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说，她是“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

　　第一波：“琼民源”创刊号卖了5万册

　　杨澜：92年开始你做《工商时报》的记者，一直到现在，那也过去了近十年时间了，所谓在这样一个中国经济的转型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然作为一个记者，他有许多很有 戏剧性的故事要写，但同时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胡舒立：我觉得确确实实，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对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整个社会经济现象，社会经济政治现象的理解过程，对它的复杂性的理解，是很多时候回过头才能看到的，因此迫使一个记者，应该有比较复杂的头脑，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记者可能比外国记者还要复杂，因为他要解释那么复杂的社会现象。

　　杨澜：《财经》杂志揭露了很多股市操纵的，还有什么基金黑幕。如果要报道这些黑幕的话，压力会有吗？

　　胡舒立：这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次压力就是《财经》杂志创刊号。当时有个通知说不让报“琼民源”，但这个通知我也没见到。

　　杨澜：是不是就你假装说你没见过？

　　胡舒立：但我听说过，说不让报，但我想不让报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他们又不能决定这么多人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是事实对，所以当时我们就写，写完了后就登，然后这期创刊号卖了五万册，特激动人心。当然，事后我向有关部门做了解释。

　　杨澜：你态度特诚恳啊。

　　胡舒立：反正就是说以后我们不这样了呗，那次压力比较大，琼是1996年停牌，到1998年还没有消息。你说我们当时要创刊，我们一开始就想写一篇批评证券市场的不公平现象，当然觉得这个案子是最好的嘛，就准备好写这个。

　　杨澜：后来你又写了著名的《君安震荡》？

　　胡舒立：大约四个月后，我写了《君安震荡》。当时就想写不写。哎呀，犹豫啊，最后就是写完稿子后，就想登不登，最后想想还登吧，结果发现证监会也没事儿。以后我们所谓有点风险的那种稿子挺多的，像关于电信问题，体制改革我们都谈过一些东西。

　　第二波：《基金黑幕》最高道理是公开

　　杨澜：但是2000年10月份，你们做了个《基金黑幕》，几乎是中国所有基金管理公司都被你们点上了。

　　胡舒立：十家公司联合发表了严正声明，在《中国证券报》和三大证券报发的，那次我们压力还比较大。应该承认这个，因为至少我们发表之前，它是一个上海交易的一个研究的东西，发现基金这个新生事物，两年当中在市场里有违规操作，而且认为他们并没有起到所谓稳定市场的作用等等，有很多黑幕。然后我们有记者配合采访，发现基金里头，因为它们的名字实际上都是过去国有的证券公司，发现管理上出现许多问题，包括许多腐败现象。比如说在桑拿浴间里头接庄，接庄家的庄，一块钱一股，然后浑身什么都不穿，因此没有录音机，当然这个我们不可能直接指证。但这都很确切的，我们都是反复调查确认的，我们只是保护消息提供者，不能说出是谁，但是我们这个很确定的。

　　杨澜：那次你还是顶过来了。

　　胡舒立：我记得刚登完后，证券界工作很多年比较熟的人，打电话说，意思说基金是新生事物，然后说我们一贯支持中国就是要培养机会证券投资者，说你批评一个具体的事件或批评一家公司可以，你怎么打这么一个行业，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当时报纸上对我们有各种批评。当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批评就是说，你说的这些事不稀奇，再说他们比这严重的多的是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又说，对基金新生事物，要爱护它，对改革开放新生事物，我们要小心呵护它，你好像太不顾后果。我最听不惯的就是这个观点，我说第一，他黑不黑是另外一回事，你告诉我更黑的事，我也挺愿意登。有一个我觉得，世界上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登，你这个道理不是大道理，保护新生事物的道理比你大。但我觉得证券市场最高的道理就是公开、公正、公平，第一就是公开。

　　杨澜：特别作为媒体。

　　胡舒立：对，我这原则比你高，你是自赋的历史使命，他说什么有历史使命，要负责中国的将来怎么样，所以你得保护我。我才是新生事物，两岁的婴儿，你要保护。我说没有那么一说，然后我写了篇文章叫《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

　　杨澜：这是你写的吗？

　　胡舒立：对，我写的，我觉得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我觉得这主要怎么理解自己新闻的角色。

　　批评性报道苍蝇老虎坏的就打

　　杨澜：你的杂志做了不少揭露性报道，你怎么看批评性报道？

　　胡舒立：我觉得如果这种所谓揭露性的，报道还是要有比较充分的事实，比较严格谨慎的调查研究，像我们做“银广夏”的报道，八月份做的，影响比较大，就是揭露宁夏一个上市公司的造假。

　　杨澜：整个造假，不光是改财务报表，生产线也都是假的。

　　胡舒立：海关报关单都是造假，生产线有，根本没有生产出足够的东西，我们厦门的记者都跟踪一年多了。我们觉得打蛇要打七寸，中国证券市场相比较是个相当透明的市场，就是说你去采访他，他要接受你采访，还是要跟你说的，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它财务毕竟还是有报表的，还是可以查的，可以通过公开文件研究的。其实过去对这些公司的批评就有，但是为什么批评完了没有作用呢？所以我觉得关键不是批或者不批，关键是能不能打到七寸上，能不能打到关键。我觉得如果我们做证券市场这些揭露性的东西，我们可能更追求的还是确切、确实，可能没有功夫想苍蝇和老虎，坏的都想打。

