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录/李冬莉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　梁建增

　　“非典”让媒体回到了本位

　　从央视4套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到现在非典时期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在新闻上都是一种突破。我们国家对疫情和地震这类可能引起恐慌的信息都由相关部门统一发布，疫情是卫生部，地震是地震局。所以，一开始限制了部分媒体的采访。那时候信息不透明，谣言满天飞，大家对非典的认识都不清楚。

　　非典是我们国家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现象，在此之前，也没有一起事件能够在中央电视台进行持续的全国性的传播。因为没有遇到过，又确实在民间造成了恐慌，仍然采取老办法，按照原先政务不够公开时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从限制报道到成为全国的头等大事，这个变化非常巨大。

　　4月30号我们的记者王志采访北京市长王歧山，30号上午王歧山刚上任10天就举行了记者发布会，而且进行了现场直播。有人说王歧山“你才刚到10天，这样做太冒险了”。王歧山就说，告诉了百姓，反而会消除恐慌。第二天他又去天坛跟老百姓聊天，很多人都认得他。这个发布会在北京影响比较大，老百姓也从原来盲目的恐慌进入了理智的阶段。

　　王志采访王歧山的那期节目也有两点突破，后来在网上引起过争议。节目的名字叫“王歧山：军中无戏言”，包括王志的采访用的是一种质疑的，站在媒体的角度去发问的立场。同时王志用的是你，而不是您。以前我们对官员的采访是站在官员的立场上说给老百姓，现在是回到媒体的本位。

　　5月1日，新闻频道开播以后，在对非典的报道方面，我们用了很多篇幅做科学知识，也有人说，这不是新闻节目，是科普节目。面对一个非常规的突发性新闻，我们制作节目的原则是：真实、准确、引导。另一方面，我认为媒体对疫情的公布不会加深人们的恐慌。一呢，媒体的责任感需要从业人员把握报道的尺寸，这是衡量一个从业人员是否成熟的标志。另外，我们也要相信观众的判断力。

　　电视和其他媒体的不同是，记者一定要在现场，你不在现场就没有价值。我们有很多记者都给我写请战书，表示危难临头，如果不出现在一线就是逃兵。我们也在有意识地控制。毕竟，非典是一个传染性很强的病。2月份，《东方时空》的“时空连线”节目播出记者隋笑梅进入病房拍摄非典患者的镜头，她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进入病房采访的记者。有人问她，你怕不怕，她说“我不勇敢，只是不鲁莽”。

　　我们的节目天天在播出，一分钟都不能少。所以，即使是第一批一线记者倒下了，第二批还要接着上。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记者　王志

　　从未感觉被社会这么需要

　　到现在(4月30日)，有关非典的节目我做了5期《面对面》、5期《焦点访谈》，还有1期“时空连线”。第一个采访的是李立明，那是四月十几号，在这之前，只知道非典是一种传染病，但是这个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媒体上没说。所以，4月初在媒体可能要对非典做报道时，我们就选择了采访李立明。这同以往《面对面》做人物不同，我们是因为非典的话题去找人，目的是希望这个人能够说出实情，以证视听。李立明非常合适，既是卫生部官员又是公共卫生方面最权威的专家。

　　紧接着采访钟南山是在广州采访李立明的过程中，一个朋友说，“你们为什么不采访一下钟南山？”当时南方一家媒体还用“南山不倒”的标题形容钟南山在抗击非典中的作用。在4月初对医务人员的正面关注很少，应该说我们是第一个进入ICU重症病室的电视记者，也是比较完整的来自一线的采访。

　　几期节目做下来，我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觉得节目做得不错。我在新闻行业工作了14年，这一次在职业上特别放松。我有时候飞跑在大街上，因为从未感觉过被社会这么需要。特别是隔离开始以后，大家都回到家，回到电视上。

　　进去ICU怕不怕？人是最怕比的，将心比心，如果医务工作者能够站在病人面前，我为什么连他身后都不敢站？但是我现在特别想回广州。当时我们坐飞机从北京去广州时戴着口罩，很紧张。一下飞机，走到大街上，没什么人戴口罩啊！现在对于北京的现状，我有些忧虑，特别是越来越多的记者进入隔离区。如果只是为了做节目，想获得独家的，现场的，但是在专业上找不到进去的理由，如果只是为了勇气而进去，挺傻的。

　　在对非典的报道的选择上，媒体一线的采访，所发挥的作用让大家感动之外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副作用，进而加深了这种恐惧，我现在有些忧虑。

　　以前我们常说中国的记者是带着镣铐跳舞，习惯从外部找原因。当机会来了，可以自由获取信息，记者的专业水准是不是胜任这个工作，你的采访是不是够水准都要面临考验。

　　在我看来，去一线，一是记者的专业水准，二是社会责任感。向公众传播他们需要的常识只是一级信息，更为重要的，是看能不能提供比单纯的客观信息更多的，具有人文立场的内容。媒体需要提供的不仅是信息，还有对信息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