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中，新闻传播是目前相对落后的一个特殊领域。与传媒市场近年来的高速增长形成极端反差的是，新闻业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观念革新，新闻业的对外开放，已经远远落在了其他行业的后面。甚至在立法方面，新闻业也远远落在了后面，而其他行业的法规则是一个接一个出台。

　　加入WTO以后，虽然还有一些保守人士不断进行误导，但是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势不可 当，新闻出版总署最近发布一系列政策吹风信息，昭示着新闻出版业终于启动了开放的闸门。

　　传媒业正在对外开放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正式场合发表讲话指出，同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相比，新闻出版行业思想解放还不够，影响了新闻出版业的发展，目前还是管得过死，干涉过多，缺乏产业意识。他说，新闻出版业除了内容属于文化意识形态外，其他生产的整个链条都是产业。他还提到应当给新闻出版业有贡献的优秀人才100万元年薪，将允许港台资本进入国内新闻出版业市场，《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即将出台，中国新闻出版市场将步入法制轨道。这一系列政策精神标志着中国出版业正在对外开放。

　　不敢以功臣自居，但是作为中国传媒产业改革开放事业的鼓吹者，我为自己多年来的努力而感到欣慰。有心的读者不妨回顾一番，本专栏四年来的观点，其实始终如一地在为传媒业改革开放而作宣传与预测工作。以往在微观层面我的预测大都是灵验的，我万分庆幸自己的宏观层面预测也是基本准确的。

　　去年我曾著文谈加入WTO后中国传媒政策法规清除问题，如今，有关主管部门已经付诸行动，今年将出台政策性文件20多份。

　　印刷行业不再是特种行业

　　2002年11月16日，新华通讯社的一条电讯引起了印刷界人士的注意，消息公布的国发(2002)24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审批项目的决定》包含了公安部取消的37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第12项“设立印刷企业特种行业许可”和第33项“个人从事印刷活动特种行业许可”。虽然新闻界普遍没有意识到这一政策的意味，但这确是加入WTO后法规清除的重要举措，在印刷界不啻引发了一场地震。

　　这是中国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的强有力的前奏曲。它意味着从此以后，开办印刷企业只需获得新闻出版部门的许可，完成工商登记，就可营业，再也无需到公安部门申领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

　　两年前我在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做过一次专题报告，主题是科技革命给新闻传播业带来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信息发布形式的大众化与民间化。其实，开放是市场潮流，曾几何时，复印机成为十分平常的办公设备，因此，复印也就不再是特种行业。

　　卫视中文新闻节目落地

　　开放是循序渐进的。随着世界广播电视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卫星电视市场早已在敲中国的大门。前些年，CNN等英语卫视节目陆续在中国落地。如今，有关部门已经批准新闻集团的星空卫视在中国的外国人、海外中国人居住区和三星级以上宾馆落地，增长50万间客房，获准播出24小时普通话新闻频道。早些时候，香港的风凰卫视资讯台也获准在大陆落地。业内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中国传媒业的转折点。

　　来自西方国家的英语节目，毕竟只能面对占中国人口极小比例的知识阶层。而普通话节目，却能够被中国十几亿百姓所理解接受。虽然在播放范围上目前还存在限制，但这毕竟是一大突破。

　　与国际电视业相对比，中国的电视台由于人才素质结构偏低，在节目质量上处于劣势。更重要的是，当外来的普通话新闻节目进来之后，中国的电视业还没有一家24小时新闻频道。不要说24小时，连完整的一小时新闻，大概国内也找不出来，电视新闻生产量如此低下，恐怕不能归过于中国新闻源稀缺吧？

　　香港书号刊号在大陆

　　书号刊号成为商品，是非法的。实事求是地讲，书号刊号市场是个客观存在，因为国内新闻出版业实行的是审批制，一些出版社与报刊社拥有出版的权利与资格，但是没有出版的能力与眼光，于是便把号卖给社外的经营者。

　　因为政府部门三令五申打击买卖书号刊号行为，所以，正规出版社与报刊社，除非是实在混不上饭的，都不敢公然再做这种无本生意。于是，便出现了怪胎：香港书号刊号被引进到大陆。

