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忆

　　阿忆：香港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和内地42家电视台同步联播《夫妻剧场》栏目总策划

　　谁吹起了这阵清风

　　1996年春天，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片《香港百年》建组，地点暂时设在陆军开办的一家宾馆，32岁的阿忆不幸成为这部片子的总撰稿。此节目长达365集，播出绵延1年，从当年7月1日直至1997年7月1日。由于播出时间安排在每天《新闻联播》之前，可想而知，此节目的撰写曾遭受过怎样大的钳制，以致于拥有独立学术意志的阿忆苦不堪言。那一年，只要觉得苦，阿忆就拿起环境主义者痛恨的香烟，抓起遥控器，朝电视机愤怒地狂调。

　　就是那段时间，凤凰卫视第一次跃入阿忆的视野——那时，阿忆常常打开窗子，让春天飘扬的清风吹走积攒的烟味儿，然后托着下巴，听张铁林和许戈辉主持节目。也许是那个时节的风留给阿忆的印象太深，以致于至今看到荧屏左上角出现相互戏啄的那对金凤凰，阿忆总是想起“痛苦中曾经吹打在肌肤上的清风”。

　　许戈辉的出名要追溯到1991年，那时她在《正大综艺》作外景主持。而张铁林可要早得多，且因为出名早，几乎被人忘记。那时是1979年底，阿忆才15岁，当时中央电视台把张洁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叫《有一个青年》，主人公是方舒和帅小伙儿张铁林。电视剧的主题歌当即红遍全国，就是关贵敏唱的那首《青春呵青春》，那种火暴程度远远胜过1997年底的《心太软》，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没别的唱，只能唱这一首歌。

　　可是这么多岁月过去，当年那些人马都去哪儿了呢？这种风流云散的消逝感最能抓人。于是，看到张铁林和许戈辉在金凤凰下侃侃而谈，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味道。张铁林没有当年漂亮了，但是声音还是好听。不知为什么，后来他离开了凤凰，去别的地方发展，让阿忆觉得甚是可惜。不过，此时的许戈辉可是比在中央电视台时动人，甚至还有了某种性的味道。无疑，这是她长大了。

　　要说吹进阿忆心里并在他大部分神经上摩挲了一番的清风，应该算是张铁林和许戈辉主持节目时的那种“说话味”。这种“说话味”在海外传媒中比比皆是，但在中国内地却是屈指可数。原因很简单，早在主播和主持人在广播学院读书时，这种质朴的“说话味”就已经遭到剔除。实际上，这里蕴涵着一个真理——凡是完美的东西，大多如出一辙，达到了统一标准；而风格迥异的东西，常常不完美，因此为学院教授所不耻——但老百姓究竟喜欢什么，你只需问问他是喜欢流行歌曲还是喜欢所谓美声就够了。如果不说假话，他们肯定喜欢流行歌曲，因为美声不过是些完美的嚎叫。它用心发音，却不用心歌词。似乎只有一套学院派的丹田和喉咙就已足够，不像流行歌手那样至少看上去有些呕心沥血。这种区别就如同你在家里，是喜欢牛仔裤呢还是喜欢西服。阿忆相信，喜欢西服的人多少有点病态。

　　在电视发展史上，像赵忠祥、叶惠贤、王刚、杨澜、李中豪、方宏进、白岩松、张越、张璐、崔永元、唐蒙这些人一经出镜，顷刻名扬四海，阿忆不敢说他们是牛仔裤，但至少他们不是西服。他们没有美貌，不是美声，至少不是标准美声，但却用头脑说话。

　　对9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美声已根本不是什么美声，而是挂在天边的鸹噪，离受众的内心世界很远，但却吵得人心烦。因此听凤凰主持人说话，觉得是清风，柔和得很。

　　说便说好了，何必提着气，虎着脸！

　　可惜，《香港百年》开播前，阿忆要搬到与中央电视台仅一步之遥的专家公寓了，那里房价便宜。不过，房钱是便宜，但却看不到了凤凰卫视。所以搬家之前，阿忆最后想看看凤凰，于是看到金凤凰下，田震正在用心唱她的《野花》——这是一首内地电视台一致禁播的优美音乐，禁播的理由似是而非，据说是思想感情不健康，有“卖淫嫌疑”。但是如果你问，有官方文件确认它不健康吗？回答近乎荒唐：“没有，据说是中央电视台哪位副台长说不健康。”好在是凤凰特立独行，天马行空，反复播着《野花》，也没见谁因此得了性病。就在田震的歌唱中，阿忆抬着各种计算机组件，最后走出清风客房，心里窃想，什么时候也能到凤凰卫视搞搞？

　　天公抖擞，不拘一格，算起来还不到1年，阿忆竟如愿以偿。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日。此前，广东把阿忆的《香港百年》解说词结集出版，大搞首发式，剧组两位女友关玲和张专同去捧场。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阿忆得知两位女友正在为凤凰卫视谋划两个节目，一个是《香港历史顷刻知》，专题片，一个叫《妙语论尽港督》，说话节目。《香港历史顷刻知》的编导就是她俩，希望阿忆帮忙撰稿，把被中央电视台束缚的才华统统释放出来。可恨的是，阿忆没有答应，不是不愿帮女朋友忙，只是因为他对所有在中央电视台长期作事的人都不信任——一个人如果长期戴着镣铐跳舞，即使有一天你给他松了绑，他仍然会满地找镣铐，觉得自由是一件没着没落的事情。事实上，《香港历史顷刻知》的确成了《香港百年》的翻版，香港历史中许多有趣的故事被忽略了。至今和两位女友谈起这部片子，大家都唏嘘不已，认为被中央电视台害苦了。

　　与此同时，《妙语论尽港督》却被许多人记住。

　　在去广州的飞机上，这个节目的男女主持人初定为崔永元和张越，由阿忆负责提供港督故事。但回北京不几天，关玲却打来电话，说崔永元由阿忆代替。就这样，阿忆被从幕后撰稿人第一次推向前台——而且是凤凰卫视的前台——从此，隔三岔五，混杂在荧屏露脸人的行列。不过，阿忆有多么担心啊，担心自己不再是清风中的一滴雨点，而是一片乌云。这种担心让阿忆在节目开拍的前一夜，通宵未眠。

　　职业生涯就是这样奇怪，你不知道什么风会把自己吹向哪里，也不知道被吹到了一个地点后，还有什么会发生。不过，命运给阿忆的，多半是好东西。他不知道，是自己长期的劳动恰在此时达到了飞跃，还是仅仅偶合，总之，从与凤凰卫视第一次合作起，内地电视台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钳制他了，他抒发独立见解的余地更大了，纳税额也更高了。

