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时报》蒙受极大耻辱--谁该为丑闻负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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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9日 10:54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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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尔山 5月15日中午确定这个题目时，正是美国东部时间午夜1点。拟定的采访对象包括纽约时报，他们的意见是一定要有的，否则这跟这桩丑闻的核心——关在家里“创作”新闻——就没什么两样了。次日，纽约时报的回复到了：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即他作为主编和新闻工作者对此事有何看法，漏洞出在哪里，主编豪威尔·莱尼斯没有回应，只是由时报公共关 与此同时，美国几家著名报刊，包括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时代周刊，他们的主编都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不约而同的态度似乎印证了英国卫报主编鲁斯布里杰在5月15日晚上接受电话采访时做的评论。他当时说：英国的情况跟美国不同，英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却有大约10份日报和10份周报，美国差不多就是一个城市一份报纸，竞争程度没有英国激烈，而且审查起来也没有英国那么严格。而且英国报纸传统上更热衷于互相批评，一旦有错也会更早揭发出来。《21世纪》：纽约时报发给员工的守则说，记者本身就是最终的事实核查者，通常也是惟一核查者。在这桩丑闻发生前，你知道时报是这么做的吗？你又是怎么确保报道准确无误的？鲁：我知道美国的杂志通常做得比较认真，对于核查的工作。报纸就很难再挤出时间做这件事，因为报纸的出版周期太短，尤其在做突发新闻的时候你就不得不相信你的记者。《21世纪》：以及不得不承担这个风险？鲁：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们不仅跟其他报纸一样有更正栏，而且设立了一个独立的调查机制，就是一个专栏作家，他不受我们管辖，享有完全的独立性，日常工作是回答读者来信，就读者提出异议的问题向有关编辑和记者提问，进行调查，然后在他的专栏里发表调查结果。《21世纪》：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出现这样的系统性的欺骗呢？鲁：主要还是在用人之前对他们进行彻底的培训，再就是建立一个常规的编辑流程，确保编辑会向记者提出疑问，这有助降低出错率。但我发现许多编辑有一个误解，就是担心认错会降低读者对报纸的信任，我却相信认错会增进读者对我们的信任，因为他们可以看出我们是认真的，负责的。纽约时报的态度为什么杰森·布莱尔可以在纽约时报一边造假，一边晋升，这是一个问题。根据纽约时报5月11日作为封面故事发表的长达14000字的调查报告，我们试图重组杰森·布莱尔在过去4年的经历，与此同时，我们获得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新闻日报等单位授权引用各报就此事所做的报道，发现当事人和旁观者在一些细节上有不同的叙述。 事实上，这桩丑闻的揭发有一点偶然性，也有一点戏剧性。 