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主笔/张颐武

　　“三英”说的是中国抗击非典大战中，挺身而出的三位科学精英--钟南山、周国泰、蒋彦永。

　　SARS危机的冲击不仅威胁人的身体，而且攻击我们对于许多基本价值的信念。

　　救死扶伤的医院竟然可能成为传染源，让我们安心的白衣天使居然成了最为脆弱的一群，而对于新的病毒的肆虐，专家也显得无可奈何。现代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竟然被SARS无情地攻击，我们发现原来可靠的突然不可靠，原来相信的突然变得可疑。SARS好像突然将我们的文明逼向了死角。让我们的信念受到考验和追问。

　　但这里的三个人却是让我们重新构筑信念的真正的英雄。他们是自己专业领域的精英，是用科学的精神面对疾病的科学家，但他们却也是这个时刻的英雄。他们其实就是尽到了自己的本分，守住了自己的岗位。但这看起来在平常时刻容易做到的事，在生命和良心面对考验的时刻就变得如此的艰难。他们的故事其实告诉我们，科学其实充满了人文的价值，专业的操守里就包含了高尚的英雄主义。在危急时刻，每一个正确的专业的选择其实都关系到荣誉和尊严，每一个谨慎的探究和理智的决定其实都是人命关天。他们没有逃避，却也没有鲁莽和片面；他们没有畏惧，却也并不狂放和自傲。无论是钟南山不断探究的热忱，还是周国泰的不断进取的自信，或是蒋彦永开诚布公的勇气都包含了一种面对疾病的理性的精神。他们并不自高自大，因为他们了解自己的限度，明白最后的胜利还有待坚忍的努力；他们却也充满自信，因为他们正在为了守住我们的防线而苦苦抗争。他们让我们在疑惑中看到了希望，让我们在迷茫时感到方向。他们知道自己的背后是充满期待的国家、社区、同事、家庭。一切人类宝贵的价值都不得不依靠他们来守候。他们并不夸张自己的作用，也没有放纵自己的感情，而是用理性和科学的精神让我们重建信念，用坚守岗位，尽忠职守来让我们获得平静。

　　我们需要信念，我们需要这种科学精神里的人文情怀，我们需要这种人文价值中的科学气质。正是这三个人给了我们希望。

　　这是中国的脊梁在站立着。-

　　“完美”的钟南山

　　本刊记者/王厉子

　　按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志的说法，钟南山是个“完美的人”。这个说法似乎除了表达王志自己的激情而外，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世间并不存在“完美的人”，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个性方式存在着，是好是坏，完全看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

　　钟南山的性格

　　在记者拜访的所有认识钟南山的人中间，有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有他工作后的同事，有他的几位好朋友，还有采访过他的不同媒体的记者，对于钟南山性格的表述几乎是一模一样。这最少表明他是一个性格鲜明而又恒定的人。

　　如今，短短的几个月内，原来并不为一般大众所知的钟南山院士，突然成了一位曝光频率极高的新闻人物，他在关键时期的一言一行，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种突然的高度关注和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使钟南山无暇产生任何“应对”的念头，更何况这些日子里时时处处总是人命关天的重任，有的时候这种重任几乎就压在一个人的肩上。这一切都使钟南山最本质的一面真切地显示在人们面前，完全可以相信，看到的便是真实的，表露的便是本质的，那就是钟南山的性格。

　　4月初，以钟南山为首的“广州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病原学及临床诊治课题小组”研究认为，导致非典型肺炎的病因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这和更早前香港和美国的调查结果一致。10天后，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传染病的执行干事戴维·海曼向世界公布了相同的研究结果。但这绝不同于往常的一般性学术研究和专家会诊那样通过努力而得出结论，此时的一个简单判定，绝不亚于率领千军万马的将军作出的决断性命令。在钟南山得出“新的冠状病毒”结论的时候，来自北京的具有官方身份的专家结论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这样紧张而微妙的时刻，每一个决定所显示的更多的是决定者的性格而非才学与知识。据说，广州的顶级专家们当晚讨论到11点，最后才同意钟南山的判断：不管北京方面的结论，按照既定方案治疗。这一判断，让人觉得几乎像政治抉择一样重大，而在钟南山又似乎只是技术的自信心与职业的责任感。所以对于钟南山当时的直接辩驳，后来有人善意提醒说：你太认真了，先支吾过去再说嘛，回头该怎样还怎样。他回答说：“科学是严谨的，只能实事求是，要想明哲保身，受害的一定是患者。”