　　那以后，阿忆更加仔细地关心凤凰，这种关心明显地带有着一丝感激。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有一种内地人很少见到的自由气质。这种气质如果完全是被一些与内地人毫不相干的人表现，你也许不会觉得什么，但表现凤凰气质的人恰恰大多来自于内地。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留住他们，却让他们跑到一个遥远的地方集结……这是一个迷蒙的兴趣点。此外，因为有了凤凰，内地人才得以从中央电视台以外的视角，获得同一新闻事件中更多的信息；因为看到了吴小莉，内地人才知道新闻主播可以笑容灿烂；因为凤凰卫视时代的杨澜，内地人才知道平易但却深刻的采访完全是一种可能；因为杨澜的百年述说，内地才得以看到如此丰富的世纪风云画卷；还有窦文涛，那是在自由的风中真正意义上的说话，这种说话能力，内地主持人已基本丧失。

　　如果连说话能力都没有，发音能力还有什么用处呢？1997年的一个秋天，天还没有凉下来，阿忆路过凤凰会馆，顺便溜进编辑机房看看，结果再次遭到在场编导对《妙语论尽港督》的一致赞扬。阿忆顿时又惊又喜，不好意思起来，以致于当他撞见《妙语论尽港督》的编导黄晓燕时，竟糊里胡涂答应，立即为她刚刚编完的《谭顿》填好旁白，并且立即进录音机房，尝试一下第一次配音的滋味。

　　从那开始，像阿忆这样一个喉音过重、口齿不清、发音位置极其靠后的人，竟也呜噜呜噜，为凤凰配了大小好几部专题片。不过，阿忆至今惴惴不安，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那对金凤凰下的清风一缕呢，还是一个很糟糕的不和谐音响。实际上，阿忆从来就不相信当面的恭维。

　　凤凰不设防

　　阿忆家住北京东城，而北京的5家电视机构全部散落在京西海淀区。每逢从东城区跑到遥远的海淀，在奔忙中掠过那些电视机构的大门，阿忆总是唯独经过凤凰会馆才会想到停下来，上到5层楼去坐一坐。要论朋友多少，阿忆在中央电视台的朋友最多，是中央台首先把他从报刊和广播电台连哄带骗，引入电视圈。而且，北京电视台、北京有线电视台、重庆卫视北京制作部都有阿忆的合作伙伴，他的口袋里揣满了这些地方的临时入门证。

　　有一次，凌峰和贺顺顺夫妇请凤凰策划部经理程鹤麟吃饭，阿忆夫妇也去凑热闹。停车时，阿忆又磨磨叨叨地嘟囔，提起为嘛一到凤凰门口，就会想到上去歇脚，而在别的电视台门口却一点不想停留。妻子说：“凤凰不用出门证。”阿忆太太，乃阿忆小学同窗，可谓红颜童年知己，因此每每道破天机，就像佛寺周围的棒喝。阿忆提提裤子，摸摸脑袋，心想：“对呀！无非是凤凰不设防。”阿忆出生在一位陆军军官家庭，后来父亲从陆军变成空军，母亲一直在海军研究所工作，这使他从小便饱尝了一种奇怪的艰辛——必须绞尽脑汁，骗过门岗，才能把小朋友带进父母的军营。实际上，电视台和军营一样，并没有因为布岗增哨而减少肇事，每当中央电视台方楼的门卫查证严厉，就说明办公室刚刚又丢了巨款。总之，从阿忆12岁那年曾把门卫的手枪一点一点拔出而其全然不察，自从看到这些满脸高粱茬子的士兵对穷人吆三喝四，阿忆就再没喜欢过任何设防的机构。

　　不过，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门房猛如虎还是可以想通的。有当兵的往大院门口一站，对上访的百姓再凶悍一点，衙门显得确实尊贵。只是圆满中老是有点遗憾，真正的大盗总可以翻墙而入，或者干脆就生活在院里。

　　不设防多好，与其只让坏人方便，不如让好人坏人都方便。事实上，凤凰不设防，也没听说出过什么比设防电视台更大的事。而且，不设防的机关，干起事来都有一种轻松，仿佛在每一件具体的事上，都不设防。还是说《妙语论尽港督》的制作，直到真正动起手来，阿忆才知道他获得了怎样自由的表达空间。节目开拍前两天，阿忆和凤凰台长助理钟大年吃了一次饭，但钟教授没留下任何框限，说的话全部是鼓励。节目主管是潘力，他少言寡语，也没有任何干预。剩下的就是编导黄晓燕和主持搭档张越，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夹在两个没结婚的女人里面，那种感觉只有一个，就是舒服。事实上，这个在中央电视台要经过复杂制作过程的节目，我们3个人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全部搞定。

　　我们的节目一共24分钟，按凤凰插播广告的体例，分解为3个8分钟。我们不必拿出草稿，提交层层审查，甚至连初步想法和提纲也不用拿出来，只是拟定好3个8分钟里，大致都要说哪3类故事。至于故事是什么，由阿忆为张越快速扫盲，全听阿忆一面之词。

　　张越真是好记性，当我俩在两架摄像机前笑说港督时，她的故事比阿忆讲得还溜，仿佛她跟那些大官们全都认识。总之，阿忆带着她——不，是她带着阿忆——把香港总督史中许多好玩的故事一股脑地道了出来。

　　节目不到两个小时就全部录完了，以致于阿忆突然产生了怀疑，问：“这就算完了？”黄晓燕说：“但我能编出很好的片子，你不信吗？”张越一旁豪迈地说：“放心吧兄弟，回归那两天，中央台和凤凰台全是严肃报导，只有咱们这个节目能笑，肯定招人看！”

　　事情果然如张越所言。7月1日下午，阿忆正为《焦点访谈》的一个回归专题苦煞苦熬，正好敬一丹来电编机房换服装，阿忆并不认识她，她却坐到阿忆身边，攀谈了起来，如同两人早是知己。阿忆十分小心地提醒她，是否认错了人。敬一丹笑了，说：“你不是和张越在凤凰卫视说港督的那个小伙儿吗？”阿忆这才知道，节目已先于计划，提前播出。阿忆喜欢敬一丹，因此十分看中她的评价，当时她是中央电视台72小时回归报导的4位主持人之一，但她却说：“你们那样的节目多有意思呀。”

