如。

　　可以预期，正在制定、修订中的政策法规将对此提出规范要求。博弈的结果，将使MBO更透明，也对媒体报道的准确性提出了很高要求，吃透这些政策法规及其来龙去脉，成为媒体必修的功课。

　　3.“国有股减持”平添压力

　　2002年与2003年之交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许多专事MBO融资的基金成批涌现。这些基金挟持境内外的投资“热钱”，以向管理层提供MBO融资为条件，谋求作为战略投资者参股。这些以逐利为唯一动机的机构的参与，表明中国的MBO确实有利可图。究其奥秘，在于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减持”——国有股迟早要变成流通股，眼下MBO的流行做法是按照接近净资产的价格转让国有股，而曾经引起激烈争议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则坚持国有股的溢价转让，未来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一旦实行，以MBO方式转让的国有股一流通，其增值空间则是肯定的。因此，尽管充满争议与风险，许多人对MBO仍是趋之若鹜。

　　这又给MBO的报道平添了许多压力。“国有股减持”方案及其引发的大争论，是中国股市长期陷入调整状态的导火索，一有风吹草动，股市就“空”气凝重。这无疑将考验媒体采编人员的政策水平与分寸感。

　　从另一方面看，这种中国版的MBO，已经与MBO发现企业家价值、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宗旨相悖。本文引子中的报道所披露的财政部的建议函，其中心点也是关注“防止一些当事人利用新的交易形式谋取不当利益”。MBO的“热”与财政部的“冷”处理恰成鲜明的对照，无怪乎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媒体效应了。

　　三、媒体存在认识误区

　　毋庸讳言，报道MBO，我们的媒体还存在许多认识误区。对MBO一知半解或不求甚解，急功近利追逐新闻热点，使媒体在这类新闻的报道上以讹传讹，错误百出，谬种流传。媒体的误导形成舆论的误区，混淆了是非。这种误导，较集中地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1.泛化MBO：与员工持股、股权激励、薪酬制度相混淆。

　　正如长期关注MBO的上海荣正投资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MBO只是经营者持股或者说股权激励的一种类型”，“MBO的重要判断标准是被激励对象是否获得企业的控股权或控制权”。报告列举了一些例子，指出“许多媒体的误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MBO的科学和准确的理解与认识”：

　　2002年10月8日某著名财经媒体《联通双股激励，MBO欲造“百万富翁”团队？》一文误将“股票期权”理解为MBO；

　　2002年10月24日某主流证券报《朝华科技MBO“捆绑”祝剑秋》一文误将一般的对核心经营者的股权奖励理解为MBO；

　　2003年4月3日某权威电视媒体在《财政部暂停管理层收购的审批》报道中误将“经营者持股”理解为MBO……②

　　2.“美国公司诚信危机”的舆论冲击：“都是期权惹的祸”？

　　2001年爆发的以安然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公司诚信危机”引发国内媒体的大量报道，其中包括反思美国企业风行的管理层期权激励制度。

　　正如有关专家陈志武教授撰文指出的：“所谓管理层股票期权(executive stock option)，就是给受让经理方一种在一定时段内以事先约定的价格认购公司股票的权利(即选择权)。”这种权利让管理层分享企业的高速成长，成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兴起于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企业，90年代为许多大公司所采纳，催生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者引述实证研究的结果证明，“管理层股票期权是美国多年创业与创新的动力机制”。中国国企改革中的股权激励制度(包括MBO)，都和美国企业制度的示范作用有关。

　　然而，一些国内媒体却发表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报道与文章，有的专家甚至提出“都是期权惹的祸”，“期权试验应当缓行”，对我国包括MBO在内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股权激励计划造成舆论冲击。其实，还是陈志武教授说得比较中肯：“少数公司在股票期权实践中出现了问题，也只能说明公司治理的复杂性，并不能说明股票期权机制就没有生命力了。”③

　　四、媒体的意识迷思

　　必须指出，透过这些表面的是非曲直，我们还可以发现转型期社会特有的意识形态的迷茫。这种迷茫，首先是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制度变迁对社会意识形态、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冲击；其次，又是由于我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的改革路径的选择，社会不公成为与改革伴生的现象。这种迷茫突出地表现为两大特征：

　　1.“效率”与“公平”的悖论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在付出制度成本，其中之一就是腐败案例时有所闻。在“国退民进”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企业经过行业整合做大做强，一方面那些大权在握的管理层侵吞国有资产的消息也时有所闻。在MBO涉及的国有资产的敏感话题上，媒体所表现的人云亦云与一哄而上，反映了舆论在“效率”与“公平”的悖论中的困惑。

　　2.“金钱拜物教”与“仇富情结”

　　舆论的困惑，还更深层地反映了对待财富的集体无意识。在商业化大潮侵蚀下的媒体上，炫耀财富，宣扬金钱万能，表现暴发户心理的八卦新闻与富豪揭秘、罪恶发家史的报道相映成趣，表现出一种“金钱拜物教”与“仇富情结”的混合体。这种陈腐的气息，特别在某些媒体津津乐道的商业传奇中时有所闻。

　　五、“MBO热”亟待中国财经媒体的积极参与

　　显然，MBO这样的时代课题，要求中国的财经媒体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角色。

　　“后冷战”时期，财经媒体在世界上扮演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根据西方新闻学者的调查，财经报道中所反映的经济状况的好坏，甚至可以决定政治领袖及其所领导的政党与政府的命运，而所谓的经济状况的好坏，大多数人是根据媒体的意见来做出判断的。媒体的这种重要性不仅源于当代媒体所拥有的“议题设置”的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话语权，也与财经报道的特殊性有关——公众无法仅凭常识对经济状况做出判断与评价，而是依赖专家意见；媒体总是精心塑造自己的专家角色，来争取媒体的话语权。④

　　中国的媒体，尤其是专业的财经媒体，目前正在经历着从官方机构的机关报到公共媒体的角色转换。塑造专家角色，强调财经报道的及时性、准确性、权威性，成为完成这种角色转换的基本战略原则。对于MBO这样的时代课题，中国的财经媒体当仁不让，要以专家的角色加以报道、评述、阐释、质疑乃至揭露。

　　中国的MBO的发展过程表明，MBO的生命力取决于其自身游戏规则的规范化。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与制度变迁，也面临同样的历史课题。正如MBO牺牲了规范化就会变成怪胎，中国的改革如果没有法律与制度的规范加以保障，仍然会因为社会不公引发的动荡而夭折。化解这个难题亟待中国财经媒体的积极参与。

　　MBO的规范化，是一个充满冲突的群体博弈的过程，国有资产的“退”与民营资本的“进”，需要充分的透明度。这种透明度，需要媒体的积极参与以充分反映MBO规范化过程的曲折反复。MBO不仅需要政府加强监管，还需要借助媒体不可替代的舆论监督作用。

　　当然，财经媒体作为舆论工具，还应该提倡一种尊重财富、发现企业家价值的时代精神。MBO的宗旨，就是尊重财富，就是发现企业家价值，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转型期所需要的时代精神，是值得中国的财经媒体为此大声疾呼的。

　　注释：

　　①参见《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2002)》109页，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著，百家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②参见《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2003)》53页，上海荣正投资咨询公司著，百家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③参见《管理层股票期权并无问题》，《新财富》杂志2002年9月号

　　④参见【英】尼尔·T·加文主编：《经济、媒体与公众知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上海证券报 邱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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