4月29日，华盛顿邮报媒体记者霍华德·库尔茨发表文章，谨慎地题为“多家报纸投诉纽约时报借用引文”，主要案例是圣安东尼奥快报记者马卡利娜·霍南德斯意外发现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4月26日发表的文章跟自己在4月18日发表的文章很像，马上告诉自己的主编，主编大为恼火，立即向纽约时报投诉。 5月11日，纽约时报以封面故事的方式刊登调查小组写的接近14000字的文章，题为“辞职记者留下长长的欺骗足迹”，指出，4月29日，布莱尔被他的上司、全国新闻部主管编辑吉姆·罗伯茨召回报社进行解释，关键在于提供曾到文章所提地方采访的证据，结果变成一系列会议，直到最后布莱尔拿得出来的也只是一叠手写的采访笔记。 这还不够，罗伯茨说。然后要他描述采访对象所住房子的外貌。布莱尔说了，很详细，罗伯茨事后检索时报的未发表照片库，发现他的描述完全正确。 直到布莱尔造假事件曝光，罗伯茨才知道自己又上当了，因为布莱尔曾查阅时报的照片档案库。 不过，最让罗伯茨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他要求布莱尔看着自己的眼睛说他确实去过他说他去过的地方，布莱尔看着他的眼睛做了肯定回答。 调查报告没有提到布莱尔为什么可以查阅照片档案库。5月14日，华盛顿邮报媒体记者霍华德·库尔茨引用纽约每日新闻报的报道解开这个谜：时报女发言人在本周早些时候确认布莱尔在跟报社一名女职员交往，她叫祖拉·戈洛维卡，在时报照片部工作，是主编豪威尔·莱尼斯的夫人的朋友。调查报告指出，杰森·布莱尔虽然不断出错，但同事们还是越来越喜欢他。“因为他似乎有办公室政治的天赋。”比如时报媒体记者戴维·卡尔说，“他有很大的魅力。(他经常赞扬同事们写的文章)而且提起的都是文章里很深入的细节，你就知道他真的看过了。”他还努力结识采编部门许多后勤支援人员。2001年1月，当时的副执行主编杰拉德·博伊德领导的招聘委员会一致通过将布莱尔转为全职记者，这一结果得到当时的主编利利维德的同意。这时距离他成为准正式记者只有2个月。布莱尔晋升这么快，会不会跟他是非裔美国人有关？现在已是执行主编的博伊德不同意这一猜测：“要说他的提升跟种族多样性有关，在我看来就是没能抓住事情的本质。他是一个年轻而有潜力的记者，有足以得到提升的表现。”调查报告提到，博伊德本人恰巧也是非裔美国人。调查报告没有提到，布莱尔提名博伊德参选2001年全国黑人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年度新闻工作者奖。此事见5月12日新闻日报詹姆斯·Ｔ·马多尔的文章，题为“给新闻工作者的唤醒服务”。谁该为丑闻负责5月14日星期三，纽约时报召开600人参加的职员大会，结果变成发行人和正副主编组成的管理层与员工们的尖锐对话，是5月11日调查报告发表以来报社紧张气氛高涨的体现，一个原因是记者们觉得这篇报告没有说清究竟谁该为丑闻负责。此次大会的情况多家报纸作了报道，其中洛杉矶时报约什·吉特林的标题特别引人注目：“纽约时报主编说他不会因丑闻辞职”。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报纸都提到，纽约时报商业记者阿历克斯·贝伦森向主编豪威尔·莱尼斯提问说，什么情况下他可能考虑辞职。莱尼斯回答：我的计划是拥有这个工作以及全心全意做好，只要坐在我旁边这位先生同意。他说的是时报发行人小亚瑟·萨尔茨伯格，而后者当即表态说，哪怕他提出辞职也不会接受。这时距离莱尼斯接任主编一职只有20个月。莱尼斯似乎预见到他将面临的局面，大会一开始就说，他在这里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愤怒，为了告诉大家我知道我们报社受到损害，他接受我对此应负的责任，也准备修复它。他并且承认他未能保持警惕性，及时阻止丑闻发生。“你们觉得我不可接近，自大……你们认为采编部门等级过于分明，我的想法总能得到实践，而其他就会忽略……我听说你们认定这里存在一个明星制度，只有我喜欢的人才能得到提升……我听说，恐惧已经到了那样一个地步，以至于编辑们不敢向我报告坏消息……我们的报纸致力增加种族多样性，而且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富有前途的年轻的少数族裔记者。