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卢嵘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7月下旬向全国下达的《治理报刊摊派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市级部门和县区的报纸一律停办；各省在8月20日前要定出方案，这将决定全国309家县级报的何去何从。

　　县报记者宋国英最近很“闹心”，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心里像猫爪子在挠”。

　　下乡镇采访的时候，有人羡慕地恭维他“在县里当记者，多轻松多体面”时，他不再有一种惬意的感觉，而是尴尬笑笑：“好啥呢？不眼瞅着要黄了？”

　　宋国英已35岁了，在县级报纸《新民市报》当了快8年的记者，在那里熬掉了人生最好的一段时间，当前月工资613.7元。

　　“我们报纸的命运现在我们不掌握。”《新民市报》社长杨力争在记者面前很干脆。

　　新民市是沈阳市所辖的县级市，农业为主，70多万人口。《新民市报》早在“文革”前就办过，后来停办，直到1992年，有人提议“县里要有个舆论阵地”，于是《新民市报》重起炉灶，从周二刊到周三刊，用的是辽宁内部刊号，1999年，全国县市报兴起的时候，新闻出版总署批了国家正式刊号CN21—0099。

　　其实，报社里已经有不少人预感到，他们的报纸保不住了。

　　空空的记者部跟很多县市级报社一样，《新民市报》

　　设在市委大院的一栋陈旧的小楼里，偏于一隅。

　　小楼的一层，木地板已经凹凸不平，楼道也有点昏暗，一溜挂着社长、副总编、编辑部、广告部、记者部等牌子。资料室是利用走廊的空隙隔出来的，摆了几张破沙发，光线不好，却找不到灯在哪里。

　　8月18日，周一，是《新民市报》编辑出版的时间。早上8时，宋国英和一帮编辑记者都要像新民市委的机关干部一样准时到这里签到上班。6个记者到了后就围住主任，问：“今天有啥会没有？”主任摇头，这帮记者就呼啦一下散了。

　　记者部里空空荡荡，留下编辑部里几个编辑忙碌。

　　报纸的内容跟很多县报大同小异：4个版，头版是会议新闻，二版是经济新闻，三版是社会新闻，四版是副刊或者文摘。

　　编辑有点发愁的是，这天“没有太多稿件”，因为周末，市里领导的会议和活动也特别少。头条只好安排了一个副市长参加的退耕还林的会议消息。二版干脆整版登了《辽宁省地下水资源保护条例》，三版的社会新闻也就是一些机关工作的稿件，惟一一条“某用户拒交水费被拘留”的200来字消息有点社会新闻的味道。四版则从人民日报海外版摘了一篇百岁将军孙毅的故事。

　　报社的条件不大好，就在广告部办公室里有4台电脑，编辑先把记者和各个机关通讯员用钢笔手写的稿件在原稿上改好后，交给打字员输进电脑，然后自己画版，画好后交给录入员，然后灌版面。

　　大约下午4时半，办公室里的人陆续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回家了，跟大院里的其他科室职工并无二致。

　　“工作是很轻松。每个记者的工作量是10条稿件，不论长短，完成任务就是600多块钱。超额没奖金。”宋国英说。

　　县报能不能搞舆论监督

　　办了差不多10年，连续5任老总，但《新民市报》自己人都承认：从内容到形式，这个报纸几乎一成不变。

　　不好看，这是报社内外大多数人对《新民市报》的看法。该报社一位编辑说：“十多年都是这么办的。”

　　8月15日的报纸特别体现了《新民市报》的这个特点。头版的6条稿件，4条是领导活动。按照领导级别，头条是市委书记、市长会见日本考察团，二条是市委副书记参加的市述廉活动小组的座谈会，报眼是另一个市委副书记参加市作家协会代表大会的消息，接下来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个会议消息。

　　“领导还是很看重这个报纸报道的，曾经有一次，一个记者把领导参加活动的名字顺序搞错了，结果引来批评，还叫他停职检查。”