　　张越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她姐姐的同学还特意告诉她姐姐：“那天，我看见你妹和你妹夫在凤凰卫视主持节目了！”

　　回顾1997年炎热的夏天，在那些内地人参与的所有涉及香港问题的节目中，《妙语论尽港督》是唯一一个没对港督把话说绝了的片子。尽管张越和阿忆嘻笑怒骂，极尽幽默讽刺之能事，但那种幽默和讽刺是温和客观的。我们所要避免的，正是内地人习以为常的那种片子，它能把内地人触动得像个热血沸腾的醉鬼，但在海外看来却是驴唇不对马嘴。

　　在凤凰卫视，官审的概念是淡薄的，政治问题完全靠自律。如果凤凰没有这种不设防精神，我们将在哪里表现我们的不俗？或许，我们只能退出电视系统，回到《南方周末》和《北京青年报》之类的报刊中去。

　　事实上，阿忆在节目中选择的内容，没有一句是政治上犯禁的。但如果是在其它电视台，这些不犯禁的事情依然会被层层把关的各级长官一一删掉，他们已习惯了凡遇到政府大事，总要选择那些老百姓听腻了的废话去说，因为废话被人们重复了千百遍，不像新话那样容易犯忌。但多数时候，阿忆可以清醒地意识到，有时被草率删掉的部分，根本不是党不允许，而是部主任误以为党不允许。阿忆不知道，政府为什么不撤他们的职，他们没有选择那些能直接说进老百姓心坎儿里的话，实质上是浪费了国家的金钱。

　　唯一满意的片子

　　1998年早春，程鹤麟打电话给阿忆，要他为凤凰卫视写16集专题片，回顾北大的100年。阿忆幸福而又受宠若惊，一溜烟跑到凤凰会馆，去结识本片编导兼摄像樊庆元。

　　樊编是太原人。太原电视台1985年曾推出一部电视剧连续剧《新星》，那是中国第一部反腐败电视片。1986年春节，《新星》送中央电视台播出，立即轰动了全国。当年主抓这部戏的樊茂洲台长就是樊编的爸爸。后来，樊爸爸从市台台长升为省台台长，现在是省电影制片厂厂长，在山西可谓风云。3个月前，阿忆刚好去太原采访樊爸爸。而且十分意外，有一天在太原有线电视台的电梯里，阿忆遇到一位老太太，结果一打听，竟是樊妈妈。于是把老人家哄出电梯，也顺便给采了。

　　有了这番经历，和樊编自不见外。几句寒暄过后，阿忆便扔掉伪装，问：“樊编，你怎么既不像老爸，又不像老妈呢？”樊编被问得心里直打鼓。那一刻，他一定在怒骂：“这个书生，真坏。”

　　从樊编那里抱走2200分钟拍摄素材，阿忆准备回家好好看过，然后连时码都写进成稿，以节省编导们查找素材的时间。因为此时，距节目播出仅剩下1个半月。听闻樊编竟要回太原住1个星期，探望老婆孩子，阿忆简直诧异极了。这样大的工作量，要在中央电视台，前后起码要两年的制作期。

　　阿忆捭开手指，为樊编解释：“《邓小平》用了4年，《香港沧桑》用了3年……”

　　樊编立即打断：“要是用3年，我儿子可就既不像我，也不像他妈了！”

　　樊编回京后，阿忆拿出了第一稿，程鹤麟便召集大家开一次会。说是商讨一下下面怎么作，但会议大部分时间是在解决与另一家合作者的关系问题。实际上，阿忆抱回家的2200多分钟素材是别人拍摄的，只是由于凤凰王纪言台长听说后，产生了兴趣，决定花钱买下。那么，是双方合并，共同编辑，在凤凰一处播映呢？还是由凤凰买断素材，然后我编我的，你编你的，各自在各自的地方播放？感谢上帝，程鹤麟选择的是后者！

　　在双方谈判过程中，对方一位长者翻看了阿忆的初稿，第1集是《老园子的变迁》。他禁不住低声问：“你怎么会选择这么有意思的开篇，用了这么生动的语言呢？”阿忆无言以对，似乎这不是个问题，难道雇主出万八千块钱，是要你拿出一堆似曾相识的陈词滥调吗？事实上，阿忆在抱走他们拍摄的素材时，同时还看到过他们写成的一份定稿，其中充满了乏味陈腐的政治性词汇，仿佛100年的北大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阿忆当即告诉程兄：“我一下没法说出应该怎么写，但我知道，这么写是绝对不行的。”

　　阿忆的预料从来不错——完全一样的画面素材，由于撰稿人有高下之分，整部片子在结构、立意、取材、语言色彩上却大相庭径——后来，对方编辑的节目在北京电视台播出，毫无反响。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内地电视台的北大节目，无不遭此共同命运。

　　听程鹤麟讲，热热闹闹的校庆过去后，凤凰举办过一个专门研讨会，《实话实说》的总策划杨东平教授说，只有凤凰卫视的北大节目“突出了人”，因此吸引人。杨教授一语中的，那些让历史巨人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片子，不会成功，而人们的兴趣点恰恰是，巨人们曾是怎样浮出水面，拍打着那个时代的浪花。

　　阿忆曾耐着性子，看了一眼北京电视台，却发现一个极丑的女孩正在狂吼“民主与科学”。披着满身鸡皮疙瘩，阿忆又迅速回到凤凰卫视，看到的是许戈辉讲述京师大学堂时代体育老师要给学生鞠躬，听到的是程鹤麟发乎自然的旁白配音，那种只有抽了数十年香烟的男人才能发出的动人的声音。

　　100年的老园子，100年的往事，不应该是这种声音吗？

　　当阿忆为樊编和许戈辉指路，拍摄北大哲学系教授朱光潜的小楼时，遇到凤凰另一干人马。她们寻到燕南园，要为许戈辉的北大100年拍个预告短片。许戈辉便去拉阿忆，介绍说，此公北大毕业，是这部片子的总撰稿。那段时候，如果一个有北大背景的人参与北大校庆宣传，他一定会张口言必五四运动和民主。阿忆不喜欢他们，便对着摄像机说家常话：“你看呵，我是北大毕业的，让我来写北大，就像让儿子去写母亲。如果母亲有好多光荣，我得谦虚点儿；但如果她有缺点，我会告诉我自己，那可是你自己母亲的缺点。”

