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博士

　　在今年的伊拉克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刻，我们的新闻界几乎还没有来得及总结这场大规模的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得与失，非典报道战役就开始了。有许多传媒学者预计，在伊拉克战争报道结束后，中国会出现一次研究这场战争报道的高潮，但是非典报道推迟了这种研究。在央视四套节目中，在我们经过20多天开始逐渐习惯了的伊拉克战争特别报道时段，我们 看到了关注非典的特别报道，伊拉克战争报道和非典报道的交替进行，让我们在战争与和平的两种灾难境地中焦虑。

　　在这次非典报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推迟媒介的报道或者隐瞒信息的传播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事情，因为非典的传播不同于伊拉克战争，也有别于矿难，我们晚知道或者少知道伊拉克战争，顶多是影响了我们与世界的某种同步，而矿难虽然可怕，但是它毕竟常常是局限于某个地区。非典则不然，它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在人类与非典的战斗中，没有局外人。假设我们许多人更早就知道了非典传播的严重性，那么这些人后来的日程安排还会照常不变吗？

　　很久以来，战争离我们已经越来越遥远了，同样，突发的重大新闻事件似乎也离我们的新闻界越来越远了，我们很多新闻人已经有点习惯于更多的非事件性报道和越来越规范的新闻发布会，策划已经成为新闻界越来越时髦的词汇，所有的新闻事件好像都在我们新闻界的掌控之中。我们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古老的新闻定义，那就是还有没有足够的突发新闻？换句话说，我们的新闻是不是应该越来越琐碎化、日常化和娱乐化？现在伊拉克战争让我们通过电视靠近了战场，而9.11和非典事件让我们最大限度地感受到了重大突发新闻事件的影响力。

　　伊拉克战争报道和非典报道有一点类似，那就是当这种重量级的报道出现时，别的报道很难进入公众视野，结果是这样的报道铺天盖地，可以贯穿央视的整个《新闻联播》节目时段。虽然我们很多新闻人在平时常常梦想自己报道的新闻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议程设置力，但是遗憾的是，它似乎是很难由人为安排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说这次非典报道并非政府的议程设置。事实上，我们过去最熟悉的典型报道很少真正产生巨大影响，这又证明了传媒的议程设置并非随心所欲。

　　在北京的某些非典隔离区，我们看到，不仅仅楼区里被隔离的人群需要新闻媒介，街道给他们送来了报刊，他们还会在家里看电视和听广播，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也通过电视媒介从外面看到了里面的他们，这不是对个别人隐私的关注，也不是娱乐化的真人秀，这是人类对自身的审视，是我们彼此的人文关怀。

　　不难发现的是，我们的新闻媒介在今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央视的伊拉克战争直播到新闻界的非典报道，我们开始看到了真正的重大新闻事件报道。在这种报道的背后，肯定有政府的推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肯定不能忽视的是，像非典这样的重大突发新闻事件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所以它必然有一个十分强大的民众舆论基础。如果说伊拉克战争牵动的主要是我们的国际注意力，那么非典事件聚焦的就是我们的国内注意力。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非典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媒介公信力的重要性。早些时候，一说到媒介的公信力，很多业内人士都把它看成是一个学术概念。今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这个概念的具体化。比如说，一些人不大相信媒介公布的非典数据。那么，是不是外电传达的中国非典数字就可信呢？其实很多人也不相信这种数据。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以及某种文化上的差异，西方很多记者在报道中国问题时经常带有某种偏见。

　　在充分的新闻报道情况下，谣言和所谓的小道消息是不是就会绝迹了呢？从这次非典事件的报道过程看，未必。也就是说，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以及小众传播在类似于感性传播的非典报道中会有效地交织在一起，想要完全依靠一种传播形态来控制信息流动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如何看待社区传播，这是我们过去一直比较薄弱的一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主流媒体在这些年已经开始淡出很多社区了，媒介城市化，或者更极端地说是媒介都市化的过程也必然伴随着某种商业化，而这对于社区传播来说，冲击是非常大的。

　　坦率地说，这次非典报道中有关医务人员的电视镜头是很感人的，这当然不是因为电视台的煽情能力，而是由于非典事件本身的巨大震撼力。可圈可点的当然还有网络，这不仅因为人们在特殊时期对报刊纸张本身的某种担心，更重要的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几种传播形态，它既有大众传播，也有小众传播，甚至还有个体传播。

　　在这次非典报道中，我们比较欠缺的是信息量。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一说到信息时代，几乎都会联系到信息爆炸，好像我们已经从信息饥渴时代步入了信息过剩时代。但是，在非典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重大突发新闻事件往往会造成信息饥渴，即便是在我们拥有强大传媒的今天。在这种时候，信息量大往往意味着具体化，宏观叙事在这时常常是事倍功半。我们的口号应该是具体、具体、再具体。

　　非典报道和伊拉克战争报道不同的是，伊拉克战争报道几乎使我们拥有一个视觉中心，它就是央视四套的战争直播室。而在非典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信息传播的分化，也就是说，很难通过一个电视台的演播室来扮演信息汇总中心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的多样化就显得十分重要。

　　(作者系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