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蠕虫王到航天飞机:当安全成为一种昂贵的必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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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28日 23:14 新浪科技 | ||||
韩松/文 安全,越来越让人不寒而栗? 2003年的“开门红”,是由一连串与高技术有关的灾难开启的。 发生在1月25日的蠕虫计算机病毒袭击,使全球震惊。一个不知道来自何方的“蠕虫王”、一小段可以自身飞速复制和传送的程序,竟然导致了整个互联网的瘫痪,人类花费近20年、数万亿美元建设的信息网络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几乎在同一时间,“地球村”变成了一个个无法互相沟通的“信息孤岛”。瑞星总裁刘旭甚至认为,这一天应该作为耻辱日而被信息社会中的所有人──包括微软等IT公司、各国信息安全管理机构、各国信息安全公司和所有互联网用户──永远铭记。 而在整个1月份,各大网站和传统媒体都在弥漫着有关克隆人的恐惧。当政治家和学者们还在坐而论道的时候,邪教组织已经把克隆人真实地制造出来了。笔者记得,正是一年前,大约也在春节后不久,联合国还在开大会呼吁禁止克隆人。但我们坚持的正义,往往比我们认定的罪恶慢了一步。生命科学到底是不是一把双刃剑呢? 更没有想到的是,2月1日,美国航天飞机又一次摔了个粉身碎骨。航天飞机的事故概率之高已使人对整个太空时代打上问号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高科技的飞行器总共飞行了113次(哥伦比亚加上这次一共有28次,挑战者号是10次),就总共摔掉了两架分别价值10几亿元的飞机,摔死了14名宇航员(占世界上全部因事故死亡的宇航员的一半以上),还不包括平时出现的各种导致推迟发射的大小故障。而按照设计,一架航天飞机理应正常飞行75次至100次。去年8月,在美国宇航局从事安全检查的一名工程师曾写信给总统布什,竟称在对“哥伦比亚”号进行安全检修时竟然发现了3500多处安全隐患。 对此,我们只能说,在高技术时代,安全,已越来越让人不寒而栗。 恐惧,越来越深入大众心灵? 事实上,自从科学问世以来,技术进步便一直使人类畏惧,但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大众的心灵。 以前,这是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和与之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们操心的事情。小说中,堂吉诃德徒劳地对当时的高技术象征物风车发起攻击,而弗兰肯斯坦医生创造的杀人怪物,则是文学上对科学迷恋和反感达到极点的标志。在19世纪的英国,工匠们发动暴乱,摧毁了威胁他们的纺织厂。对现代高科技的忧心忡忡,则可以推至20世纪30年代。1939年,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对原子弹的出现提出警告。 进入21世纪后,这种恐惧有了新的变化。在爱因斯坦时代,警告还是针对少数决策者的,人们更多地是在国家的层次上谈到安全。而如今,互联网已从最初的军方用途,成为公众的必需,航天领域甚至也向旅游者开放,生物工程技术更是应用于千家万户。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安全便成为了一个极其广泛的公众话题。 我们看到,当每一起与高技术有关的可怕事件出现时,恐惧,常常首先是来自民间,并通过大众媒体以指数速率增强其效应。在此之前,我们从没有看到有如此众多的人们,跨越国界,在互联网上谈论蠕虫、克隆人和航天飞机带给他们最直接的心灵感受。 这反映出,发生在上个世纪的科技革命,已使对技术无所不在的依赖,成为了一种真正的大众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首次感到自己其实在许多方面都十分脆弱。 预言:越来越不像无稽之谈? 2003年初的几起高技术危机中,最有眼球效应的当是航天飞机坠毁,但是,在笔者看来,蠕虫事件却更具有代表性。 首先是计算机病毒攻击的频繁程度和破坏剧烈度绝对要超过航天飞机的坠毁次数。笔者还对2000年的同样的一个冬末,互联网上最大的几个商务网站包括雅虎等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陷入瘫痪的情形,记忆犹新。2001年的7、8、9三个月,“红色代码Ⅱ”、“蓝色代码”和“尼姆达”计算机病毒接连在中国范围内传播蔓延,造成一些政府机构、教育科研、金融证券等单位和行业的系统数据丢失,网络通讯阻塞和服务器瘫痪,网络安全受到严重威胁。2002年,我国许多计算机用户又受到“求职信”及其变种计算机病毒的侵害,“尼姆达”、“欢乐时光”“红色代码”三种电脑病毒再次光顾,仅海口市便有75%的联网电脑遭害。在2001年,计算机病毒造成了129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占当年各种灾害造成损失的十分之一。电脑病毒第一次被发现可追溯到1981年。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人电脑的普及,电脑病毒也飞速成长起来。据统计,仅在1999年里,每天增加的电脑病毒数达1000多种。无法想像在新世纪,计算机病毒的增长会成何种态势。 2003年的攻击应该说并不在意料之外,专家称“蠕虫王”与“红色代码”有相似处。但更可怕的在于,一些计算机专家分析了“蠕虫王”病毒的发作特征后认为,这次“蠕虫王”病毒的大爆发,只不过是病毒制造者的一次小预演,更大、更诡异的进攻还在后面。没有比坐在火山口上更可怕的了。这次攻击导致了一场更广泛的心理危机。 