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与非典患者密切接触，而从5月上旬开始被隔离。其间，北京的非典病例，已呈逐步下降趋势。但以我隔离期间的耳闻目睹，觉得正如专家所言，还不是庆功的时候。防治中的疏漏尚存，形式主义和低效率令人不安，一旦放松警惕，北京市还有可能爆发新一轮疫情。

　　“比中头彩还难”

　　5月6日，当刘行(化名)来到办公室，向我报到并听取工作安排时，谁都没有想到，几天以后，他开始出现“那种”症状。5月12日，他被医院确诊为非典。

　　刘行是4月初从海外回来的。4月中下旬，他回南方某省老家探亲，乘火车于5月26日回到北京。这段时间前后，正是该省非典频发期。

　　回到单位后，不知为什么，他却并没有按照规定被隔离，而是立即被安排到我的处室上班。还好，因为有一个“五一”假期，所以，5月6日才正式到岗。

　　据与他有过接触的另一位同事讲，5月7日，即听他咳嗽，于是开玩笑说，非典流行，你莫不是非典了。刘说，昨夜感冒了。

　　5月9日，他感到发冷，是提前下的班，回到了家中。次日开始发烧。11日，有同事去他家，看他情况不好，便催促去附近医院的发烧门诊。结果，判定为非典疑似住院。12日，确诊为非典。

　　这一天，北京新增非典病人48例。有9人死亡。没有想到，其中一例，即是由我的处室“贡献”的。我老婆说，这比中头彩还难啊。我倒觉得像是科幻一般。

　　确定隔离对象

　　我工作的单位是有着上万名职工的中直机关，本身对防治非典极为重视，把它当做政治任务来看待。单位一把手亲自担任非典防治小组组长，各部门也都成立了相应机构，并制定了严格的措施。

　　不幸的是，执行中也有疏失。刘行返京后，首先，没有被隔离，返京十天后上班，应该说还在病毒潜伏期。其次，“五一”前后，不少单位都采取灵活上班制度，让职工分批轮流在二线或在家中工作，但我所在的部门却以加强纪律为由要求大家尽量都来上班。

　　我们的工作环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大办公室，又被称作“大平面”，每人在各自的电脑前干活，彼此间用一块挡板隔开。大平面约有数百人同时工作。这一周，与刘行一起上班的，仅我的处室便有二三十人。他们本来是实行三班倒的，无事时可以不来，但因为上级强调考勤，也被叫来了。

　　刘被确认为非典后，引起了高度重视。部门连夜开会，我和一位副处长列出了一个本处室认为应被隔离的人的名单，为22人，他们与刘行一起工作，座位都与他比较近。

　　但是，最终由部门报到上级那里去的名单，却仅有六人。

　　是否是报上去的人多了，便影响不好呢？防治非典，毕竟是与政绩相关的，这里有一个责任问题。另外，那么多人隔离了，日常工作难以开展了。但这仅是推测。

　　我负责的处室，是部门最大的一个处室，也是最主要的业务部门之一。与刘行可能有过接触的人，占了处室人员的三分之二。

　　我觉得，应该说，事发后，部门领导还是负责的。一把手很着急，都吃上了速效救心丸。许多领导夜不能眠。

　　部门领导认为，他们的处置措施，是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实行的。隔离的对象，都是经过严格甄别的。

　　密切接触者

　　卫生部5月9日发布了《非典密切接触者判定标准和处理原则》，其中，有的与我们处室的情况很相似。

　　比如，乘坐全密封空调客车时，与病人或疑似病人同乘一辆汽车的所有人员；乘坐通风的普通客车时，与病人或疑似病人同车前后三排座位的乘客和驾乘人员。

　　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曾与非典病人或疑似病人自其出现症状前三天起，有过较长时间近距离接触的人员，包括与病人或疑似病人在一个教室内上课的教师和学生；与病人或疑似病人在同一工作场所(如办公室、车间、班组等)。