　　这就是钟南山的性格。

　　4月10日上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最新的非典情况。轮到钟南山发言了，当着台下海内外数十家新闻机构记者的面，他用沉稳的语气说：“我们还不能说‘控制’，现在还只能说是遏制。”他进一步强调说，“所谓‘控制’，是知道疾病的源头、传播途径，然后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我们当时既不知道病源是什么，传播途径也不清楚，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我用了‘遏制’这个词，是指可以想尽一切办法，缩短疗程，减少发病率，降低死亡率。”很清楚，这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抠字眼”的简单特征，对于词汇的运用和解释不是钟南山的特长，况且这绝不是可以随意发表个人言论的地方，不是显示个人才学的时候，此时此地，任何一个细小的词汇的运用，绝对代表着一个阶层甚至一个国家的态度、形象。其实，钟南山在业务上的“较劲”也许还情有可原，在这种新闻发布会上，他真没必要再来“较劲”，可是，他就那么说了，还有意清清楚楚地解释了一遍。

　　这就是钟南山的性格。

　　几个月来，钟南山一直奔波在临床治疗和科研协作的第一线。千头万绪，事情繁多，还要时刻面对感染非典的危险。吃苦、受累、时间紧、压力大，尽管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和医学资料，钟南山却根本没有时间写论文。与此同时，香港同行率先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研究报告--对极其珍视学术荣誉的钟南山来说，这无疑是个很大的遗憾。但他并不后悔，他说：“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救命的问题；少写点文章，多救几个人，有什么不可以？”

　　这就是钟南山的性格。

　　相信熟悉钟南山的人还会举出更多体现他个性特色的事件或细节，相信更多的事件或细节所显示的会与如上枚举的个性倾向完全一致。也许，钟南山的“完美”就体现在这里。

　　钟南山的生活

　　钟南山性格中活跃的一面，与他的体育爱好密切相关。如今66岁的老人了，打球、跑步、游泳……他什么都玩。夫人对他的描绘是：“只要有时间，他就活动活动。周五打篮球、周日打羽毛球，在家跑跑步。没事的时候，他会踢踢腿、弯弯腰、举举杠铃。只要有十分钟，他就会抓紧时间锻炼。他现在铅球还能推10米，在广医数第一！他酷爱体育活动，有时一下飞机就去篮球场，打起来就忘了时间。我只得跟着他，提醒他不要太累。”

　　在当时的北京学院上学时，钟南山就是学校里鼎鼎大名的田径运动员。1959年他打破了400米栏的全国纪录，他创造的北医校纪录至今无人能破。讲起这方面的情况，当年与他同一教研组工作，同样也爱好体育的贺师鹏教授津津乐道。钟南山当年是基础医学系的骄傲，以他为首组成的代表队使基础医学系在全校连年体育比赛中稳拿第一。后来国家队发现了这个人才，调他去集训一年。一年之后，钟南山果然就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更令很多人佩服的是，中断了一年的专业学习，钟南山回来后竟然很快补了回来，与同学们一起完成了学业。

　　其实，钟南山一家人都与体育有缘。他的女儿钟帷月，曾是我国优秀的游泳运动员，获得过短池世界冠军；他的儿子，2002年广州市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副教授钟帷德，也是医院篮球队的“中流砥柱”。更值得一提的是，钟南山的妻子李少芬是我国著名的女篮选手，是新中国第一批篮球运动杰出贡献奖的获得者，现任广州市篮协顾问。今年66岁的李少芬已经退休，照顾钟南山成了她的主要生活内容。李少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周总理和贺老总送去苏联学习的运动员，退役后转搞体育科研，主攻运动康复和运动训练，是副研究员。

　　体育作为钟教授从医的身体基础，是他的第二项事业。两项成功的事业加起来，钟南山的确算得上“完美”了。但夫人对记者的讲话里分明有一丝忧虑：“钟南山也66岁了，抗非典这么忙，体重掉了5公斤，还能撑着，与他坚持锻炼身体分不开。”夫人李少芬还说，由于钟南山常常接触病人，来他家的朋友渐渐少了。本来李少芬有每周五到训练基地打篮球的习惯，如今只得改了。

　　不“完美”的还不止这些。非典以前，钟南山院士就是典型的“空中飞人”，常常是一个电话就要出差。李少芬就只能当一个优秀的“后勤部长”。只要接到通知，李少芬就得去张罗机票，收拾衣物，保证他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出发。非典来临后，他们家里吃饭分餐，居住分房，每天全家的衣物、杯盘都要进行全面消毒……

　　钟南山院士的典型状态，是周一到周五每天工作到深夜，双休日则安排工作会议。夫人李少芬说：“我真的好羡慕人家夫妻结伴出外旅游。钟院长每年都有一个半月的休假，可我们从没享受过！”

