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了旧的一年、旧的世纪，刚想喘口气，谁料基因工程研究迫不及待地就塞给了人们两件“贺礼”：1月11日，美国俄勒冈保健大学科学家展示了世界上第一只转基因猴；同日，澳大利亚一个小组也透露，一种能摧毁老鼠免疫系统的“杀手病毒”已创造成功。

　　两项成果紧随新世纪的脚步而来，来得有点出人意外。它们像个征兆，预示着21世纪基因研究注定将不断给人制造新的希望和烦恼；同时它们也在提醒，对基因工程的走向一定要慎重研究，而且必须抓紧。

　　不寻常的“安迪”

　　俄勒冈保健大学的科学家向外界推出他们的转基因猴时，显然经过了一番考虑。小猴不仅被染了红指甲，而且在提供给一些向媒体的照片和影带上，还穿上了T恤，与一些长相差不多的同伙在嬉戏。这些，不过是想让人们感到“安迪”的可爱和健康活泼，与同类无异。

　　但转基因小猴的名字“安迪”(ANDi)已泄露了天机，表明它的不同寻常。AN?Di这几个英文字母倒过来，乃“嵌入DNA”的缩写。嵌入或者说添加在“安迪”体内的，是一种绿色荧光蛋白标志基因。这种基因控制小猴所产生的蛋白，在特定波长的光照射下，就会发出荧光。

　　“安迪”诞生的消息，登上了权威的美国《科学》杂志，并被认为是基因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安迪”是通过对猴子的卵母细胞进行转基因处理而培育出的。这一原理并不新鲜，早在20年前，科学家们就已经用该方法培育出转基因鼠。但用它来培育出转基因猴，“安迪”之前还无先例。

　　“安迪”的培育成功，意味着将来有可能把糖尿病、艾滋病、乳腺癌等各种人类疾病的致病基因引入猴子体内，帮助科学家们在基因水平上研究攻克之道。虽然利用转基因鼠等某种程度上也能做类似的工作，但由于猴子等灵长类是动物中人类最近的“亲戚”，与人类在基因构成上有更大的相似性，因此用猴子做实验无疑更为有效。

　　也正是因为猴子与人的这层特殊关系，“安迪”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忧虑也就不难理解。既然猴子已经被“转基因”了，那么下一个被用来做实验的岂不就轮到人本身？法国《费加罗报》就发出了这样忧心忡忡的评论：“如果能将一个基因引入猴子，我们可以想象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人身上”。

　　“妖怪出来了”

　　有关澳大利亚科学家创造出“杀手病毒”的消息，由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最早披露。该刊还为此消息配发了评论，用的标题颇有些耸人听闻：“妖怪出来了。”

　　从事这项研究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称，他们造出这个“妖怪”纯属无意为之。他们本来是想研究一种能控制鼠害的老鼠节育疫苗，结果不经意间获得了一个极具威力的“杀手”。

　　科学家们在研究中为一种老鼠痘病毒植入了能大量制造干扰素4的基因，希望能通过这种天然分子刺激老鼠体内产生摧毁卵细胞的抗体，以让老鼠不孕、断子绝孙。植入控制干扰素4产生的基因，是想促进抗体的产生。但最后的结果却让他们始料不及。植入该基因后，老鼠免疫系统抵抗病毒感染的能力反而受到了遏制，变得失效。

　　本来，痘病毒只会让老鼠引起轻微的症状，不会致命。但添加了控制干扰素4产生的基因的痘病毒进入老鼠体内后，却毒性大发，能在不到9天的时间内使所有被感染的老鼠毙命。

　　虽然老鼠痘病毒并不会感染人，但由于该病毒与人类的天花病毒类似，因此，在理论上，这种技术有被用于制造新型生物武器的可能。同时，它也表明，在研究对付癌症等疾病的疫苗的过程中，有可能不经意地创造出感染人类的新型致命病毒。

　　据称，澳大利亚科学家在创造出“杀手病毒”后，倍感震惊，甚至向该国国防部作了汇报，请示要不要将研究发表。科学家们最终还是决定将有关结果公之于世，一方面是为了给公众提个醒，同时也告诫科学界在研究中要慎之又慎。

　　基因技术莫入歧途

　　围绕转基因猴和“杀手病毒”的担忧有言过其实之处。例如，培育转基因猴的技术就远谈不上完善，研究人员试验了224个猴子的卵母细胞，才培育出个“安迪”，该技术要用于医疗还不知何日。关于“杀手病毒”，更多的也是理论上的担心。但尽管如此，这二者又一次逼迫人们正视如何规范基因等生物技术按正确方向发展的问题。

　　这实际上早已不是个新话题。克隆、人类基因组等重大突破，近年来已经使有关的讨论不断深入。转基因猴和“杀手病毒”这两个最新的案例在世界范围内所引发的思考，不少是老调重弹，但其中也有一些新的看法，值得关注。

　　譬如说，立法问题。转基因猴再次暴露，一些国家在立法上存在漏洞，跟不上生物技术的发展步伐。在美国，好些州都明文禁止拿人体胚胎来进行研究，但“安迪”是对未受精的卵细胞操作而培育出的，现行的法律就不好管。

　　还有，生物学家如何加强自律。《新科学家》杂志在调查中发现，生物学家中普遍存在不愿谈基因工程被滥用的情况。为此，美国等国已有人建议，生物专业的学生在未拿到博士学位之前，必须向导师证明他们了解自己的研究是否有被误用和滥用的危险，否则不能毕业。

　　曾参与原子弹研究的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罗特布拉特在1999年的世界科学大会上就提出过建议，认为像2500年前希腊医生从业前要宣誓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样，当代的科学家在从业前应宣誓对社会负责。新世纪，也许真的需要这样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