　　在北京就有若干种杂志打着香港刊物旗号，而很多自费出版的图书，也都是顶着香港的书号。这种黑市在全国各地都有市场，而且因为毕竟不是正规书号刊号，所以价值要低一半左右。

　　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人士指出，这些大陆买卖的香港书号刊号出版物等同于非法出版物，与没有任何手续出版物在处罚上是一样对待的。

　　书号刊号是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它成了一些人的赚钱商机，也造就了二渠道书商先富起来。其实，真正根治书号刊号买卖的良方，是进一步开放报刊市场，过渡为登记制。

　　传媒业盛行过分自信

　　放眼国内传媒市场，可谓是一片繁荣景象。在各地报刊蓬蓬勃勃发展的同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业内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浮躁、急功近利、盲目乐观与过分自信的毛病。

　　新闻传播工作者见多识广，出于职业特点似乎不大容易谦虚。但是，不大谦虚是一回事，过分自信是另一回事。在过去的几年里，很多报刊都败在了过于自信、强不知以为知的人手里。

　　有人说“新闻无学”，并据此而外行领导内行。新闻再无学，想胜任工作，也需要读个百十本专业书。无论是报刊的编辑、采写还是广告发行，没有对必读书、经典著作进行研读，就以为自己已经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种同行最容易栽跟头。

　　新闻传播界不学无术的同行太多，以至于新闻传播业人士在学术界知识界整体形象评价甚低，在大学里，新闻专业老师的学问很难被外系同仁认同。

　　北青报实行全员聘用制

　　《北京青年报》是北京市场中成长性最好的报纸之一，也是经济规模最可观的报社。前不久，该报宣布实行全员聘用制，此举在京城新闻界引起广泛关注。

　　全员聘用，是符合劳动人事部门的政策精神的，因为激励机制更为市场化，也有利于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奖勤罚懒优胜劣汰都方便，但是，这种做法未必适合宣传工作的性质。中央电视台最早开始新闻工作者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与尝试，但是最终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体制的根本在于用人制度。全员聘用制实际上已经把新闻单位企业化，所有的人员都作为就业市场的劳动力来与报社签定用工合同。这样在经营管理上可以更接受现代企业制度，更有效率。

　　报刊空白品种亟待开发

　　中国报刊市场的现实是，总量过剩，但是结构布局不均匀，在一些品种上过于集中甚至泛滥，而在另一些品种上却是空白。

　　同一位期刊研究权威谈及中国至今没有一份期刊研究的刊物，与报纸、广播电视各有几十种杂志形成不可思议的反差对比。中国2000多种报纸，8000多种期刊，后者数量多，理应拥有专业研究报刊。

　　以前我也曾指出，中国没有一本定位于发行的专业杂志，而广告杂志却至少有20种之多，如此布局结构严重失衡，只能说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其实根本没有计划水平。集体无意识，集体盲点，这样的报刊品种还有很多，我奇怪为什么很多集团宁可投资创办赔钱的财经报刊、国际新闻报刊等等，不去办这种肯定有生命力、有社会效益与经济价值的报刊？是想不到、不知道？

　　传媒老总竞相出任博导

　　新闻传播专业博士学位不断增加，但是高校的博士生导师队伍却难以跟上，即使突击提拔博导，但是仍然不够支应。因此，便出现新的一轮向新闻单位借用业界权威兼当博导。

　　日前，武汉大学发布消息，徐光春、王晨、冯并三位新闻界领导被武汉大学新闻学院聘请为博士生导师。这使得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份量得到显著提升。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最早学会“借东风”，请人民日报社当时的领导邵华泽、范敬宜担任博士生导师，其后又增加了若干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新闻系的这一做法，既弥补了自身师资力量不足之缺陷，又能发挥新闻业内权威指导博士研究生更有应用科学针对性的优势。

　　目前，拥有博士点的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以及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

　　扩招之后，一所大学的新闻专业动辄招十几名博士研究生，真是指导为难，从新闻单位求援不失为一举多得的高招。

　　（本文为传媒观察家专栏文章 200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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