　　“完美”带来了一大堆的“不完美”，也许这就是“完美”的逻辑。

　　钟南山的经历

　　钟南山出生于广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儿科医生，中山医学院教授，母亲也从事医学教育。钟南山继承了父母亲的事业，但他有意要开拓新的学习空间，北上来到当时的北京医学院学习。

　　“那是1955年，当时我们那个班有240人之多，分成9个小组，我和钟南山是一组，他是小组长。”同班同学后来任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的程伯基教授这样开始了对钟南山的回忆。

　　“那时候，钟南山就很有志向，要为中国医学事业作出贡献。他很踏实，有思想，有自己的见解，不跟风。”程伯基教授很有感慨地说。自然，令程教授感慨的也少不了钟南山的体育才能。有同样印象的钟南山的同事，后来任北医的宣传部张质部长给记者讲述了他们一起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那时的事情不必再提了，但钟南山的人品和思想，永远难忘。

　　据程教授说，1959年冬，校党委决定成立新专业，要从毕业生中选拔人才，当时就选中了还有一年才毕业的钟南山。于是钟南山就立即开始了边学习边工作的生活。设备不足，自己想办法制作，知识面不够，自己到处去读文献查资料。没想到一年后就开始了“困难时期”，食品短缺是最棘手的问题。经常有的情况是，挨着饿继续工作。更没想到，后来“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革”中，钟南山的家受到冲击，但他很冷静，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再后来，因为父亲身体不好，钟南山调回到广州，去做临床工作。

　　因为在北京一直是做基础研究，进入临床工作钟南山碰到了很多困难。据钟南山后来回忆，他曾经在出诊中遇到了很多难题，自己感到无能为力。为追赶上与其他医生的距离，钟南山用了四个月，掉了十公斤肉。

　　粉碎“四人帮”后，钟南山通过教育部考试获得去英国留学机会。钟南山后来作为杰出校友来母校讲演时，回顾了自己留英的经历：

　　“1979年，我们一行16人，我做组长，坐火车去英国，共走了9天。那时我们的条件非常艰苦，自己理发，步行上学。后来到爱丁堡，英籍导师说，中国学历在英国不承认，只许我们在英国呆8个月。第一次见面，只有7分钟，参观了实验室和病房。因为我对一件事情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被允许留在该实验室里。我自己修理仪器，要用血做试验，只能抽自己的血，3个星期抽了800cc血。我做的实验得到了极有价值的结果，1981年此项结果得以发表，导师态度也改变了，我归国后，他曾四次来中国，与我成了好朋友。”

　　留学归来，钟南山连续作出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就，当了所长，又当了院士。程伯基教授说，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包括这次非典来临时钟南山的巨大贡献。非典的新闻效应，使全国人都知道了钟南山，其实这以前，他已经有了很多成就。好几次，中央首长的呼吸病诊治、抢救，就请钟南山来的。广州市还曾经大力提倡他的“南山精神”。

　　程教授还告诉记者，今年开政协会时，钟南山本来要来开会的，结果非典发生了，他就请假了，不顾自己生病的身体，全力投入抢救非典病人的工作中。后来钟南山对媒体表示的观点就是，救人第一，这是医生的使命；保护人民的安全，就是最大的政治。-

　　中国功能服装之父--将军院士周国泰

　　本刊主笔/王宏甲题图/曾璜

　　5月，解放军军需装备研究所的门前突然热闹起来。先是新华社内参发了一则“动态”，吴仪副总理马上指示有关部门尽快了解详情，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7日立即批示给陆昊副市长……不久，这个研究所被认为研制出了国内综合性能最好的抗非典防护服，主持这项科研的是将军院士周国泰。

　　神奇的抗非典防护服

　　这场“特殊战争”把白衣战士推到了最前线，他们成为被SARS攻击而感染率最高的人群。他们的隔离衣由此增加到三四层，并戴多个口罩，仍有人被感染。全社会都在为他们的安全操心。

　　进入5月，气温升高，医护人员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不出5分钟就汗流浃背，有人晕倒，不晕倒的也胸闷气短，严重影响医疗操作……在一个将军眼里，战士的战斗力正大大受损。

　　报载“隔离服面临高温考验”。有人建议在隔离服内加冰袋，还有人建议在隔离服内安装散热水管和蓄冷器……有的公司真用制作防暑坐垫的材料制成褂子形状，称之“冰服”，医生护士披挂起来像穿上了盔甲。

　　直到这时，绝大多数人的关注点，仍然是SARS病毒的传染力。“这病毒怎么这么厉害，穿了三层隔离衣，怎么还防不胜防？”

