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消费本身都是一个咬嚼的过程

　　《咬文嚼字》主编“咬文嚼字”

　　□本报驻沪记者王寅

　　在《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一文中，余秋雨明确表示不喜欢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就是《咬文嚼字》。

　　创刊于1995年的《咬文嚼字》是一本不起眼的小杂志，因为它32开的开本，也因为它是靠专挑错别字生存的杂志，而挑错别字被一些人视为小儿科。

　　望文生义，《咬文嚼字》会给人以专挑别人毛病的印象，但事实上，《咬文嚼字》中正面的内容并不少。全国数千家刊物中，有两家被评为全国语文工作先进集体，《咬文嚼字》就是其中的一家。

　　《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是一个老资格的出版人，当年就是因为对粗劣不堪的出版质量痛心疾首，创办了《咬文嚼字》。

　　“文革”以前，我所在的出版社三万分之一的差错算差错，现在的标准连一万分之一的标准都不到。吕叔湘先生曾经大声疾呼：有没有人能够挺身而出，办一份针对社会语文应用的刊物。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于是，我就开始跃跃欲试。

　　刊物首先定位的是五大类读者：编辑、记者、校对、广告制作人、节目主持人，这批人是经常和语言文字打交道的，他们的语言文字水平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语言文字水平。在刊号批准的时候，北京建议我们增加了两类读者：中学语文教师、文秘人员。我们把中学语文教师作为首要的读者对象，因为语文教师语言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一大批人。现在这七类人是我们杂志的核心读者。

　　《咬文嚼字》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匡谬正误。混乱不仅仅在名人著作中有，整个社会的语文状态都是处在混乱的状态当中，谬误必须要纠正。第二个是正本清源，正面地传递正确的语文知识。这两个方面都发展出各自的栏目，正面的有谈汉字底蕴的“字里乾坤”，专门介绍词语过程来历的“词语春秋”，也有作家文章写得特别耐看的“三味沙龙”。反面的有“追踪银屏”、“锁定名人”，把社会上影响特别大的差错作为我们咬嚼的对象。

　　我们曾经咬过12位作家，王蒙是其中的第一位。我们把咬他的文章寄给王蒙看，他当时住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就把文章看了，他鼓励我们发表，他说我对其中咬到的差错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我当时就问，是哪一条？我们可以抽下来不发。他说，不要，既然是读者提出的，就让读者去提，我自己再想一想。去年我碰到了王蒙，我向他表示道歉，我说我们后来经过检查，发现其中确实有一条是咬错了。他非常大度地一笑：你咬错了，还是让我受到了启发，我可以举一反三，我非常欢迎你们咬。他接着专门谈到：语言文学不是小的学问，这里面大有学问，不要看这些作家在写东西，很多问题还是要重新来思考的。王蒙确实是有大作家的风范。12个作家中有10个作家公开表态支持我们的活动，刘心武、张抗抗、沙叶新、贾平凹都非常支持。当时，余秋雨也是咬嚼的对象，但是由于联系不上，所以没有听到他的意见。

　　《咬文嚼字》在社会上抓了一批典型的差错进行咬嚼，通过咬嚼，正面地传播了语文知识，效果非常好。读者来信非常热烈：“你们是雨林中的啄木鸟”、“空谷中的幽兰”、“规范用词的人民警察”。吕叔湘先生也表示《咬文嚼字》正是他想办的刊物，《咬文嚼字》生动活泼、言之有物、切中要害，对纠正语文差错、传播语文知识都非常有意义。

　　我们的刊物上，有一大批语言应用生动活泼的实例，在教师中反响的强烈是少见的。很多学校把我们的这些实例做成练习和演示版，效果出奇地好，在语文教学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汉语和汉字里面有很多非常复杂的东西，很多东西值得探讨。我们有一个栏目叫“百家会诊”，把全国新闻出版界遇到的疑难问题，我们来组织讨论。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的问题，经过我们的讨论，现在有了一个明确的意见。这对于推动行业规范、推动怎样在语文应用中搞得更科学很有帮助。

　　前几天《新民晚报》把余秋雨的访谈概括了几个小标题。其中一个是“咬文嚼字派与文化无补”，照理说应该用“对于”的“于”，结果用了一个“我与他”的“与”，连词和介词都分不清楚，你说不咬嚼的话，意思也传达不清楚，能行吗？别的不说，把这两个字搞清楚，对学生学习语文是有实际意义的。

　　《咬文嚼字》这个刊名是我取的，第一，如果说这个词是有贬义的话，用于刊名有自谦和自我解嘲的意思；第二，“咬文嚼字”是一个成熟的组合，用不着增加读者记忆的负担，对于刊物提高知名度争取读者很有帮助；第三，“咬文嚼字”和我们刊物的宗旨是比较吻合的，而且很醒目，很多读者来信都说，看到这个刊名，眼睛一亮。

　　“咬嚼派”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没有贬义的成分。任何文化消费本身都是一个咬嚼的过程，只有咬嚼才能转化为营养，如果我咬到一块石头，我把石头吐出来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要把什么东西都咽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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