　　这就像去写一位女政治局委员。如果是旁人写，她仅仅是一位政治局委员。但要是让她的儿子去写，那她首先是一位生动的母亲，其次是政治家。

　　你更爱看哪一个？是政治局委员，还是担任着政治局委员职务的母亲？

　　这个问题，不言而喻，不问自明。不过阿忆要问的，不是创作者，而是电视台。可能清楚懂得这一点的，只有凤凰卫视一家。

　　在凤凰会馆，或许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策划会，有的只是对创作员的授权，实质上只是告诉创作者——我在哪个播出时间，需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它的节目长度是多少多少时间，制作它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一来，撰稿人施展才华的舞台简直太大了。这里没有反反复复的集体商议会，即使有，也没有颐指气使的首脑参与。片子完成后，也没有什么专门的审片程序，只要编导们不反对，撰稿人的独立意志可以贯彻始终。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在写专题片的时候，阿忆有许多愿望。但总归起来，无非只有两点：

　　第一，给我一点点空间，让我透露一些新知和新感。在许戈辉主持的这部北大片子中，吼“民主与科学”就不是什么新知。在中国，凡上过初中的人，都会这么吼，因此是废话。而陈希同是北大中文系学生，便属新知，这位因渎职和贪污受贿而闹得沸沸扬扬的大人物，早年是北大学生中的地下党，也曾为人民幸福奋斗过。他挎着照相机，打扮成公子哥，为的是四处联络而不至于被校方发觉。只是可惜，终于还是被胡适校长开除。不过，这段经历却使陈希同成了摄影大师，拍下了许多高级领袖难忘的瞬间，高级相机也成了他受贿时最珍爱的物品……阿忆相信，这样的材料更有意思，也更真实。

　　第二，阿忆每每写史，力求避免一元化色彩，从来都是一个未曾放弃的理念。即使是为中央电视台写《香港百年》，只要能用“国民政府”，阿忆绝不使用“国民党反动派”。这个道理十分简单，如果你看台湾人在文章中写“赤匪”，一定很不舒服，而用“人民解放军”，你就会觉得此人不狭隘，不是吹鼓手，或者走狗，而是一个真正的史家。于是，在许戈辉主持的这部片子里，每当涉及“国民革命军”，阿忆均未挪用“国民党军队”的说法。

　　不久后，阿忆又为《小莉看时事》连夜撰写了4集《江泽民在北大》，其中一段，吴小莉要为江总书记的北大之行提出个说头。实话说，让电视的时政评论主播站出来，为一国元首歌功颂德，这对海外艺员来说，简直是太挠头了。不过，好在小莉美美碰到的是阿忆！阿忆的办法很简单——只要在避免一元化的基础上，再客观讲述一番历史故事，就既不挠头，又达到了说好话的目的，甚至还能显得很有学问。后来，小莉是这样看时事的——

　　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但是1898年问世以后，却没有一位中国的元首亲临示爱过。慈禧听政的年代，光绪和宣统从未君临；帝制推翻之后，也没有哪一位总统去过；直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司令蒋介石抵达北平，7月21日曾经在北大的法学院的大礼堂，向北平的师生讲过话。可以说，这是北大成立30年里头，中国第一位高峰的人物光顾，但是当时的国家元首却是汪精卫。

　　1918年和1919年，毛泽东两次进入了北大，不过那个时候，他不过是图书管理员，或者是湖南学运的领袖。1949年以后，代行毛泽东指示北大的，总是周恩来。1957年，邓小平陪同了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参观了北大，身份也只是副总理。

　　所以说，北大快到了百年的校庆，才第一次迎来了本国的元首，这种喜出望外的心情自然会夹带着极大的感激。

　　小莉美美出了演播室，给北京打电话，说一拿到稿子，一颗悬着心才放下。原来担心有许多话根本说不出口，却原来一句也没有。后来，《江泽民在北大》复制成录像带，送到江办，老人家也很高兴。但阿忆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意识到，假如是中央电视台，这部片子将会被修改成什么模样，会不会充满空乏而肉麻的直接吹捧。

　　阿忆给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编辑班上课，讲到如何歌功颂德，举了这段例子。男同学们便托着下巴，大喊：“阿忆，再教我们两招儿！”阿忆拿堂，得意地笑，沉默片刻，说，算了算了，还是看许戈辉那部片子吧，那是本师唯一满意的片子。

　　对许戈辉主持的那部片子，阿忆仅有3点不满——比起其它片子，3个不满简直是太少了——因此那是阿忆牛哄哄最爱对外吹嘘的片子。关于那部片子，阿忆听到的唯一批评，是说辉美美眼睛太大，还拼命睁着，不太适合主持这个节目。我望着说这话的那位大姐，发现她的眼睛实在太小，因此怀疑是她嫉妒。

　　阿忆自以为的3个不满，首先是节目名字被定为《北大缤纷100年》。这是阿忆反对的，因为从1898年到1912年严复校长执政前，北大没什么建树，从1966年到1977年，北大对社会的影响全部是负面的。严格算起来，北大缤纷的年数不足百年。阿忆虽主浪漫作史，但涉及史实和年代，却从来没扔掉过学者的斤斤计较。

　　其次是北大后50年的制作。那时，阿忆被张越骗去北京电视台，撰写一台大晚会。谁知这一抽身，却造成一个很大的遗憾，以至于后50年的旁白中，补进了一些平庸措辞和陈腐的评价。

　　再次是这部片子对胡博士仍显不公。实际上，胡适是现代中国的孔丘，但第8集《风雨中的红楼》竟补进了“胡适的贡献，没有蔡元培大”一句，使我不得开心颜，觉得这是那位抽了数十年香烟的男人画蛇添足。好在紧接着，这位男人喷出一口香烟，以一个阿忆没有想到的精彩收尾，结束了北大前50年的历史，他说，“但胡适却为北大留下了一首歌，至今仍在传唱”，话音落处，歌声响起：“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樊编和张力编导还特地为此设计了一个主观镜头，沿燕园小山坡推进，又从自拍的一个草地大全景突然推到许戈辉脸上，最后，胡适的歌声停顿在燕园一片雪景的定格中。

　　阿忆在北京广播学院重放这段片子，竟看到18岁的学生被这些遥远的故事感动了。

　　机会多少？舞台多大？报酬多高？

　　凤凰播出许戈辉北大节目那几天，北京各个电视台的朋友先后问阿忆，看人家凤凰那节目了没有？阿忆心里得意，故意不提程鹤麟和樊编，说：“你信吗？那全是我一人干的！”

　　“那阿忆，什么时候您也给咱弄俩漂亮片子？”

