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林

　　如果学生考完后，只告诉家长考得好的成绩，考得不好的便瞒着不说，或者谎称自己考得好，"想讨家长的欢心……"这样做，真的能取悦家长吗？

　　如果哪一个政府官员的子女这样对自己，大概这个官员也一定会为这"信息不对称"而恼火的吧？

　　但是，我们的部分官员自己却早已像这类学生一样，习惯于对外、对上报喜不报忧。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思维。这次关系到13亿中国人乃至全球人类生命安全的非典病人的数字及相关疫情也有人曾采取了"到处莺歌燕舞"的谎报办法。此次SARS危机又一次让我们温习了这一课：瞒报、谎报严重造成了"信息不对称"，给决策带来极大害处。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个获得者George Akerlof、Michael Spence和Joseph Stiglitz，是因为他们的信息经济学而获奖的。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是"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不对称"不单出现在经济界，它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状况。

　　"信息不对称"从社会学的角度细分起来有三种情况：①A与B因为所处位置不同，A给予B的信息不完整；②A给B的信息是虚假的；③在一个大系统中，下级对上级，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发出的信息是完整的、真实的，但因接受信息方的分析判断力、不能理解信息的正确内含，而最终获取的信息不完整，不真实。

　　类似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到处可见，也对决策起着误导作用。如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早在1982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发生过事故，释放出相当能量的放射性毒素，但这个报告没有引起上层重视。4年后大爆炸发生了。一开始有关部门说问题不大，高层也以为是中小型事故，结果导致决策的重大失误。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下层专向上层汇报上层喜欢听的话，结果以讹传讹，连连做出错误决策等等，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恶果。所以，在SARS猖獗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新上任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对大家说的一句话是："不要贪污信息！"

　　公共信息隔离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对公众知情权的忽视和淡漠。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非典"危机表明，对知情权的侵害不仅造成危机影响的被放大，同时也会导致对公民其他一系列基本权利的侵害。

　　这次抗非典中，一些地方传媒的教训是深刻而沉重的。2003年春节前后，广东最早发现"非典"患者。从第一例到疫情迅速扩散，从医护人员被感染到少量病人死亡，从家家闭门"防非"到市民大规模抢购白醋、板蓝根、食盐、大米等医药和日常生活物资，媒体的一些"保守"做法导致了被动。当2月10日《羊城晚报》首次发布"广东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新闻时，已是传闻四起，"小道消息"接连不断。据广东媒体调查，此前市民有关"非典"的信息来源有百分之八十是手机短信、互联网和人们的口头传播。好在权威媒体很快用大量而准确的报道遏制了传闻和谣言，稳定了人心。

　　3月26日，新华社称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这是首次有关北京"非典"的官方报道，而北京当地媒体依然保持沉默。

　　媒体是大众传播工具。当媒体自身"良知"受损时，就会"祸及"受众。我们的一些媒体"忘了"自己的责任，在该说话时往往处在失语状态。为什么？我们怕"犯错误"啊，怕丢了饭碗啊！丢了官位啊！

　　在有些地方，我们所怕"犯"的"错误"往往是当地部分领导给"封"的。如果你报道了本地的事故、工作失误，一句话，揭了当地的"丑"，把"家丑""外扬"，当地领导就会来电话或紧急召见主管负责人，指示某某新闻一律不能发，否则……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社长、总编辑之类的官也捏在"上头"的手心啊，何况一个小小记者。于是，往往在这种考虑中，作罢。

　　于是"家丑"不"外扬"了。于是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些媒体再现了这么一个现象：只揭外地的"短"，不揭本地的"疤"；只歌功颂德，不揭露矛盾……一句话，把一些盖子捂上。

　　媒体这样做实在是有苦难言，君不见当年就是大腕媒体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焦点访谈》要曝一个小小乡长、县长的光，打电话、递条子、找上门来不让播出的就那么多，早几年的南丹煤矿事件，重庆虹桥事件，不是事先就要封媒体的口吗？