　　这些，按卫生部的规定，都属于密切接触者，需要进行隔离。

　　刘行工作的办公环境，平时密闭，使用中央空调，最近，因为非典没有用，打开了几扇很小的窗户。这里人员很多且密集，空气不太好。

　　我家所在的某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单位居委会的人士均认为，当时与刘在这样一个封闭空间里共同上班的，不管有没有说过话，都应是密切接触对象，都应被隔离。

　　有关专家还认为，我单位所在地区的疾控中心，应派督察组去了解情况。但此事最终没有结果。

　　周二，我们把这样的担心向领导作了反映，建议扩大隔离范围。可能是意识到了有不妥之处，领导又让没有被隔离的人写材料，自己汇报与患者有过什么样的接触。然后，把材料再上报，让更高一级领导去决定要不要隔离。

　　这样决定下来的，又有五位。时间是5月16日。这时，距患者住院已经五天了。

　　但是，仍没有执行同一办公室内全部隔离的原则。还有一些人，实际上已经安排上班了，有的人，就坐在很靠近刘行的地方，差不多也就属于“前后三排”。

　　我因此有一种想法，那就是，似乎从一开始，就应由疾控中心的专家来确定谁应被隔离，谁不应该。毕竟，我们不是专家。但谁来管这件事呢？

　　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组疫情分析专家徐德忠说，非典的特性当前还是一“触”即发，即和非典病人无防护接触的患病机率很大，因此如果一旦放松警惕，北京市还将爆发新一轮疫情。

　　隔离点的问题

　　事发后，单位便考虑，要把我们这些密切接触者拉到房山的一个招待所去集中隔离，一人一个房间，不让外出。

　　我家住在城西某区。该区的疾控中心也打来电话，要求我去当地一家宾馆隔离。这是这个区专门为非典密切接触者指定的隔离场所。

　　“可是，谁付住宿费呢？”我问。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疾控中心的人说。

　　“那我还是在家等等吧。”

　　“那么，好吧。”

　　次日，单位来电话，说又不准备去房山了，催促我去疾控中心指定的宾馆报到。因此，我又向疾控中心打电话，申请去宾馆。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对方似乎有些冒火。

　　“你这种情况，不需要到宾馆。”她又问了问我家中有无上下水之类的情况，说了上面这番话，并要了我单位的电话。

　　最终，单位与疾控中心交涉的结果是，决定我在家隔离。

　　疾控中心说，你可以让你爱人去亲戚家住嘛。

　　但，现在这是不太可能的了。所有相识的人，这时都谢绝和我们交往了。

　　我处室还有一位同事被隔离，而她的爱人，却仍被要求到单位上班。

　　非典恐慌弥漫

　　刘行发病和我们被隔离的消息，通过单位的内部简报，很快传达到了各个部门和各地的分支机构。我们的名单也被报到了社区。人们都既关注我们，又都躲得远远的。

　　张琳(化名)是另一位密切接触者。她被隔离后的第一天，就被气哭了。

　　原来，她居住的社区有人打报告到我们单位，反映她还在出去买东西。她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她一直足不出户。

　　还有一次，她打开窗户，便看见五六个人在窗下，鄙夷地指指点点，说，那个人就是在这里。她还听到有人说，最好把她赶出这个社区。

　　“好像我倒是非典患者了。”她愤愤不平。

　　不过，也出现了另一种情况：有的已被隔离的，的确仍在外面活动，比如，到食堂吃饭。

　　因为没有强制和监控措施，自觉性便成为最重要的了。但这种事情谁都又不好说。

　　恐慌的流言开始在单位里广为传播，说刘已被切管，上了呼吸机，被认定为“毒王”。

　　我打刘的手机，他显得精神状态很好，称到医院第二天便退烧了。

　　他的照片则被印了出来，由专人拿着，到各个部门展示，以便发现与他还有接触的人。有人说，这涉及患者隐私，但是，领导表示，非常时期，不妨这样做。

　　到了16日，又传来了惊人的消息：我们单位某海外机构的一位职工自杀。这位职工，从北京去那里工作，一到即被隔离，不让上班。自杀即是在这时发生的。但具体是不是与非典相关，还不清楚。