　　杨澜：我前不久采访李敖，他骂人算骂得很凶，他很神秘地说，你知道为什么我骂人骂了那么多年骂得那么狠但是没有人来害我吗，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没有断过别人的财路，可你是断了别人的财路的。

　　胡舒立：对，但我们在保护另一些人的财路，更多的人的财路。所以我觉得有好多人提过这种危险的问题，我也不能绝对排除，因为我自己还无所谓，主要还要包括底下记者，我当然觉得还要替他们着想。

　　杨澜：你觉得是什么让《财经》有了自己的锋芒，为什么一些很大的事情它能写出一些有份量的东西来，按理说它也才有三年多时间。

　　胡舒立：我觉得可能和我们的方针一开始确定的“独立、独家、独到”有关，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要独立报道，然后完全通过深入采访、独立的判断。杨澜：有没有人试图给你红包吗？胡舒立：其实红包的问题是一直有的，我们一般方法就是不去，因为有一些新闻发布会我们就不去，或者去的比较晚，就不拿。

　　曾看不起记者职业

　　杨澜：我在一篇报道中看到你的家庭当中有不少成员都是从事过新闻行业的，比如你的母亲、阿姨，还有外祖父，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对你后来走上记者的道路有什么影响吗？

　　胡舒立：我想这么一个职业，应该说因为从小家里很多人都在做这项工作，使我对这个行业不感到陌生，并且可能在写作上，另外在采访上可能给我一些信心。另外从他们自己的角色出发，对我也有很多批评。比如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到我外公家去，到现在我还觉得很不平衡啊，我到外公家去，不知道他怎么发现了我的缺点，他说这孩子有才子作风，然后我写在日记上“今天说我有才子作风”，我说什么叫才子作风啊。

　　杨澜：可是到了1978年，你考上人大新闻系的时候，听说那时候你是非常看不起当记者这个行业的人，是不是？

　　胡舒立：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矛盾的，因为一方面，记者这个行业对很多人都有吸引力，我也不在其外，何况我还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他们热爱这个职业，我应该尊重这个职业。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新闻业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摧残，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完全控制著名的什么两报一刊、“梁效”发表的那些文章，以后做新闻就变得耻辱色彩很重。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搞新闻有没有可能，就是真正地实现这个新闻应该实现的社会角色，觉得还是没有把握的，所以那时候学校都有所谓“钱嘉学派”之风，大家都喜欢去搞很具体很专业的研究，不愿意做直接干预社会、对社会生活影响太大的事。杨澜：那后来什么事让你改变了呢？

　　胡舒立：我其实就是在大学四年教育结束之后，我已经不可能不做新闻。因为一旦做新闻以后，你发现隔行如隔山，你干别的你还得重新学，是不可能的，而且发现自己还很适合做新闻的。另外当时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中国政治形势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尤其到1982年的时候，出现打击经济犯罪，报纸上出现很多批评报道，这些就使得我对新闻的功能、机遇都有一些了解，再加上我又不可能干别的，所以我就开始干新闻，我想做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嘛，一个人只能干一件事。我就把这个做好。

　　我有点孤傲但很直率

　　杨澜：我看到你写了一本书叫《微观美国》里边提到，你在大学时代有个同学比较狂、或者自恃各方面都比较高，你是不是这样一个成名欲非常高的人？

　　胡舒立：我觉得我可能属于稍微有点孤傲的那种类型，就是说我可能心里会觉得你也不怎么样，但我自己也不想说一定要超过别人，让人家都承认我，我可能好像也没有这么高的信心，我觉得我没有这么胸怀大志吧，我只是觉得做一件事情应该尽可能把它做好。

　　杨澜：你一直是一个很有正义感、嫉恶如仇的人，因为搞批评报道是有很多对抗性的，一般被认为女性不太愿意从事直接对抗的行为。

　　胡舒立：我觉得我可能比较直率，比如大街上看人打架，我喜欢说：“喂，你们别打了。”有一点这个素质，但我觉得做批评报道也好，或者做一些客观的，并不是光是单纯的表扬稿也好，我还是追求对新闻角色的理解，追求新闻的正直性，我其实倒不一定觉得非得横扫一切也好，非得特别振奋人心的那种想法，不是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还是个正直的角色选择问题，我可能比较追求做正直的新闻。

　　第一次采访经济什么都不懂

　　杨澜：可是据说你第一次采访吴敬琏的时候，你还感到采访很不成功是吧？

　　胡舒立：那是1993年的时候，我觉得经济挺难的，我刚到《工商时报》的时候，原来是做政治报道的，刚到《工商时报》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你要做金融经济的，要懂得国际的金价、汇价、油价，我一听就烦了。