这是不是说我个人会比较偏爱他，从良心上看不是的。但你们有权问我作为来自阿拉巴马的白人，有那样的背景，会不会一再给他机会，直到未能阻止派遣他参加狙击手事件的报道。当我扪心自问，答案是肯定的。”时报纽约本地新闻部编辑乔·萨克斯顿在要求管理层回答为什么在布莱尔有了那么糟糕的工作记录之后仍然派他去报道华盛顿狙击手案件的时候用了渎职的字眼，说：“你们这些人已经失去了采编部门大部分人的信心。”莱尼斯回应说讨论应该文明一些：“很遗憾我失去你们的信任，希望我可以赢回来。”怎么办？时代周刊高级编辑艾迪·伊格纳休斯说：主流媒体爆出这样的丑闻总是令人失望的。这给围绕我们职业的怀疑火上浇油，同时凸显了新闻工作的复杂性。为了保持效率，我们不得不依赖于信任。许多细节可能出错，比如线人可能说谎，记者可能说谎，我们作为编辑的判断也可能有失误。要进行监管并不容易。通常，假如人们发现一个记者开始犯错误，甚至捏造事实，他或她就会受到警告、开除或进入监管试用期。值得注意的也是至今未能得到解释的是，为什么纽约时报在清楚知道杰森·布莱尔是一个问题之后没有采取措施。一旦有了怀疑，编辑们就要对读者、员工、报社乃至自己的良心负责，设法深入调查和验证一名记者的诚实程度，哪怕要冒惊动那名记者的风险也在所不惜。时报没能这么做，实在值得注意。 至于这一事件是不是警钟，我不确定。我们都知道风险总在哪里，这不是第一位说谎的记者。不过，毫无疑问，这可能促使编辑更加用心对待记者所说的事情，促使我们花更多时间培养年轻新人，然后才送他们去报道大的充满竞争的题目。 在时代周刊，我们有一个专门核对事实的小组，有助于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况。不过，一个说谎的记者还是有办法短时间隐瞒过去。我曾在华尔街日报工作，负责核对事实。我非常用心，总是担心出错，因为一旦出错，最难堪的一定不是报社，正是我自己！所以，对于大多数记者，一个自我检验体系就已经够了。真正的问题是遇到一个存心打算欺骗的人怎么办，就像布莱尔案例那样。 1997年夏天波士顿环球报实习 帕梅拉·Y·拉特(森特维尔中学校长)：他一直在做报纸，即便在这里也是一样，他有一种令人惊奇的积极的韧劲，我们都很佩服。詹妮佛·迈克梅纳明(马里兰大学同学)：他不是特别受其他实习生欢迎，我觉得他把整个实习班当作竞争对手。的韧劲，我们都很佩服。 1998年夏天纽约时报实习杰森·布莱尔在申请实习资格的信中说：有些人喜欢滥用别人因为信任而赋予的权力，我见过这样的人，但和我相像的人之所以会成为新闻工作者，是因为他们想帮助别人。凯瑟琳·韦尔奇(马里兰大学同学)：你会想，“我就要成为(杰森·布莱尔)那样的人”。 纽约时报：乔伊斯·普尼克(当时时报纽约本地新闻部主管编辑)说他在新闻部拉关系多于写报道。建议他毕业后先去一家较小的报纸，“学会怎么做新闻”。 1998年12月原定毕业时间 1999年6月返回纽约时报，报道警察事务纽约时报：谢拉·鲁尔(高级编辑，主管实习项目)说大家都以为他一定毕业了。马里兰大学官员证实他还差超过1年的学习才能毕业。杰里·格雷(时报编辑，参与指导杰森·布莱尔)曾对他说，这里有很多性格古怪的人，但他们是凭实力得到职位的。 1999年11月纽约时报：纽约本地新闻部编辑们说他精力充沛，愿意加班工作，就是粗心大意，电话留言信箱满得不能再接收留言，接的题目也太多了。查尔斯·斯特兰姆(当时杰森·布莱尔的编辑)：我跟他说，他要摆脱喝威士忌、抽烟和从自动售卖机买零食的习惯，另找一个振奋精神的办法。乔纳森·兰德曼(时报纽约本地新闻部主管编辑)：他显然还要学会减少错误，以及显示能做更深入报道的能力。 2000年秋天纽约时报：约瑟夫·利利维德(当时的时报主编)在一份语气强硬的文件里指出新闻版出错太多，有人甚至拼错了发行人的姓氏。乔纳森·兰德曼随即指派一名编辑调查和更正纽约本地新闻组记者的错误。乔纳森·兰德曼：准确是我们仅有的财产。它造就了我们，也是我们叫卖的产品。纽约时报：采编部门的同事说他不仅继续出错，还做厚颜无耻的事，比如到处炫耀时报内部绝密文件，在附近酒吧花时报的钱，超时使用公司汽车，得了许多违章停车的告票。