蠕虫事件的典型性,体现了笔者所能想到的当今高科技危机的几个特征,比如:以故意犯罪为目的,以颠覆既存秩序而出现;影响范围极大,往往是全球范围的,不分意识形态;直接受害者众多,瞬间造成大量经济损失;人心浮动,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焦点;毁灭手段更加民间化,普通人也能够掌握。 这都是与以往的战争或者灾难不同的特征。谈到高技术的危险,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内森。米尔沃德曾指出:“所有过去人类遇到的‘前所末有’的挑战都被克服,难道这一次真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事实上,同样是技术的革新,纸张、印刷术的出现,都没有使人类发出如今这样的哀声。 2003年的一连串事件不能不使我们回想到几年前美国著名软件创新专家比尔·乔伊发表的一篇随笔,当时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这篇2万字的《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文章认为,数字技术、生物技术和材料科学等21世纪的新技术将给我们带来危险,其可怕程度不亚于核子、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危险。乔伊指出,不断加速的技术变革可能会在两代人的时间内带来“某种类似于人类灭绝”的后果。 “蠕虫王”正是一起数字技术事件。而克隆人是生物技术事件。航天飞机最直接与材料科学有关。据说,哥伦比亚的失事,很可能是机身防热材料失效的直接结果。当然了,还有更多的灾难。米彻尔。克莱顿最新的一部科幻小说描绘的是一出杀人纳米机器逃出实验室,在全球引发恐怖的图景。 大众:越来越成为自己的杀手? 制造一个蠕虫事件比起制造一架航天飞机要简单和容易得多,它的成本绝不需要10几亿美元,也不需要牵涉NASA那样的庞大组织。 这正印证了当年乔伊的担心。他指出,某些技术专家的研究经费来自私营企业,政府对他们无力管束,他们很可能是更难以驾驭的力量。在20世纪中,研制核武器需要得到珍贵的甚至是难以得到的原料和高度机密的信息,但是,21世纪的新技术,却能导致全新类型的意外和妄用,“这种意外和妄用第一次能够被个人和小集团所企及,只要掌握了知识,人们就能利用它们。” 对伊拉克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核查,以及国际社会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反应,可以看作政府对政府的行为。这体现还是原子时代的典型特征。而在量子时代,政府却无法针对成千上万的网络黑客,发动一场战争。因此,曾任美国国家基础设施保护中心计算机调查与运作处的罗恩。迪克指出,仅凭政府的力量是无法保证网络安全的。只要网上总有大量通过宽带连接的用户,一个8岁的孩子也能发起攻击。 因此正是高技术的日益民间化,使安全正在成为一种昂贵的必需。据说,目前,一家公司的智力财产至少有80%会处于智力状态。因此现代经济是脆弱的。在开发防火墙、入侵侦察系统、加密技术和计算机安全措施方面需要大量的投入。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投入应主要由企业来负担。另一种意见认为,政府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显然,面对一场由大众发起的新形式战争,仅仅靠大众建立民间自保组织,又显然是不够的。技术安全正在成为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在基因食品、克隆人、互联网等问题上,我们需要看到政治家更大的智慧。也许正是这样,我们更需要一个工程师治国的时代,来对付人类疯狂的技术性自毁。 预警:越来越成为焦点话题! 以前的许多悲观的预言如今都没有成为现实,不管是罗马俱乐部的,还是诺查丹玛斯的。但新的预言仍在不断出现,充分反映出我们正生存在一个焦虑时代。比如,网上流传着一位科学家的预言,说太阳将在6年后毁灭。这使人联想到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里面写到太阳毁灭时,人类在地球上装上许多巨大的喷气发动机,推动地球飞向遥远的星系。 2003年伊始,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王晋康和刘慈欣两部小说,也都是悲观的技术性预言。王晋康的《类人》,正是描写克隆人危机的。21世界未,人类开始克隆出自已的赝品“类人”,类人与自然人唯一的区别是没有指纹。人类为保护自身的纯洁性,残忍地销毁犯规的类人,但在“电脑上帝”的干预下,大批具有指纹的类人流向社会。而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写一颗超新星爆发产生的高能射线使地球上13岁以上的全部死去,只有孩子的世界沿着一条出乎想象的轨道发展。经历了悬空时代的孩子们想在尘世建造天空,却陷入了昏睡不醒的糖城时代……当孩子领导者面对怪异的新纪元一片茫然时,孩子世界坠入更恐怖的恶梦中,一场惨烈的世界大战在南极大陆爆发。 这两部作品,另一部是反映生物工程的威胁,一部是描写来自太空的灾难。它们都突出地强调了我们面临的当代危机。但小说归根结底,揭示的却又是人性的阴暗面,指出这才是威胁的根源。因此,这里的潜台词是,不管是捕获或驯服自然界的野兽也好,还是捕获还是驯服科学技术的野兽也好,都取决于人类自己的态度。 建立危机预警系统是必要的。罗马俱乐部预言的灾难并没有真的降临,但也许正是因为其言过于实的预言,才促使人们提早采取了许多预防的措施。对于习惯于预言灿烂明天的中国人来说,似乎还是应该多一些王晋康和刘慈欣这样的“魔鬼预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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