　　今天，人们对医药、对疫苗，不必解释就知道那是有科技含量的。但对一件防护衣，一个口罩，就不容易想象那上面有什么高科技。

　　周国泰是中国防弹衣的第一发明人，他们的科研成果能防住呼啸飞来的子弹，现在能用什么办法抵挡SARS病毒的穿透力？

　　5月，我在他的“士兵系统研究中心”见到了他。有必要先说说这个“士兵系统研究中心”，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个神秘之地。二战时出现的航空母舰，就是把军舰、飞机、坦克等集合为一个系统的战斗单元。到二十世纪后期，美国把单个士兵的战斗能力也纳入相似的范畴来武装。在“士兵系统”中，核心项目是“士兵综合防护”。这是一个标准化的综合的把士兵从头到脚都装备起来的单兵作战系统。这个“系统”，旨在为士兵提供免受多种战场伤害的防护，并提高单兵战斗效能。我国这个士兵系统研究中心也是在当今国际形势下应时而生的军事科研机构。

　　窗外是宁静的夜色，SARS还在看不见的地方肆虐。我说我想问一些公众都很关心的问题。然后我问，为什么穿多层隔离衣还防不胜防？

　　他说：“打仗讲知己知彼，首先要摸清SARS病毒的直径，了解它有什么样的特性。还需要了解目前一线使用的隔离衣、口罩到底有几种，要分别测出它们的防护数据，等等。”

　　然后我知道了，他们收集检测了目前使用的各种隔离衣，搞清楚了SARS病毒的直径是80～120纳米，他们用国际通用的标准N95测试，布质隔离衣过滤SARS病毒的功效不到40%，穿两件并不是增加到80%，而只提高到45%，穿三件也达不到50%，这就是穿三件也防不住的原因。

　　怎样才能防住？周国泰说：“有空气阻隔作用的材料都可以阻断病毒。比如橡胶、聚乙烯膜、聚氨酯膜。用这些材料隔离，使摄像机不受污染是可以的，因为摄像机不需要呼吸。可是隔离衣是人穿的，人体需要透气、透湿，如果无此要求就不是难题。”

　　我再问口罩的情况。一位名叫唐世君的工程师告诉我：“我们检测，SARS病毒穿透12层纱布口罩的机率是87%～92%。”我对这个数据吓一跳，问在场的周国泰和总工程师杨廷欣：这个数据可靠吗？他们说：可靠。并说，正因为防不住，才用几个口罩。但戴了几个口罩后憋气，必然使劲呼吸，空气容易从鼻梁两侧没过滤就吸进去。戴上封闭鼻翼两侧的口罩后，呼吸困难的矛盾就突出了。

　　“还有一个情况，”周国泰说，“任何隔离衣都要缝纫，那上面的针孔露着，一件衣服有多少针孔？SARS病毒的直径是用纳米计算的，那针孔露着不是好比敞开许多大门吗？”

　　“这不是太吓人了吗？”我问。他们告诉我，搞防护科研，我们会对任何危险的蛛丝马迹都如临大敌。但你别紧张，目前穿多层隔离衣后，病毒侵入的机率就小了，再加上严格的及时的消毒措施，感染的机率会更小。“但针孔的问题，必须解决，才能杜绝隐患。”周国泰说。

　　我不知道有几人会想到那些缝纫针留下的孔隙。但对他们来说，那是用不着放到显微镜下就能一目了然的事情。在周国泰说着前面那些话时，我的脑海里掠过了他的人生之路。

　　推动中国劳动服的

　　革命性进步

　　周国泰1949年生于吉林省西北部的镇赉县，那是个邻接黑龙江和内蒙古的三省区交界处，科尔沁大草原就在那地方。家乡一带多是盐碱地，种高粱、大豆、小米和苞米，春旱秋涝，年年如此。草原上五颜六色的野花是家乡最美的景色，年年岁岁应时开在这片经常歉收的土地，美丽而荒凉。这位草原上农民的孩子，如今是负责研制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现代化军需装备的主官，这二者之间，隔着多么遥远的蹄声。

　　他爹把土改时分来的一匹马卖了，买回来一架缝纫机，交给了他娘。他不知道那缝纫机是怎么来到草原的，从此他们兄妹四人的学费从这台缝纫机出来……这台缝纫机对周国泰未来的影响是重要的。“在我童年，这是一台非常神奇的机器”。

　　他插过队。他最早参加防护科研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研制氢弹时，他参加了“防核”实验。他在防护科研方面做出的第一个不同凡响的贡献，是基于我国百万石油工人的需要。