　　“给你弄？你能给阿忆多大点儿空间，啊？你看看人家凤凰，让我折腾的台子又大，钱给得又多……”阿忆顿时生气起来，真想把这些话一股脑吼出来。但转念想，自己是文化人，不体面的话不能说。于是敷衍着，说了一连串儿“行行行行行，等忙过了这段再说”。但挂了电话，上床便睡。忙什么忙？就是不爱给你干！

　　刚睡下，电话铃又响了。

　　“你非吃饭时间来电话吗！……对了，我就3点钟吃饭怎么的！……噢是关玲啊？我没听出……”一听是把自己引荐给凤凰的恩人，阿忆立刻变得有些嗲：“关主任，最近是不是又漂亮了？……什么？给删了？妈的，她他妈有没有文化？”被凤凰一捧，阿忆火气都大了，他骂的是北京电视台副总编。原因是关玲让自己的学生采访阿忆，要讲讲一二·九运动。阿忆说，我管它叫“一二·九学潮”，看过凤凰卫视的《北大缤纷100年》吗？除了题目是程鹤麟起的，别的全是我干的，里面有一集，叫《国难当头》，这里边的小题目可都是我起的名儿，那集说的就是一二·九，你看我写的那些故事多棒呵！希望你也能提些有意思的问题，别净问些特傻特蠢又大又空的问题。

　　“那阿忆老师，您看您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一二·九时期的北大历史上好玩的故事，那您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应该怎样生活呢？”

　　“一二·九时期，我们的民族面临灭顶之灾，因此抗战救亡是唯一的主题。但是今天，如果一个教育家对青年人说，你应该怎样生活，不该怎样生活，那他一定不是好教育家。因为今天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后来，这部纪念一二·九学潮的片子交给北京电视台，片尾编进阿忆这段采访，但却被副总编删掉了。阿忆作电视这么多年，太知道副总编要的是什么话了。她想让阿忆说：“今天的世界科技日新月异，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所以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来说，应该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四化建设中去，以一二·九精神为榜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实际上，这正是内地专题片的一大流弊。

　　在内地，如果制片人让你在镜头前讲话，千万不要以为他给了你舞台。实际上，舞台上的还是他自己，只是他嫌自己丑，让你替他讲话。如果你讲不好，他会一句一句教你；但如果你不愿当传声筒，那你滚蛋走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地根本没什么主持人，大家不过是播音员。

　　前年深秋，阿忆在中央电视台采访赵忠祥。完事儿后，大家到咖啡厅，请前辈吃饭。席间谈起杨澜，前辈右手夹着香烟，颇有些感叹。他绕着弯子，先说到自己：“出了中央台大门，人们把你当名人，甚至当成副台长；但一进中央台，你得立刻收起你自己，夹起尾巴。我这么大岁数，但如果部主任到办公室来，我也得马上站起来。”真正说到杨澜，赵前辈又感慨：“杨澜要是我这岁数，也许不会离开中央台。美国怎么样，我看过克朗·凯特工作，他也是在荧屏上是主人；东方台又怎么样；凤凰卫视又怎么样……”

　　中央电视台、留美、上海东方电视台、凤凰卫视，这恰好是杨澜走过的足迹。但我真想让前辈相信——凤凰之外，杨澜是杨澜，凤凰之内，杨澜还是她自己，受着同行们的尊重。如果阿忆没有说错，能在凤凰公司里对杨澜指手画脚的人，一定要比中央电视台少得多。除了她的个人资力加深，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凤凰是真正的舞台，中央电视台不过是广播站——在舞台上，你尽可以为自己设计，扮演好你自己想扮演的角色，但在广播站，你只能念站长的广播稿。

　　过去，阿忆也曾暗想，杨澜选择舞台为什么越选越小。但现在，阿忆的看法变了。

　　这种转变是由阿忆自己的经历决定的。那个《妙语论尽港督》是镶嵌在凤凰卫视60小时香港回归报导中重要的部分，除了凤凰，还有哪家电视台能在如此重要关头，把一个形象不上镜、声音不好听、连一点专业短训都没有的人推到摄像机前？

　　对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真正的舞台该是多么的重要。而自从与凤凰合作过，每逢再有人来找，阿忆总是在心里揣摩，他给我的舞台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木偶舞台。

　　1998年，北京电视台同时有两个剧组召唤阿忆，一个是专题片《世界天平上的中国》，一个是准说话节目《重看昨天》。前者长达100集，主任直接督率，并拟好1集样本，其余99集由总撰稿套写。主任真是处心积虑，无微不至，甚至连“每集要有几个排比句”都作了明确指示；后者由北京广播学院大教授任远的女儿任怡掌管，任怡没有任何头衔，连制片人都不是，阿忆便想，还是任怡的舞台大，而且是个女掌柜的，好办。

　　阿忆终于推掉前者，还把程鹤麟拉进了后者。可惜我那苦难的程兄，为了在任怡那儿说说话，竟忍痛割爱，把留了多年的小刷子煎了。那样子看起来，就像《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

　　实际上，决定为任怡卖命，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这个理由许多文人从不吐露，但这并不是说，文人内心里没有一把算盘。这是一个忙碌而自危的岁月，当一个人付出劳动之后，他一定会问自己：我能换来多少斤大米？而电视系统，恰恰是一个存在着残酷剥削的行业。特别是在中央电视台，这种剥削几乎是赤裸裸的，毫无原则，有时甚至显得相当愚蠢。如果制片人和制片主任都在忙着洗黑钱，我这个靠脑力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的自由职业者，又有什么必要非以奇低的收入养肥那些不劳而食的蛀虫呢？我为什么不去一个公平的世界，找一群和我一样用智慧和劳动丰富自己财富的伙伴呢？

　　张越就是一位反复遭受盘剥，但一直保持缄默的人。她创作了那么多电视小品，给那么多地方作过主持人。你可以想象，这些年来，她该创造了多大的剩余价值。

　　如果有机会，阿忆一定把她介绍给任怡，因为任怡从没亏待过人。大概也正因为此，她没有豪宅，也不会开汽车。

　　我不知道，凤凰卫视对别人如何，至少对阿忆已算仁至义尽。比起文化公司给阿忆的完税支出，凤凰稿费不足挂齿，但在电视台系统内，它却给了阿忆最高的报酬，几乎是北京电视台的两倍，中央电视台的7倍。这就是每逢被凤凰召唤，阿忆便会使出浑身解数，推辞其它电视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在凤凰会馆，你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在劳动，而且1个人干着中央电视台5个人的工作。在那里，你看不到游手好闲的制片人，也没有什么专门的制片主任，所以专职负责贪污的人不存在。