　　我不由得想到了专家称作的“过度反应”。这不仅仅因为非典是一种新的疾病，还更在于它爆发在中国。在我们的国家，公众科学素养低下，另外，就是官本位文化盛行。大部分的决定，都是出于政绩的考虑而作出的。瞒报少报，以邻为壑，都是这样产生的。

　　这，只能会让病毒更加得意起来吧。

　　难得的隔离生活

　　隔离在家里，总共要两个星期，不让出门一步，出门便会成为“政治问题”。何况，还有无数双眼睛盯着。

　　老婆自然也受“株连”而成为了隔离对象。结婚十年了，平时大家都很忙，似乎没有这样面对面长时间地呆在家里过。有一种退休之后老俩口相依为命的感觉。

　　我们托人买了许多米和菜，在家里自己开火。每天，疾控中心、单位和居委会都会打来电话询问情况，问有没有什么困难。这样的耐心周到的问候，在这个时代，听上去让人感动。

　　在隔离的第三天头上，疾控中心为我家送来了一个垃圾箱，要求垃圾都扔在里面，不要乱倒，最后由环卫工人统一收走。不过，有一位同事，第五天头上才收到这样的垃圾箱。

　　听说，有的同事的家，当天便有疾控人员进行了消毒，但我的家却一直没有。有的人家得到了《隔离须知》，而我家也没有。还有的单身职工说，没有人招呼送饭，他们只好自己跑到外面的小饭馆去吃。

　　许多人打来电话来询问我情况，有外地的，也有国外的。都希望我不要被感染上，就算感染上了，也一定能够战胜它。

　　还有的人，帮助找专家打听治疗办法。还有的人，建议我多吃维生素C，并要开车送来。还有一位，干脆对我说，相信你没有问题，这样，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吧。我婉言谢绝了。这些，都给我以信心和勇气。

　　老婆比较恐惧。她在一家民营企业上班。有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事最好不要跟单位汇报，已有私企把与非典患者有接触的职工开除了。但她还是诚实地报告了。结果，在她的单位引起一片恐慌。

　　我们分床而眠，不吃一个碗中的饭，不喝一个杯中的水。但是，总是觉得，真要感染，就目前这样，也早感染上了。

　　患者被误诊？

　　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刘行到了医院的第二天，烧便退了下来。四天以后，许多指标都接近正常了，咳也不咳了。

　　对于是怎么感染上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们分析，不像是在火车上受到的传染，否则，有关部门一定会追“凶”的。但没有在网上看到相关的公示。

　　他单身一人，没有多少社交活动，坐班车按时上下班。

　　但是，据说，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莫名其妙被感染上的。

　　专家说，非典传染的途径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不可以大意。从全国疫情变动情况看，发病情况还没有绝对稳定下来，还存在今后发生疫情反弹的可能性。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情况，便是刘行被误诊了。

　　据说，有医生看了刘行的病情，说，这就是一般的感冒嘛。

　　“在草木皆兵的形势下，这也是可能的。而医院为了提高非典治愈率，说不定宁可错杀一千呢。何况，现在有经验的呼吸专业的人士很不够。”一位同事说。

　　16日晚，刘在情况越来越好转的情况下，与几位非典患者同乘一辆车，被转往小汤山医院。

　　他打来电话，沉重地说，小汤山医院条件不是太好，院里看到很多垃圾，病房是平房，本来在铁道医院还是住的单间，现在两人住一间。走廊里能看到病人到处乱走。

　　“如果我真是被误诊，那便完了。”他说。

　　我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他们对此也很无奈，说还是应该听从北京市的统一安排。

　　至此，我的隔离生活，刚刚度过了一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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