　　石油工人的“道道服”在劳动中不免会溅上油和水，冬天一冻就像盔甲，穿了透心凉……石油部想了很多办法，用橡胶，用人造革，但这么一穿，油和水是挡住了，工人的汗却憋在衣服里面了。于是油田里流传着老石油部长康世恩的一句誓言：不解决石油工人的道道服问题死不瞑目。这个难题在八十年代后期被周国泰解决了。

　　他研制成功“抗油拒水防护服”，使外面的油和水即使泼到衣服上就像泼到荷叶上那样滚落下地，里面的汗却能变成气体透出来。这项科研获了国家劳动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产品被装备到百万石油工人，并扩展到煤矿、机械维修等系统。

　　那时，他并不是将军，他只是一位科研专家，他曾经孤身一人背着他研制的“抗油拒水防护服”到油田的钻井队去推销和征求意见，他所经历的万般艰难和艰苦--比起这件事的意义来--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我敬佩他，首先基于他做的许多困难重重的事并没有人要求他那样做，是他自己要求自己那么去做，而且总能把当初的孤立无援逐渐转变成许多战友的积极支持和共同奋斗，并最终把那件事做成。

　　不久，他领导着一个科技开发部继续扩大研发。比如研制出“防水易去污服”，首先穿在开滦煤矿工人身上。随后，他将研发功能服得来的利润投入研发中国防弹衣。研制成功的防弹衣于1990年首先装备于亚运会的安全防护，随即装备于军队、武警、公安、检察院、法院、海关。1996年北京连续发生三起蒙面人持枪抢劫银行运款车，开枪打死打伤多名银行职员和保安人员的大案，他们的防弹衣又迅速装备于共和国的银行、税务、工商等部门。

　　海湾战争结束，中国政府组建赴科威特灭火队，中国还没有阻燃服，当中国队不得不考虑从国外进口时，正是这个周国泰挺身而出，承担这项科技性很强的急务，迅速整合自己的技术储备，用23个日夜开发出阻燃服。中国灭火队就是穿着他们研制的印着五星红旗的“中国阻燃服”赴科威特。那是怎样的大火啊！国内带去的防沙眼镜，“30米外就被烤得像是糖捏的”。就在那烈火中，中国阻燃服经受住了考验。此后他们的阻燃服首先装备于首钢炉前工，随后陆续用于冶金系统的26个工种，还被用于兵器工业部门、地方油库和液化气站等。

　　有时，我就这样静静地想，人生的奉献究竟能有多大，怎样的奉献才算大？上述这些成就，当然不是周国泰一个人做出来的，但这一个人，能率领着许多人把他们的科技才华都发挥出来不是更了不起吗？

　　他本人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三项，全军科技进步奖究竟得了多少，他自己“记不清了”。但这些奖并不足以衡量他的贡献，他的贡献更在于--此前我国的劳动服只有“粗、厚、硬”的概念，特征是注重物品的耐洗耐磨，而不是人体的防护；周国泰发明的“抗油拒水防护服”，标志着我国首次大规模在劳动服上有了人体防护功能的实际应用，从而为提高生产力增添了新的科学含量，并使我国职业劳动保护迈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多年来，周国泰一直致力于把中国的劳动防护服推向功能化、科学化和标准化，他主持研究和开发的多种功能防护服在社会的广泛应用，毕竟在相当广阔的受众面上使我国传统的“粗、厚、硬”的劳动服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

　　由于劳动者的人体安全防护与健康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由于周国泰在人体安全防护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他在1995年荣获联合国有关组织颁发的“世界和平友好使者”金奖。

　　在我国，从事功能服装或个体防护研究方面，学术造诣很高、贡献卓著的科学家不乏其人。但在亲自参与科研和组织我国功能服装和个体防护装备的工程开发和广泛应用方面，没有人超过他。因而即使说他是我国功能防护服研究方面贡献卓著的院士也是不够的，他是中国功能服装之父。

　　今天抗非典的防护服同样是一个职业劳动保护问题。所以周国泰说：“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不是把它叫隔离衣，而是防护服。我们的技术路线不是隔离，而是防护。”

　　人造皮肤技术

　　还是这个5月之夜，望得见远远近近都市大楼上的霓虹灯光。

　　我问，这次面对的是SARS病毒，具体如何挡住这病毒？

　　周国泰说：“目前美国的解决方案，有两个高新技术。一个是使膜孔的直径小于病毒，这是一种单向透气技术。我们在1996年就研究成功这种聚四氟乙烯复合膜，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制造这个产品的国家。用这项技术来制作防护服，可以使里面气态的水分子出来，外面的空气和病毒是进不去的。”