尽管如此，同事们却越来越喜欢他，因为他似乎很有搞办公室政治的天赋，比如他很认真地结识采编部门大部分后勤支援人员。戴维·卡尔(时报媒体记者)：他有魅力，很大的魅力。(他经常赞扬同事们写的文章)而且提起的都是文章里很深入的细节，你就知道他真的看过了。 2001年1月晋升全职记者纽约时报：副主编杰拉德·博伊德主持的时报招聘委员会一致通过，得到当时的主编约瑟夫·利利维德的同意。乔纳森·兰德曼并不赞成推荐他成为全职记者，但没什么人征求自己的意见，自己也没提出反对。乔纳森·兰德曼：发行人和主编已经明确公司要致力增加种族多样性，这是合适的，我也觉得他(虽然犯了新手的错误，却也显示了深厚的潜力)应该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纽约时报：杰拉德·博伊德否认提升杰森·布莱尔的原因在于他的种族。许多年轻的白人记者也能很快得到提升。 杰拉德·博伊德：要说他的提升跟种族多样性有关，在我看来就是没能抓住事情的本质。他是一个年轻而有潜力的记者，有足以得到提升的表现。 2001年9·１1后说谎告假 纽约时报：晋升之后继续出错，继续跟编辑们发生冲突。向一名高级编辑报称自己有一名亲戚死于五角大楼撞机意外，因此获准不参加专题“悲伤肖像”的报道。该名所谓亲戚的父亲说他们毫无血缘关系。一周之后，再次出错，不得不进行深入更正，惊动新任主编豪威尔·莱尼斯。 2002年1月 纽约时报：乔纳森·兰德曼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工作评价，指出布莱尔的出错率“大大超出时报的标准”，并将这份评价转给副主编杰拉德·博伊德和主管新闻部的执行副主编威廉·Ｅ·施密特，附注“出了大问题，我希望二位都能了解”。布莱尔向纽约本地新闻部助理编辑苏珊·艾奇利解释他的巨大的个人问题，后者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他请了两星期的假。 2002年4月收到申斥信。再次请假。向其他部门申请职位，希望离开纽约本地新闻部和简妮·宾德的管辖。 纽约时报：乔纳森·兰德曼发出备忘录，说“必须禁止杰森给时报写稿”。乔纳森·兰德曼、简妮·宾德(布莱尔在纽约本地新闻部的直接上司)作出特别安排，要求他从写短稿做起，再次强调文章要求准确而非富有创造力。乔纳森·兰德曼说，杰森·布莱尔反感这一安排，但这似乎有用。他的更正次数下降，而且偶尔可以尝试参加较大的采访。乔纳森·兰德曼不无犹豫地同意调他去体育部，同时警告体育部主管编辑，“假如你要杰森，千万当心。”杰拉德·博伊德说，体育部主管编辑得到关于杰森·布莱尔过去的工作情况的简报以及最近的工作评价。 2002年10月华盛顿郊区爆发狙击手袭击事件，杰森·布莱尔由于熟悉当地情况而被借调全国新闻部。抵达马里兰6天后随即发表关于两名狙击手之一的约翰·穆罕默德的“令人目瞪口呆”的独家报道，登在头版，全部事实来自5名不肯透露姓名的执法人员，指出马里兰的联邦检察官迫于白宫的压力，不得不在穆罕默德就要招供之际要求调查员们停止审讯。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发表声明否认有关报道。时报华盛顿记者站多名资深记者也向高级编辑们提出类似的异议。受命主持狙击手审判的报道，这一任命让他在得到全国新闻部一个职位的路上又迈了一步。 乔纳森·兰德曼：没人问我的意见。我的想法其实早就写得很清楚了。简妮·宾德：当时提出愿意跟任何人讨论杰森·布莱尔过去的工作情况和习惯，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希望他能成功”。吉姆·罗伯茨(时报全国新闻部主管编辑)：(狙击手事件)是一个需要“全力以赴”的题目。纽约时报：豪威尔·莱尼斯、杰拉德·博伊德迅速扩大狙击手事件报道小组的规模，包括8名记者，其中就有杰森·布莱尔。他们认为杰森·布莱尔的准确率有所改善，有能力参与报道一个复杂而引人注目的题目，推荐他作为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记者加盟。