　　实际上，当一个人的技能达到了一定程度，特别是当他有了一定的财产积累，不必再为生计发愁，他就不再急于抓住每一个机会，而是在这些机会中加以取舍。当他要选择在哪片领域栖息时，不管他是否表述出来，他的心里却一定是问过了自己——哪里机会最多？谁给我更大的舞台？谁的钱最大？

　　机会是找机会的人自己的事，凤凰也只是其中一个；舞台自不用说，凤凰要想活下去并且活得好，拓展舞台范围是击溃对手的杀手锏；只是在酬金方面，阿忆放心不下，仍想寄语凤凰——如果你有时也曾想到“要能克扣一下合作者就好了”，那请务必翻一翻古书，想一想先人们为什么会养门客，为什么九方皋没买到千里马，便花重金，先买了匹死马。

　　钱是万能的，万万不能的是没钱！只要记住这一点，无往而不胜，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就是一个例子。近日看报纸上大肆宣扬，说哪个哪个台办了一个什么什么节目，要把《快乐大本营》毙掉。那纯属痴人说梦，问问自己出多少钱，结果不问自明。

　　明天会在怎样的高处

　　1998年5月，阿忆刚刚从北京电视台一场专题大晚会下来，连惊带怕，身心疲惫不堪。可怜这位大思想家，他错误地同意客串一把主持，于是便像不合格的小学生一样，必须一字一句背诵总编导授意下的串场词。那时，阿忆痛不欲生，怀疑自己还是不是那个在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撰写过好几部大文献片的大人物，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曾在《妙语论尽港督》中能脱稿说话的人，竟在北京电视台的演播室里，变得拙嘴笨舌。

　　恰在此时，凤凰打来电话。先是樊编，他用一连串疑问句，讽刺打击阿忆，说：“刚才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浓妆艳抹的主持人是谁呀？他背的那是谁写的台词？北京台是不是没人了，用这么个主持人？不过，那人还颇有几分像你呐！”阿忆跑进厕所，直吐，然后第2个电话响了。是王新生，要阿忆速去凤凰会馆会面，明天要写完8集专题片《百年华诞》的旁白，后天和杨澜一起主持，最后自己为旁白配音。

　　尽管又是不容商量的急茬，但撰稿任务，阿忆爽爽地答应了。可要与自己最最喜欢的杨澜一起主持，阿忆简直要吓死了，因此坚辞不就。在王新生、编导桂平、樊编的前后说服夹击下，阿忆才白了樊编一眼，和杨澜去吃饭，讨论拍摄计划。哪知道，王新生给了阿忆一次新生。

　　吃饭时，我们说的都是《杨澜工作室》，迫在眉睫的任务只说了不到15分钟。事实证明，凡是后来看起来比较成功比较自然的节目，事前准备都不充分。要是事前把话都说尽了，录像时还有什么心情重说一遍？吾等人物，天生本色，又满腹经纶，何不让我们自然谈吐。阿忆愤愤不平，又想起了北京电视台。那种全军覆没之感，仍笼罩在阿忆的弱小心灵之上。一场即兴专题说话节目，却让阿忆一遍一遍走台预演，一字一字背词。结果是台越走越死，词越背越长，渐渐丧失了基本说话能力。阿忆的清高自视也极度萎缩，变成一只懒猫：“要说什么，您先告诉我一遍”，“我这么说对吗”，“哪儿不对呢”，“噢原来是这样。知道了，重来一遍”。实际上这时走在台上的，已是阿忆的躯壳。阿忆的灵魂已躺在床上，或者想念着凤凰，想念着凤凰那些个张口就说的节目。

　　饭终于吃完了，阿忆尾随杨澜，一路小跑，奔向餐厅门口，为他心爱的美美掀门帘。跑的过程中，阿忆又变得风起云涌：“妈的这帮人，没看见我跟杨澜在一起吗？这可是《正大综艺》的那个杨澜！”能看到凤凰卫视的杨澜的人，毕竟比《正大综艺》少，所以阿忆如此心想。看来，革命尚未成功，凤凰同志仍需努力。

　　阿忆终于看到许多人抬起头，朝杨澜看，目光中还有一点儿贪婪。但他们看到的一定是靓妞，而不是杨澜。对于那些无缘见到明星的人来说，在一家普通餐厅，能见到如此大牌的人物，连他们自己也都不能相信，因此多半在想：“看这妞，长得蛮有几分像杨澜！”

　　后来，杨澜和阿忆用了一个下午，录完了主持人部分。就像《妙语论尽港督》一样，两人没有成稿，只是阿忆拿来一些材料，在桂平和樊编安排机位，调试灯光的过程中，杨澜和阿忆把这些材料大致分配一下，然后像日常聊天那样，对着打开的镜头，讲起北大历史上好玩的故事，用它们诠释今天校庆的话题。

　　由于前一天，阿忆要写片中旁白，再呜噜呜噜地配音，以致一夜没睡。因此与杨澜录完节目，阿忆便在黄晓燕的转椅里进入了半睡眠状态。中间，仿佛听到一阵喧哗，想是凤凰公司董事长刘长乐到了。他要亲自看片。阿忆心想，老板一定会问，杨澜旁边那个男人是谁，那么丑，双手还老在胸前上下比画，像用双刀剁白菜馅儿，这片子解说词这么棒，可那个配音的人是谁，声音那么粗，舌头好像还挺大……阿忆就这么漫天想着，不知过了多久，起身去了趟机房，想看看老板是否真的来过。

　　当王新生转达老板说了“OK”时，阿忆终于从北京电视台的滑铁卢中恢复了过来。

　　“我要回家看老婆去了。”阿忆喃喃道。

　　“不行呀阿忆。”桂平和樊编两条大汉拦住去路，语气倒是有点不好意思：“老板说，片子一切都好，但要切成两个，所以你还要加一晚上班。”

　　“什么什么？”

　　“片子要一分为二。一个还是你和杨澜主持，还叫《百年华诞》，但从8集减到6集，专说校庆前后种种。减下来的两集全是江泽民去北大的事，把它扩成4集，单作一个片子，叫《江泽民在北大》。你配完旁白后，交给《小莉看时事》。连夜就弄，后天就播。”

　　阿忆低着头嘟嘟囔囔，好像满地找什么东西。那些话归结起来，大致两点：第一，凤凰的工作要有计划性；第二，凤凰会馆应该有张床。王新生含着眼泪连说：“我去给你反映。”阿忆则扛着大脑袋，感激地回答：“我去给你作事。”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过的小莉美美说元首的那部片子。