　　我接着问另一个高技术。他说：“叫滤材技术。用电熔喷法制造出超微细纤维，就是对化学纤维原料进行加温熔化，然后以超音速喷出，形成超微细纤维并迅速使其聚集冷却定型。这是一种双向透气技术，病毒的直径大于这种滤材的孔隙直径，所以让它钻它也钻不过去，但气态的水分子能顺利进出。这就好像给医护人员的呼吸系统发了一个特别通行证，能有效呼吸，但病毒过不去，这可以用来做口罩。”

　　然后我知道了他们也握有这种技术。这两项都是目前世界上这一领域的尖端技术。我问：这么说，要搞出防SARS的防护服就不是很困难了？

　　周国泰说：“你忘了？要把科技开发为现实的产品，本身就是我国科技领域的难题。要尖端水平，还要考虑用尽可能低的价格去实现，才能成为有广泛应用价值的产品。即使我们有了相当强的技术实力，也还有很多路要奔跑，不跑你可能一年都拿不出来。”

　　由于多数公众难以想象一块布上有多少高科技，在这件事里还有必要留意，我们天天说的高技术，除了计算机技术之外，还有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技术等。人们今天对计算机、生物工程技术都比较耳熟，对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就比较陌生。周国泰主持研制的抗非典防护服采用的是新材料技术。

　　这种在织物上实现的“单向选择性透气”技术，能把汗和热量透发出来，已是一种模拟人体皮肤的技术。在西方有人称之为“人造皮肤技术”。另一种能把SARS病毒挡在外面而不影响“双向透气”的技术，甚至模拟到人体的皮肤也要吞吐呼吸，被称为“超级皮肤”。这些技术相对于传统的纺织技术、化学涂层技术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样的技术，在美国也只有极少数大公司才有。

　　5月8日，周国泰主持研制的抗非典防护服在京通过了技术认定。根据综合检测，他们的抗非典系列防护服，防护率比国家新近颁布的医用防护服标准高出20%以上。透湿标准，国家要求是每平方米每天透湿量为2500克，他们的达到1万克以上，比国标高出4倍多。考虑到抗非典的需要，还具有耐氧化(过氧乙酸、环氧乙烷等)功能，可多次消毒重复使用；还具有抗静电、抑菌、抗油、拒水、防污、可机洗等多功能。国家规定的口罩空气阻力是不大于35毫米水柱，他们研制的口罩空气阻力不大于20毫米水柱，不仅降低了呼吸的阻力，更提高了过滤效能。

　　专家组认定：“该成果的应用，对抗击非典将起到直接的技术支撑，能有效提高我国防治非典医护人员、工作人员的安全性。对扩展我军防护服装和提高我军防护服装水平有重大作用，同时对相关领域的科学建设和技术进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重大的军事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早在认定会之前，王岐山于7日批示给陆昊副市长令了解情况，陆昊于当天指示北京市药检局、卫生局迅速了解此种产品的技术指标。10日，在各方努力下，一项新的医用防护服技术标准诞生。11日，正式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可立即大批量生产。1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郑筱萸局长率医疗器械司郝和平司长等亲自到这个研究所的中试基地察看生产情况。14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欧新黔率多家职能部门到这个研究所召开现场会议，提出要尽快投入非典专科医院使用，投入西部地区的防疫工作，并希望部队能把此产品用于国家未来防疫的战略储备。

　　目前，他们正日夜生产连身式、分身式的防护衣，还将赶制出像汗衫那样可供抗非典一线人员贴身穿的防护服，这些面料凝聚着世界先进技术，透气透湿性能优异，穿起来同平常的内衣没什么两样，但SARS病毒无力穿透，堪称“天使之盾”。-

　　真言勇士蒋彦永

　　本刊特约记者/杨澍摄影/任辰鸣

　　今年香港没有禽流感，北京没有沙尘暴，但中国有非典。

　　非典将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带走，也将一个又一个平凡人塑造成英雄。然而，第一个英雄竟然是被一句真话成就出来的！就在有关部门宣布的疫情与事实显然不符时，一位素以诚实著称的退休老军医也来到世界的面前，披露了他所了解的实情。于是，世界充满感激地记住了一个名字--蒋彦永！

　　被疫情不符激怒与英雄的诞生

　　现在，蒋彦永已经成为众多媒体追逐的焦点，每天家里电话铃声不断，然而这位已不胜其烦的实话英雄也曾有过盼着媒体打来电话的焦灼日子。

　　今年3月上旬，作为三○一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组成员，蒋彦永就知道有一位来自山西的老人来本院看病，其病情相当重，因疑为SARS，转到三○二传染病院。当时三○二医院也没有经验，在诊治过程中有近10位医生护士受感染。那位老人与其夫人在短期内相继病故。此后不久，三○一医院肝外科也收治了一位肝胆病人，入院后表现出SARS的症状，转三○九医院后不治身死。