　　据报载，2002年7月，某市公安局向当地五家新闻媒体发出《关于个别记者涉警曝光失实的函》，称有16位记者的报道"经调查完全失实"，警告这些记者以后不得再到公安机关采访，要求各级公安部门对他们"不予接待"。据《南方周末》记者的对几则新闻的当事人和有关群众事后调查，该市公安局所称的"完全失实"并不符合实际。只是该局按照自己的调查结果单方面充当"裁判"，对涉警报道的记者进行"封杀"，以"封锁"一些对公安形象不利的"负面新闻"。这种"封杀"和"封锁"的做法，无疑是典型的违法行政行为，又恰好证明了自身存在严重的工作作风问题。

　　还有最近发生在辽宁海城的捂住"学生豆奶中毒死亡事件"不报的事件也是一例--据报道，3月19日的辽宁海城发生"豆奶事件"，有超过2500名孩子中毒入院治疗，12岁的学生李洋死亡，但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始终不将详情告知公众，致使学生家长数次集会抗议。出事第17天政府部门才与家长对话。直到4月9日才对外公布事故信息。而对蜂拥而至的全国媒体，海城市的一位领导说："我们不愿让报道，事情也没有那么严重。"而宣传部门的态度是：热情接待，婉言谢绝，最好不报道。采访的巨大难度，使得许多媒体知难而退，在采访了一半后愤然而去。但更多媒体坚持下来，加大力度……

　　我们的媒体一批评某些官员，某些官员便会拿出新闻"不讲党性"、"只讲人民性"的帽子来压媒体，似乎他本人就是党，他的德性就是党性。似乎讲人民性就等于不讲党性，把"人民性"与"党性"对立起来。他真是忘了，我们党从建党起就宣布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与时俱进的"三个代表"思想，更是讲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讲人民性怎么就不是讲党性？况且，中国共产党有各种民主监督的措施，舆论也是其中的一种监督手段。党本身就欢迎监督，舆论监督某个官员怎么不合乎党性了？

　　其实，一旦发生了重大或突发新闻事件，主管部门应积极协助新闻单位，把事件真相说出来，宜疏不宜堵。这样反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解决问题。如近年发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园内的恶性爆炸事件，都在第一时间内由媒体发布了客观、翔实、权威的信息，及时有效地排除了包括"恐怖分子行为"在内的各种流言和传闻。

　　在信息化的时代，"讳疾忌医"的方式是既无效又愚蠢的，是会害死人的。专家认为，中国的传媒正在经历一种"非典型"，以往一些动作机制已被突破。新华在线总裁夏鸿将现时直指为"媒体改革的转折点"。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主流媒体的缺位势必导致小道消息的横向联合，从而加重社会的恐慌心理。

　　喻国明强调，公众对于知情权的要求日益强烈，因为惟有知情才能为理性行为提供依据。

　　在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原则再次被强调。务实的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宣传思想工作"总结经验、深化改革，在'三贴近'上取得新进展"。

　　在依法治国的新一届政府执政时，人们呼唤已久的《新闻法》但愿能够出台。

　　有专家还认为，中国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的运作机制使这种瞒报、谎报有机可乘。行政学专家杜刚建说："在中国的行政结构里，一般而言，更偏重于中央各部委。惯例是，各省市出了什么问题，按相应对口的部门逐级上报。以SARS为例，广东下面各地会报到省疾控中心或卫生厅，省疾控中心或卫生厅就报到中国疾控中心或者卫生部，当然也会报到省政府，但作为块的地方政府，会等着上面拿主意。SARS就等着卫生部拿主意了。这时候，如果卫生部自己掂量一下，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自己来平衡报不报，报多少，取一个乐观态度，麻烦就来了。另外，上面的这种平衡选择，很自然会刺激下面的想法，结果层层掂量层层平衡，当然就可能瞒报谎报。这种模式，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什么特别的麻烦，但面对SARS这种的传染病，如果上面犹豫或者判断出了偏差，问题就大了。"目前各国都在制定法律确保信息的公开。公民参政的前提是知政。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都有信息公开法。信息公开法也应建立"司法救济制度"，也就是说，因为政府信息不公开而导致公民利益受损的，公民可以告政府，要求一定的经济赔偿。

　　巨额大奖+情趣笑话 订笑话短信送彩屏手机！
　　新浪邮箱雄踞市场第一 真诚回馈用户全面扩容
　　在家学新东方英语 注会注册评估师 考研英语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亲密接触，激烈搏杀，包你爽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