但他们没告诉吉姆·罗伯茨或他的助理们，此人的报道方式曾引起忧虑。豪威尔·莱尼斯并且认为没必要就此进行讨论，“我们不会给寻求帮助的人打上不好的标签”。 豪威尔·莱尼斯：(在被问到为什么选杰森·布莱尔)这家伙饥渴难耐。杰拉德·博伊德：他不是派下去做排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或第五名的记者。他有人指导，没人自上而下给他发命令。纽约时报：编辑们承认他在全国新闻部得到的指导还不如他在纽约本地新闻部的时候多。他被派去调查相互争斗的执法机构，一个令人困惑的题目，本来应该用来测试最有经验的记者的本事。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投入地开始工作。尼克·福克斯(杰森·布莱尔在狙击手事件报道的主要指导编辑)：大家都觉得他急于给我们一个好印象。纽约时报：吉姆·罗伯茨、尼克·福克斯承认上述声明本该引起更大重视，他们当时确实没有要求布莱尔给出文中提到的线人的姓名。尼克·福克斯：我不能想象自己接受他这种将信息用作文章事实基础却没有透露线人姓名的做法，假如我们事先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假如有人说“当心这人”，我一定会向他所做的一切提出疑问。我甚至不能想象自己还能接受这篇文章，假如我事先知道纽约本地新闻部的编辑们基本上不相信他。纽约时报：豪威尔·莱尼斯、杰拉德·博伊德同样没有要求他给出信息来源的姓名。他们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没这个必要。豪威尔·莱尼斯认为当时没理由要吉姆·罗伯茨警惕杰森·布莱尔之前惹的麻烦，一点都不知道报社遇到的是“一种病态的误传、造假和欺骗的习惯”。相反，按照他的赞扬他认为可以成为典范的文章的做法，他给布莱尔发了一封信，说他做得非常好。 2002年12.22发表封面故事，再次引用没有透露姓名的执法人员的说法，解释为什么“所有证据”都会认定穆罕默德的十几岁同伙李·马沃才是开枪的人。 纽约时报：联邦检察官小罗伯特·霍兰召集新闻发布会予以公开指责：“我不相信任何参与调查的人会泄露消息，因为文章里面有太多地方错得太离谱。”杰拉德·博伊德显然很关注小罗伯特·霍兰的指责，因为他曾多次要求吉姆·罗伯茨联络对方，希望他能具体指出布莱尔文章里的错误。杰拉德·博伊德：我找过吉姆，跟他说，“我们得彻查此事，因为杰森是有问题的。”纽约时报：吉姆·罗伯茨不记得杰拉德·博伊德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任何编辑要求布莱尔给出其线人的姓名。但吉姆·罗伯茨说他曾跟杰森·布莱尔做过一次比较一般的讨论，希望确认他的线人知道他报道的是什么题目。经过多次努力，吉姆·罗伯茨终于找到检察官小罗伯特·霍兰。小罗伯特·霍兰：这是一个僵局，我是不会告诉他哪里说对了哪里说错了的。我意识到他对他们可能发表了不真实的报道而真的感到很担心。……现在我不知道布莱尔是不是只是不巧遇到一个坏的线人。同样可能的是当时他坐在家里写小说。纽约时报：吉姆·罗伯茨承认小罗伯特·霍兰确实抱怨文章泄露消息，但没提到杰森·布莱尔可能是在编造情节。豪威尔·莱尼斯认为报社处理两篇报道的方式是合适的。“我自信我们走的是正确的新闻步骤。” 2003年1月纽约时报：吉姆·罗伯茨终于得到警告说布莱尔有过不准确报道的情况，那是纽约本地新闻部主管编辑乔纳森·兰德曼悄悄告诉他的，说布莱尔经常出错，需要严密观察。但承认没把这个警告转达他的助理们，“我后来忘了”。其实吉姆·罗伯茨的助理们早已就布莱尔的工作形成自己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作者，很难找到他，常常对自己做的事含糊其辞，同时显得迫切而富有活力。 2003年3月凭空捏造事实，发表关于被俘女兵杰西卡·林奇的故事。 杰西卡·林奇的姐姐：我们都在拿他写的烟草地和牛羊开玩笑。杰拉德·博伊德：事后看来，一个全国新闻记者连续4个月到处采访却从不报销差旅费，当然有问题，应该引起注意。 