　　4月3日，在中央电视台的疫情报道中，蒋彦永看到，卫生部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宣布北京的SARS病例数为“12例，死亡3例”。他“看了后简直是不敢相信”，随即打电话向三○九医院(指定收治SARS的医院)咨询，了解到三○九医院已经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蒋彦永的左邻右舍--多为曾担任军中医界高职的将领，都了解了一些真实情况，印证了蒋彦永得到的信息。几位老人见面时无不对这种与疫情不符的通报感到气愤。

　　SARS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疫病，有关部门可能出于认识和界定上的偏差，可能出于管理和信息渠道不通畅的官僚主义，可能出于……但是医生必须说真话，不说真话要死人的，不说真话对国家没有好处。4月4日，愤怒中的蒋彦永写了一封署名信，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全部录出，并表示对此信真实性负全责。他在信中写道：“今天我到病房，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看了昨天的新闻都非常生气。”他还对有关部门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希望新闻媒体“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

　　该信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分别于4月4日和5日发给了报道原卫生部长张文康新闻发布会的两家电视台，但并没有得到回复。4月8日，蒋彦永接受了一家境外媒体的采访。

　　SARS袭击北京的消息震惊了世界。在4月20日之前，蒋彦永感到了一定的压力，奇怪的消息不断传来：有的医院的非典患者突然不知去向；原定来访的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没有找蒋彦永……后来才知道是有关部门在与实话进行最后的周旋--将非典患者转移，以图继续蒙蔽世卫组织和中央高层。但蒋彦永也得到了多方支持。在国内外不断有人打电话来的人中，第一个就是蒋的亲戚杨振宁先生，他在4月11日就发传真到自己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请秘书给蒋转信表示支持。

　　就在仗义执言的蒋彦永为疫情发展忧心忡忡时，4月17日，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出了“不许隐瞒不报”的指示。4月20日，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咎被免职，人们的视听得以廓清，事情终于有了根本性的转机。

　　仁心仁术，英雄之举未为意外

　　媒体再次聚焦在蒋彦永的身上，可他依然拒绝接受采访，但这次的拒绝已含有不同的意味：功成身退--真正的英雄所选择的归处。

　　即使是如此低调，英雄的面纱仍被世界各地来风不断撩动，蒋彦永其人其事也渐渐暴露在媒体的视野中。远在美国旧金山湾区桑尼维市的卢波先生，是蒋彦永妙手回春救治成功病人的家属，在得知蒋彦永如此义举后，很快便在网上将自己所知道的蒋医师告诉人们，并表示，对蒋彦永医师的这一举动丝毫不感到意外，因为“蒋彦永是一位非常正直、有话直说，对病人充满高度关怀的医师”。

　　今年72岁的蒋彦永是一位在业界颇具声望的外科专家，退休前他曾任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中华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委员、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等。蒋彦永擅长于消化道肿瘤、腹膜后肿瘤的治疗，曾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40多篇论文，并著有《胃肠病学手术》、《普外手术并发病与局部解剖关系》等著作。他的病人遍及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9年3月，一位患阑尾黏液腺癌的78岁美国老太太，专程来到北京找到蒋大夫，经他治疗解除病痛。这位曾在美国做过3次手术未能解除病痛的老人，为感谢他，特意穿上中国旗袍拍了一张生日照，寄给蒋教授。

　　而那位卢波也是因父亲1995年罹患一种罕见的肠黏液腺癌，在成都化疗两年却一直恶化，最终在友人的建议下与蒋彦永联系。当蒋彦永收到这封名字音同而字异的信后，立即自己掏腰包买了前往成都的飞机票，将卢父接到北京三○一医院进行手术，并让卢波住在自己家中。在蒋医师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的感动下，卢波回到美国把蒋医师为父亲治病的故事放到网上，并为蒋彦永做了专门的主页，海外很多患者因此慕名而来。

　　这位以腹外科著称于世的老军医，1949年考进燕京大学医学系，由于1952年燕京并入北大，医科转入中央军委直属的协和，遂又入协和医学院学习。1957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蒋彦永主持的普通外科曾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收治腹膜后巨型肿瘤近80例，有34例为疑难病例，现已收治400多例，曾成功地切除28公斤的腹膜后肿瘤，手术成功率居世界领先水平。虽然已经退休，医术压身的蒋彦永现在每年仍不断接受各大医院的邀请，至少主持四五十例手术。