　　在报社记者眼里，在不大的县级市搞批评报道“实在太难”，因为“低头不见抬头见”。

　　如果追忆起来，《新民市报》可以称得上是“舆论监督”的最后一篇稿件在1996年———“那时候，电信、邮局分家。新民城南居民到城北寄信不方便，邮筒也太少。当时记者就写了300多字的一篇短文反映此事，结果，稿子见报后，邮局的领导不干了，到报社主管部门反映去了。从那以后，报社基本上就没有批评报道。”

　　零售的可能性

　　新民市区街头有四五个报摊，《沈阳晚报》、《辽沈晚报》、《华商晨报》和《时代商报》早早从沈阳市区送到这些报摊上，但《新民市报》从来没有上过报摊。

　　“我们从来没有过零售，就是靠下文件征订。”社长杨力争没有否认这一点。

　　开党报党刊发行会是新民市报社的紧张时期。每年10月左右，这样的例会就召开一次，《新民市报》作为新民市委的机关报，“搭了顺风车”，一块列在文件里布置到乡镇村。

　　新民市柳河沟镇潘家屯的村支书徐洪飞对这样的摊派很有意见：“这些文件规定的报纸，再加上刊物，村里光这些费用一年要4000多块。哪个都是上级领导，哪个都不能得罪。谁出钱？反正不是干部自掏腰包。”

　　《新民市报》的广告从哪里来，一直是历任老总头疼的问题。

　　广告价位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做一个整版的广告只需要2000元，但整版广告仍寥寥无几，一期也就几条小广告，政府公告通知统统免费。

　　在《新民市报》最好的一年，广告收入也才37万元。去年《新民市报》的广告收入下滑到20多万，平均每期报纸不到2000元广告收入。

　　谁在养报纸？

　　《新民市报》作为新民市委机关报，运作似乎更像一个市委的工作部门。报社不大，设置却很齐全。由于经营困难，报社一直需要市里的财政拨款。按照人事编制，报社定编岗位25个，市里的财政也是按照这个划拨人头费，结果和其他部门机关一样，各种关系进来的人现在达到了30多人。

　　这种情况下，闲着的人也就闲着，想忙的人也就不忙了。除去财政按人头的拨款，报社还有一年20多万的广告费再加上发行报纸的报款70多万，也还难以维持报社的运转。据说今年年初，上任社长离任审计的时候，报社算下来一共亏了几十万，这些亏损的账目，据说80%是借民间的，银行的估计有20%。有人来报社要债，报社也没钱给，就这么拖着。

　　一个记者这么解释报社的矛盾心理：“自家的报纸办成这样，大伙不是没有危机感。但大家总觉得，我们靠文件订的报纸，要是哪天领导不管了就彻底完了；可要改，风险也大，要是领导不喜欢不认可怎么办？即便是改了，竞争不过零售报纸，不是两头落空？”

　　退路和幻想

　　已经没有什么时间让《新民市报》犹豫了，预见中的命运转折突然降临。

　　“砍还是不砍，市里还没有说，我也不知道。”杨力争对记者说，“目前还是在坚持出报。是不是办到年底都很难说。”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改革细则，报刊工作人员不得与党政部门公务员混岗。报刊调整中，根据个人的条件，主管部门可将其人员调回原主管部门工作、协助推荐到其他新闻出版单位工作或鼓励其自主创业。对停办和管办分离的报刊，由原主管部门对报社所属人员进行安置。

　　这个报社里不少记者编辑虽然仍在默默准备新闻从业人员资格考试，但他们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干记者编辑这个行当。

　　“我想好了，要真不办了，我就去沈阳打工。”年轻记者赵冬梅说这话的时候，表情似乎轻松。

　　但更多人，他们大多已经拖家带口，而且要命的是———不年轻了。

　　面对这种情形，有人提出正式的报纸刊号是个宝贵资源，是否应该考虑和沈阳的报业集团合作办成新报纸，这样大家的日子就好过了。

　　而更多的人还是想干新闻，把眼睛盯着市里还将继续存在的电视台、电台。

　　截至发稿时，关于《新民市报》的命运还没传达到报社。但据记者了解，辽宁省已经对报纸改革拿出方案，沈阳市具体怎么操作“还没开会研究”。

　　“《新民市报》办还是不办，也就在这几天内的事情了。”杨力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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