2003年4月 纽约时报：圣安东尼奥快报向纽约时报投诉布莱尔剽窃他们的报道，4月29日，吉姆·罗伯茨要求他作出解释。吉姆·罗伯茨：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做了你说你做过的事。他看着对方的眼睛说是的。小亚瑟·萨尔茨伯格(时报发行人)：这大概说明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建立这个庞大的新闻机构的沟通。……做这件事(指造假、剽窃)的人是杰森·布莱尔。我们不要妖魔化我们的行政人员，不管他们是部门编辑、主编还是，恕我直言，我本人。 2003年5.1正式辞职纽约时报：5.11调查报告发表。 相关简妮·库克的“虚拟吉米” 1980年的9月，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一则令人揪心的故事。 一个年仅8岁的海洛因吸食者，这个叫吉米的男孩，一个在华盛顿贫民区内饱受猖獗毒品交易摧残的受害人。他成长于毒瘾、暴力和绝望之中，小小年纪就在其母亲的同居男友教唆下染上毒瘾。 记者简妮·库克(Janet Cooke)在这个著名的新闻故事里绘声绘色地描述到：“吉米是一个8岁大的第三代海洛因吸毒者，一个早熟的男孩，有着淡棕色的头发和天鹅绒般的棕色眼睛，而在他那皮肤细嫩的孩童的手臂上，布满着斑斑点点的针孔……”在这篇名为《吉米的世界》的报道中，简妮·库克还提到，小吉米的志愿，竟是长大以后能从事贩卖海洛因的“工作”。 这个故事瞬间激起极大反响，引发广泛争论。很多人要求简妮库克说出这个男孩的所在，好让他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救助。然而，库克拒绝了所有这些热心人的好意，理由是，她有必要保守这个机密，否则其人身安全将遭受毒贩的威胁。而与此同时，华盛顿市政府则展开了一个深入的搜索，力寻吉米的下落。 随着吉米的悲惨故事引发公愤，有关的传言也开始在城中悄悄浮现，那就是——这个吉米根本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只是简妮·库克一手“塑造”的。面对不利传言，华盛顿邮报力保库克，对一切传言均予以否认。但是，到了1981年3月，就在库克凭此报道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时候，事情败露了。邮报的编辑发现，库克在其提交的各种资历证明中作假。于是，他们严正要求库克必须提供有关这个吉米是确有其人的证据。面对质询，库克终于坦白，她的吉米纯属一个捏造的故事。随后，简妮·库克引咎辞职，而在事件中蒙羞的华盛顿邮报退回了有关的普利策奖项。 一年之后，简妮·库克出席了菲尔多纳胡(Phil Donahue)的节目作自我披露。为自己当时迫于工作高压所犯的过失深表自责。当时的华盛顿邮报，仍延续着1970年代揭发水门事件这一新闻杰作的意气风发，整个工作环境压力甚大。简妮·库克说，很显然，当时有许多街头线索暗示着一个类似吉米的男孩的存在，只是她没能把这个真人找出来，最终，她捏造了这个故事，好向一直对她施压“要做出点什么”的编辑交差。 某个角度来讲，吉米的故事的确反映了存在于美国城市深处某些阴暗角落的真相，即便故事仅仅是一个创作出来的故事。但勿庸置疑的是，作为新闻从业员的简妮·库克玷污了这个讲求公信的职业。 之后，简妮·库克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1996年她曾再次现身接受过GQ杂志的采访。有报道说她在事发后曾在华盛顿做过商店的店员，摆弄过一个以其自身故事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曾嫁给一位律师并迁居巴黎，但此段婚姻最后以失败告终。(陈海萍编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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