　　蒋彦永从医几十年，从没任何收受“红包”的传闻。一位重症患者经他妙手回春治愈后，亲属通过中间人想进行酬谢。这位熟悉蒋彦永性格的三○一医院同事说：“你就别打这念头了，老头子不仅不干，还会生气的！”

　　救世济民的蒋彦永在回答记者此次勇敢直言动机时，仍是那句“我只是不能看着他说假话”。但在讲起求学经历时，不难感到燕大生活对蒋彦永终生的深刻影响，那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老校训是他时时铭记在心的，他深有感触地说：“作为燕京人，要按校训去做人，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最容易，但我要做到决不讲假话。”

　　出身名门，半生坎坷

　　由于一段时间未接受媒体访问，原来十分关注蒋彦永讲真话后处境的记者们在被拒绝访问后，更是疑窦丛生，生出种种猜测。蒋彦永是否受到某种压力而缄默不语呢？本刊记者便带着此疑问最终敲开了蒋彦永的家门。

　　清癯高瘦的健朗老人蒋彦永出现在记者面前，用外科医生特有的稳健有力的大手把我们迎进了他那套160平米的寓所，儿女均在国外，只和夫人两个居住很显宽敞。蒋教授的夫人是他的大学同学，退休前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在采访中，电话不时响起。这时，蒋夫人接到了女儿从美国打来的电话，蒋彦永大声嘱咐她说：“替我告诉她，一切安好！”原来自从蒋彦永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后，担心父亲处境的女儿每天都要打一通电话问候。此外，不时来电的有同事、朋友，也有媒体，还有海外亲友的。

　　原来，蒋彦永出身杭州的名门望族，祖父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现在海外仍有很多亲戚，都很关心他，不时联络询问状况。虽然同出浙江，但蒋彦永家族与中正一枝并无干系。只是其堂兄蒋彦士乃国民党要员，曾任蒋经国和李登辉的总统府秘书长。1995年，蒋彦永夫妇前往台湾探亲，为堂兄蒋彦士庆祝80大寿，隔世相见的老弟兄不免感慨激动。蒋彦士在题为《至情至性，为善最乐》的生日纪念册上题曰：“彦永仲慰伉俪：荷承远道来贺，至深感激，特奉此册，以志永念。”册中收录了陈立夫、林洋港、王惕吾、辜振甫等一干名流的贺词贺章。而此次去台，蒋彦永还带回了一幅珍贵的长轴照片，那是蒋彦永三岁时，蒋氏宗亲在浙江莫干山上为其曾祖过90寿诞的全家福，五世同堂，共计76员，颇为壮观。

　　蒋彦永铺开长卷，感喟身世，正是因为出身，前半生颇多坎坷。幼年时调皮的蒋彦永，学业并不出众，但后因目睹最亲切的姨母生肺癌痛苦去世，少年的他便立志悬壶济世。但这位年轻有为的军医还是在“文革”时被关进了“牛棚”，后又发配青海牧马两年。直至1971年林彪叛逃，他才被平反，重新戴上领章帽徽，拿起钟爱的手术刀。

　　“我的生活一切如常”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蒋彦永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不改，在颐养天年之际，再为自己的一生写下传奇性的一笔。尽管蒋彦永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但不断打来的亲朋媒体问询的电话仍使人感到无形被绷紧的气氛。在公开的各种文字资料中，记者注意到这位正直的老军医并非鲁莽而为，相反也深知自我保护之道。蒋彦永一边大胆讲实话，一边按照军队纪律将具体情况向上级主管报告，在报告中，蒋彦永如实地说：“我的很多亲友给我发来E-mail和来电话，认为我做得很好，但他们对我的安全表示关怀。我告诉他们我很安全，请他们放心。”

　　令人欣慰的是，三○一医院高层约见蒋彦永时肯定了他所作所为的善良意图，并婉转地提醒他作为军人不应该擅自做主接受境外记者采访。蒋彦永把该讲的话都讲了，所以现在的他希望外界不要再关注他个人。

　　对于近两个月从中央到地方抗击非典的许多举措，蒋彦永认为很有成绩，疫情通报的数字也是可信的。现在，蒋彦永的生活一切如常，幸福安详。退休的蒋彦永虽没有军衔，但根据其身份现享受正军级待遇，并配有专车。他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骑着自行车到医院转转，买点菜，回来在家里上上网，看看书，除了每星期一要参加医院科里的病房查房，平时的日子一直就是这样过的”。

　　蒋彦永应该说是幸运的。他的非常举动毕竟是处在经过了20多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在政治空前清明，经济、科技、文化诸领域大步走向世界的中国，他的遭遇、他的今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之后中国发生的一切更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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