　　和许戈辉干完了北大百年史，和杨澜干完了北大校庆，给吴小莉干完了总书记光顾北大，阿忆终于可以喘息了，于是带上老爸老妈，带上妻子儿女，跑到100多公里以外的十渡，在一户山民家住下。山民高兴极了。那里是北京房山县，离河北省近在咫尺，电视只能收4个台。至于究竟收哪4个台，全看管事人的个人爱好。好在其余3个台三天两头换，唯有凤凰一直不动。于是山民们忽然觉得这位客官眼熟，让阿忆颇觉得自己是星。山上的星星好清楚！

　　夜里看星空，忽然问，哪颗星星是自己，明天会在怎样的高处，管它高处寒不寒。

　　胡乱想着，手机响了，是《东方时空》的大编导，他曾带着一个组，校庆前后驻扎在北大勺园，阿忆经常被叫去出些主意。大编导说：“看到你和杨澜主持的节目了，非常好……真的真的……但你应该化妆。”

　　阿忆嘴上答：“是是。”心里想：“我最讨厌化妆师给我吹头”。由于庭院已基本在山顶，所以手机信号很好，振铃响个不停。北京电视台那场大说话节目的总编导也来了电话，兴奋地说，台长在星期一的编前会上，高度赞扬了那台节目，而且竟把长达60分钟的节目在会上放了一编，看完后，大家还因为片中“该不该让孩子从小吃点苦”的讨论，争吵了起来。另外，上海电视台专门来人复带子，要拿回去学习，所以要有信心，年底还有一台节目，我还用你！挂断电话，阿忆首先是害怕，然后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感激之情淹没了。再没良心的人也知道，无论是劝自己化妆的人，还是继续要用自己的人，哪个不是真正爱护自己呢！如果不说节目，大家早是至爱亲朋，只是一提合作便心里不是滋味。说来说去，这种分歧无非是电视圈里的实权制作人对主持人抱有先天的偏见，认为“我就是来修理你的！”

　　阿忆对着夜空自语——要是你觉得我已经是星，你会给我夜空，让我自由地照亮它；可如果压根儿没看出我是星，你会老用抹布擦我。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想把我擦得闪闪发亮，但擦掉的恰是我的光泽，蒙上了你的色彩。即使挂在夜空，也会被黑夜淹没。

　　太太问：“老爷在说哪国英语？”

　　凤凰能否加盟

　　1997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张越和阿忆去北京广播学院视听中心，看20集专题片《电视40年》剧组录制主题歌。凤凰名记刘星光正在作《星之密语》，便约张越和阿忆当星。阿忆说：“我不算星，张越才是。”星光美美则坚持：“你也算。”

　　那是一个严寒的冬日，但阿忆大衣里只穿了一件衬衣，蓝底带小白心。这件衬衣可是录《妙语论尽港督》时穿的，当时所有人都说它难看，唯黄晓燕编导说它最适合外景拍摄地的绿草地。事实证明，晓燕美美对。在那3场说话片断中，穿这件衬衣那场显得最上档次。这让阿忆感动的是，后来与晓燕成了朋友，知道她在吃穿上都很讲究，常因此严厉批评阿忆穿衣太没追求。所以这件赏心悦目但却十分廉价的衬衣能被她选中，实在难得。

　　在星光美美的镜头前再穿这件衬衣，第一是因为阿忆没别的衣服穿，第二是穿上它会让一小部分好记性的人想起来，噢这人就是那个说过港督的小子。结果摄像机刚开，张越立刻掀开阿忆的大衣，揭穿了这个秘密。阿忆不示弱，便说自己是张越的姐姐的妹夫，弄得张越十分紧张，怕以后没人娶她。

　　那一天，除了刘星光，主题歌录制现场还充盈着别的星光，全国各地100位主持人云集视听中心，连吴小莉也从香港专程赶来。主题歌词是阿忆写的，名字是《第一次飞》，是一首很好听的曲子。1998年夏天，这首歌和《电视40年》压缩版都在凤凰卫视播出了，遗憾的是，歌子的MTV按杨澜的话说，只够“乡镇级水平”，专题片压缩版也因为粗制滥造而显得惨不忍睹。

　　这部片子还是张越和阿忆主持，这种搭配显然是因为《妙语论尽港督》留给圈里人的记忆。不过，这次我们都觉得有些丢脸，因为片子编得实在太差。最近，辽宁卫视、河南卫视、浙江卫视、广西卫视、陕西卫视先后播出了这部片子。一定是因为这些电视台觉得片子不怎么地，所以全部安排在凌晨1点、上午10点、或者下午4点播放，这反倒让张越和阿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们唯一感到后怕的是，凤凰卫视播出它的压缩版，却是周末黄金时间。

　　近两年，内地电视台百舸争流，受众遭到分流。实际上每一个电视台的收看率都在下降，但唯有凤凰卫视，由于它是香港凤凰卫视，更因为它的内容在眼界受到极大限制的内地人看来，总是涟漪不断，因此相对落地情况而言，其收看率一直居高不下，因此看《电视40年》的人一定不是少数。那段日子，阿忆经常在饭桌上被人突然问道：“你不是那个给人讲电视发展史的人么？”阿忆怔怔地楞在那里，想听两句恭维话，但从来没有如愿。

　　有一天喝酒，忽听王刚说：“你可别瞧不起自己阿忆，我跟园子可是花了两个晚上，认认真真从头看到尾的，很好！”王刚和成方园夫妇是能说英语的人，由于多了一个眺望世界的窗口，这对夫妇显得与其它艺员极为不同。但王刚这么一说，立即使阿忆对他俩的审美水平产生了怀疑。直到有一场大晚会要为王刚撰稿，阿忆才弄清他的准确意思——他是觉得张越和阿忆那种你一句我一句说故事的主持方式很有意思，甚至用了“后生可畏”这样夸张的话。实际上，他是希望他的晚会串场词也能设计成我们那种样子。

　　经中央电视台特批，王刚这台晚会的搭档也是张越。不过，晚会的主持风格并没有像王刚期望的那样，搞成说故事。原因在于晚会的内容是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制作这台晚会的是内地10大有线电视台，不是凤凰卫视，可想而知它给策划人、撰稿人、主持人的空间该是多么狭小。当然喽，晚会的报酬也很狭小，仅仅是《妙语论尽港督》的4分之1，可它的制作周期却是港督节目的14倍。无疑，阿忆无法把它放在同时操持的几件事中重要的位置，而且从此失去了与这伙人再次合作的兴趣。

