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总编刘韧：我们这样逼近真实

　　采访开始了，对面的他侃侃而谈，我在记录。我突然迟疑了一下，我问自己，我这样一字不漏地记下来，然后传递给读者，但谁能保证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呢？如果有真有假，我们又如何分辨，他说的，那句是真，那句是假？

　　我们当然可以察言观色，但他久在江湖，经历多少惊涛骇浪，早已是泰山崩于眼前而面不改色。这样的他要想在我们这些稚嫩记者面前隐藏些什么，其不是易如反掌？

　　他是一个大人物，他不会有失体面，轻易撒谎，但他依然可以在保证不说一句假话的前提下，误导我们——他只要不提供和他立论相反的事实，我们就无法知道事实的另外一面。商海之中的他会提供不利于他的事实吗？他的企业、他的事情允许他为一时之快吐露心扉吗？

　　记者的确可以寻着一些蛛丝马迹，和他斗智斗勇，但企业家的智商一定比我们高，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一定有能力在他不愿意的情况下，采访到他不愿意提供的事实？

　　那天，想到这些问题，无阻的失望涨满心头。记者不是法官，没有警察和检察官帮忙搜集事实，记者严重地依赖被采访对象，而被采访对象能够依赖吗？“有些真话，不方便透露，但可以保证没说一句假话”已经成为一句可以冠冕堂皇的表白，但有些关键的真话不说，比说假话透露的信息更少，更具有欺骗性。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被采访对象的叙述不仅会被他的利益立场左右，还会受表达方式、问答方式、时间等等因素影响，所以，越是富有经验的记者所做的采访越深入，就会对自己所得到的材料越怀疑。

　　记者和媒体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通常是：采访更多的代表不同利益的当事人，以免被一方误导和蒙蔽；另外一个办法是，搜集被采访对象关于同一问题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述。在互联网作为检索工具之后，这种方式和方法变得高效而实用。这样做之后，记者会得到关于一个事件不同的叙述，这当然会比只有单一一种声音的叙述要好，但接下来的问题是，面对互相矛盾的叙述，记者该听谁的？信谁的？是两个都信一点？还是谁的都不信？

　　撞车了，两个司机的叙述里都没有自己的错，都是对方的错。警察可以通过勘测现场，得出最后的处理决定。记者不行，记者尽管也可以调查，但在很多情况下，记者的调查能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记。

　　记者怎么办？记者首先要放下架子，承认自己将要做的这个报道，只是自己的一个假设，而非事实本身。承认这个前提很重要，有了这个前提，记者在行文时，就不会自以为只有自己得到了事实真相；就不会只提供一种逻辑、一种解释时，还理直气壮；就不会被人误导了，还自以为自己在捍卫真理。这个前提至少有助于记者解决心理上的刚愎自用，从而使自己所写的新闻具有平衡性。

　　我们经常赞叹某篇新闻作品立意新颖、视角独特，这些赞美的另一面其实就是指这篇文章“强调了某些材料、忽略掉了某些材料”。精彩的新闻作品往往更不是事实本身，它只是事实的一个侧面。

　　一篇新闻作品的张力和价值，在于它能够同时提供多少个逻辑以及支持这些逻辑的材料证据。在同一篇新闻作品中，容纳多种逻辑以及支持它们的材料，而又同时保持住作品鲜明的主题与个性，需要高超的两难均衡能力。这对记者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新闻作品要做到主题鲜明、主线清晰、能打动人，记者就必须有立场，而且要为自己的立场激动不已。如果记者连自己的都说服不了，他又怎么能打动读者呢？此时的记者应该是感性的。但记者又不能自始至终处在自己假设立场的激情之中，好的记者，应该时不时地跳出自己的假设与逻辑，站到侧面或者对立面，对自己正在进行的叙述进行反驳。但这种反驳必须简短而有力。简短是为了在跳出自己逻辑之后，能迅速地收回，不至于影响到主线的清晰；有力是指真心地、认真地去寻找打破自己假设和逻辑的材料，而不是虚假地“为了平衡而平衡”，摆个客观的样式而已。

　　孔子叙事的时候，为了做到客观，坚持“述而不作”。即便他是圣人，我们也不相信他真的能够做到“不作”。叙述只是这个世界的感知，在感知的世界里，世界只是我们的表象。新闻作品容量有限，作者必须选取这个事实，舍去那个事实，这是文章形成的必须。而选取和舍弃的过程，就是“作”的过程。既然“述”了，就不可能不“作”。“述而不作”在道德完善的人那里是一句警句，时时提醒自己要客观，在道德不完善的人那里只是一个不容读者怀疑其作品真实性的借口。

　　在叙述的问题，我们赞成杨小凯的方式：首先，承认自己的作品只是自己对事实的一个假设，因而，不排斥其他人对同一事实的不同假设；其次，在作品中指明哪些是我们的假设和定义，哪些是我们模型，哪些是我们的论证和推理，哪些是我们提供的用以验证假设的证据材料。对一个记者而言，他用以证明假设的证据材料比假设本身更重要。记者要能让不同意他假设和意见的读者，读了他的文章也有所获。对记者而已，观点和假设只是统领一组证据材料的工具，它本身的意义并不大。它最大的价值是使一组杂乱无章的证据材料便得条例清晰，便于阅读。

　　以提供证据材料为自任的媒体应该相信读者比自己聪明，应该自信，读者在的引导下，自然能得出他们自己更为合理的结论。他们的结论可能和本刊的假设背道而驰，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媒体没有管辖读者意见的权力和义务。(刘韧，作者为《知识经济》杂志总编，谨以此文祝贺新浪传媒频道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