　　杨澜：都是数字。

　　胡舒立：啊，我一听就发晕，然后第一次采访的时候，采访吴敬琏的，当时要谈金融改革，我想做一个金融改革系列报道，第一个就找他谈。我觉得吴敬琏不是个很好采访的人，他特别要求你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这种滔滔不绝的，他一定要看到对手能够讲出东西来，而我当时水平很低，什么都不懂。谈完后，据说吴敬琏跟人家讲，哎呀，她怎么不懂经济呀，很遗憾的。但是当时他给我指定看一批书，他已经很耐心，他说你要看。当时是1993年夏天吧。他说你要看哪篇文章，看我写的文章，看哪些哪些东西，然后他到烟台去出差，去休假也不知干吗，反正让我看，然后我可怜哪。看完以后然后再重新听他讲的话，听录音，每句话再想上下文指的什么意思，听完最后才整理抄送给他。他说，悟性还行。

　　不怕别人说自己不够女性化

　　杨澜：你做主编的这个杂志里你是用什么样的风格来管记者呢？

　　胡舒立：我觉得《财经》杂志是团队合作，因为《财经》杂志特别讲究编辑后期的修改，而且特别讲究合作精神。

　　杨澜：你觉得在体制内工作，或者在体制边缘工作的时候，你觉得独立思考难吗？

　　胡舒立：我觉得其实记者独立思考关键在自己素质。我觉得记者职业上，关键在于自己把握选择，但是我想可能到《财经》以后这种独立思考的压力更大，就是一定要这样做。

　　杨澜：你怕别人说你不够女性化吗？

　　胡舒立：我不怕，这是个特别普遍的问题，好多好多人都特别怕。

　　杨澜：而且你写到，这个比喻怎么来说呢，“得不到你青睐的是狐狸”。

　　胡舒立：我的意思是所有的女性是既怕性骚扰，又怕别人不喜欢自己。但是你刚才说我不怕，我觉得我是不怕，但我也不是说我没有那种动摇的时候，我是忽然发现有那么多人那么清楚地在怕，我想我可不能怕。

　　杨澜：但最让我感兴趣的，还不是那篇关于酸葡萄的文章，很有兴趣的是有一篇关于男人挣的钱为什么少了，就是那些和职业女性结婚的男人，他们在美国的平均收入，比女人做家庭妇女的那些男人相对要低一点。

　　胡舒立：对。

　　杨澜：你现在家里，先生挣的钱多还是你多。

　　胡舒立：我觉得可能我多。

　　杨澜：这种情况恐怕短期之内也不会改变，你会不会对你周围的男性形成威胁、压力？

　　胡舒立：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你去问男性吧。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杨澜：你有没有想过，你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比如说在你领导这个团队里，你会有意地让男性不要太受到过多你的压力吗？

　　胡舒立：我觉得我在性别角色上没有这么复杂，可能跟家庭环境有关，因为我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心理无比平衡和自信，恨不得最好我赚钱他不干活，当然他还不至于(这样)。

　　杨澜：在工作中你是非常知识分子的，但您在情趣方面喜欢比较通俗的电视剧、武侠剧，有这一说吗？

　　胡舒立：休息的时候，我经常非常庸俗，有人打电话来，我说别别别，让我看完这集《笑傲江湖》。我觉得大众电视已经俘虏了所有的人，包括我，不过没事，你的好看的节目我照看，你的阳光节目我照看。

　　杨澜：你对自己的期许是不是满足于做财经杂志主编，是不是还有更高的想法？

　　胡舒立：我经常希望我是没有机会的。但是每次都不幸地发现还有机会，我最希望一点机会都没有。

　　关于胡舒立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任《财经》杂志主编，《中华工商时报》首席记者。1978年高考恢复，报考北大中文系的胡舒立被阴差阳错地招入刚复校的人大新闻系。

　　1982年胡舒立毕业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当记者。第一篇有影响力的报道是在1985年，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

　　1985年胡舒立被派往厦门做驻站记者。

　　1985年，美国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的邀请，为期5个月在美国的访问，让胡舒立对自己从业的思考又一次发生了转变。

　　1987年的8月胡舒立拒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回国后写成《美国报业见闻》一书并在1991年出版。

　　1992年胡舒立从任职10年的《工人日报》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

　　1994年胡舒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为期一年的学习。选择研读发展经济学。

　　1995年，她获得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

　　1998年《财经》创刊，胡舒立任主编。

　　成名事件：

　　胡舒立率领的《财经》杂志推出《基金黑幕》等力作，从而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地震。《财经》杂志一夜成名，胡舒立也因此被《商业周刊》冠以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围绕中国股市的一场大辩论席卷而来。胡舒立又在《财经》杂志上推出了《庄家吕梁》等力作，揭露中国股市的种种劣迹。这场辩论的最终结果是促使高层痛下决心整肃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

　　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50位“亚洲之星”近日揭晓。引人注目的是，这项定位为改革前沿领导者的称号授予了一位财经记者--《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这是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

　　新浪天堂隆重发布，百万玩家迎接公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