　　近段时间，凤凰除召集了一次来年计划研讨会之外，没什么大事找阿忆。阿忆还是像过去一样，时常跑去凤凰会馆坐坐。除了因为凤凰不设防，这种味道更与“停车坐爱枫林晚”有那么一点共通之处，觉得凤凰在高处，但白云中却有一丝人家的感受。

　　有一次，碰到了王纪言台长。王台说：多留意有什么好片子，买他们的素材，一个素材，两个版，就像北大百年那样；另外，凤凰会馆有了床。

　　听到赵群力和王新生说“阿忆常来凤凰”，王台亲切而又慈祥地笑了(那笑中还带有一点点坏，高智商的人的笑里，都有一点坏)，提出，索性为阿忆安个办公桌算了。阿忆登时吓坏了，自从1989年辞去公职，在长长的10年中，阿忆对那种没有上级、没有例会、没有人际斗争的自由生活，已经深深习惯了。不过，偷偷溜出会馆，阿忆还是把王台要给自己安办公桌的消息，连夜向四处扩散，藉以抬高自己。

　　从那天开始，有人常看到阿忆拍着胸脯，四处说，有什么好片子，告诉俺，俺给你拿到凤凰。这年月，大家好像中了邪，只要自己的片子能在凤凰播，便觉得很有面子，就像文章能在《北京青年报》上登一样，于是给阿忆这类掮客提供了市场。

　　不知为什么，提起凤凰能否加盟，阿忆还会想起许戈辉。

　　辉美美在燕园和红楼拍摄《北大缤纷100年》，正值阿忆生日。阿忆的生日真是该死，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春天。阴雨中，美美大段大段的串场词只有4天拍摄时间，怎么够呢?!美美真是记性好，由于时间紧迫，有的串场词写得粗糙，有的干脆是现场写。但美美过目不忘，只看一遍，开机便拍，拍了便过。如果是换内地主持人，别说4天，给她半个月恐怕也够戗。

　　但谁能像阿忆那样心细？谁又能像阿忆那样怜香惜玉呢？几天里，看着辉美美一开机便张开花容，但关机后却躲进汽车，蜷曲在后座上，脸色苍白，声音低微嘤嘤。阿忆从小爱看赤脚医生的故事，敏锐地洞察到，这是痛经！于是，一停机，阿忆便马上跑过去，脱下雨中外套，披在瑟瑟发抖的美美身上，口中还呓里哇啦，背诵《青松岭》中的台词：“一条皮裤您老穿下，您能站起来赶车，暖的是贫下中农的心呵！”

　　儿子端起家用摄像机，调成长焦，从湖心岛隔着未名湖水，拍下爸爸自己穿着衬衫，却为大眼睛阿姨披衣服的镜头：“娘，你看爹地，那么那个什么！”孩子他妈回答：“那叫体贴，长大了你也要像爸爸那样才是。”

　　可能所有摄像师都这样认为：黄昏时，天黑得太快。被迫结束一天的抢拍，大家在温暖的餐厅举杯，算是忙碌中给阿忆过个生日。

　　“给凤凰干事真倒霉！”大家分手后，阿忆一屁股坐进汽车。

　　“冲了你的生日？”太太问。

　　“我的生日不过又怎样？人家痛经！”

　　“什么叫‘痛经’？”儿子插嘴。

　　“给凤凰干活是一种痛苦的经历，简称‘痛经’！”

　　“你这样会误导孩子。”太太插嘴说：“龙龙，你爸瞎说。应该是，给凤凰干活是一种痛快的经历。”

　　“喔，等我长大了，也要为凤凰痛经！”

　　“……”

　　从1998年9月1日开始，阿忆夫妇绝戒烟酒，准备1999年9月1日播种，生一个干净娃娃。但生下的如果是女儿，阿忆一定会告诉她，假如老板请你去工作，你一定要提前问问他：“有没有允许我痛经的时间！”

　　只要有人问“为什么你不赖在凤凰呢”，阿忆便从来不想自己的能力是否能达到凤凰的要求，只是想起那个阴雨连绵的春天，那个在自己生日里有着痛快经历的美美，觉得问这问题的人太残酷了。直到现在，只要一提到许戈辉，阿忆就会想到“伤心”和“这风太凉了”两句。不知为什么，在文章结束时，阿忆还想问一句，许戈辉在凤凰干了3年多，有没有更合适的位置交给她？

　　你看陈鲁豫，最早看到她在凤凰主持节目，阿忆也曾愤怒，这种愤怒一直持续到1998年初夏。阿忆不知道凤凰卫视为什么要把一个乖乖女，糟蹋成疯疯癫癫的魔怔，那些节目哪一点儿适合鲁豫！但是今年，凤凰一夜之间开播了《凤凰早班车》，鲁豫终于找到了最好的位置。新闻节目，却能如此清风扑面，以致于内地卫星台纷纷闻风而动，要仿制些同样的节目。但许戈辉呢，她的最佳位置在哪里？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凤凰呵凤凰，阿忆是把电视圈儿里打破旧世界的希望，大部分寄托在你身上。过去的3年，他曾欣喜地看到，凤凰节目大多被内地电视台生吞活剥，拿来仿效；也看到过内地电视台学着凤凰的样子，牺牲一点商业广告时间，为自己的栏目和主持人打知名度；在凤凰的刺激下，内地主持人在努力恢复说话能力，等等等等……但说到这里，阿忆真的有点儿担心，因为大多数起义不是死在造反过程中，而是进城偏安之后。

　　进城后，英雄就会听到好多好话，就像阿忆这篇文章倒数第2段以前说得那样，听了之后让人忘记起义的目的，最后渐渐混于一般，如同受了招安，终于是奴才。

　　最后还有一点担心——这几年，凤凰茁壮成长，假如它有一日财大气粗，换了新址，也弄俩当兵的在门口站站，阿忆是否还会停车坐爱，把凤凰会馆看成是个白云人家，说它是一个亲切的驿站？

　　1999年元月8日

　　北京东四七条四号

　　附注:

　　“凤凰的亲密友人阿忆”，陷入凤凰5年之久，担任凤凰中文台策划人，曾任《周末皇牌大放送》主策划兼总撰稿、《鲁豫有约》主策划、《世纪大讲堂》主持人。但2003年辞掉凤凰一切职务，从此专心在北京久和成影视机构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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