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虎军 赵彦

　　中国人有好的物理思想，好的实验方案，好的地理条件，但由于得不到相应的支持，从而失去了一次问鼎诺贝尔奖的机会

　　谁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唐孝威与小柴昌俊

　　“人们可能不会想到，这项诺贝尔物理奖原本很可能大陆科学家是有份的。”在2003年第5期《科技导报》的一篇文章中，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所)何景棠研究员写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那篇文章的标题非常醒目：《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而故事的主角是中国科学家唐孝威。

　　根据何景棠的叙述，1978年1月，46岁的高能所科学家唐孝威带领一个中国科学家小组，到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参加丁肇中领导的Mark-J实验组的工作。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次派出科学家小组到西方参与国际合作。而51岁的日本科学家小柴昌俊(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当时也来到汉堡，参加了另一个实验组的工作。

　　唐孝威和小柴昌俊在汉堡认识以后，两人对质子衰变实验都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谈论实验方案。1979年9月，唐孝威回国，小柴昌俊也回到日本。此后，两人经过多次通信联系，建议中日两国合作建造大型水切仑柯夫探测装置，以探测质子衰变事例。据介绍，如果探测到粒子物理大统一理论所预言的质子衰变事例，将是粒子物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成果；如果探测不到质子衰变，这个大型探测装置用于宇宙线研究，也会有许多“副产品”。

　　要寻找是否有质子衰变的稀有事例，探测装置必须放在地下。由于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岛国，缺少高山，即使是日本人引以为豪的富士山也只有3000多米高，而在中国西部，几千米的高山随处可见。因此，两人共同建议实验在中国进行，中方负责寻找山洞并建设深洞实验室，配备水电运行条件，提供3000吨-5000吨纯水；日方则主要负责约1000个光电倍增管及相关的电子学设备。中方经费由唐孝威向中国政府申请，日方经费由小柴昌俊向日本政府申请。

　　实验方案初步确定之后，得到了时任高能所所长张文裕的大力支持。但高能所没有足够的经费资助这一实验方案，唐孝威遂向中科院提出申请。何景棠称，按当时的科研经费状况，中科院完全有能力支持这一中日合作计划。

　　之后，唐孝威带着两个年轻人亲自到中国西部山区及四川铁路沿线寻找合适的山洞，初步找到了几个候选地点。但当他回到北京后，得到了中科院不支持实验方案的答复。至此，合作计划只好作罢。

　　于是，小柴昌俊找到了日本神冈一个地下废弃砷(砒霜)矿井，独自进行实验。而一位美国科学家参观其实验装置后曾私下说：像这样的废弃砒霜矿井，按美国环保标准，污染严重超标，是不许人进入的。

　　小柴昌俊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探测到质子衰变事例，但他在20年的长期努力中得到了一些“副产品”。1987年，神冈探测装置与美国、苏联的探测装置同时探测到了来自大麦哲伦星云的超新星爆发的中微子信号。没有建造探测装置的中国，则错失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记录到超新星爆发中微子的机会。这一成功，促使小柴昌俊将探测装置体积扩大10倍，于1995年建成了5万吨纯水的超级神冈装置。1998年的世界中微子大会上，小柴昌俊公布了超级神冈装置的更为详细的重要实验结果。此后，物理学界已经感到小柴昌俊和美国科学家戴维斯将凭借宇宙中微子探测方面的杰出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人有好的物理思想，好的实验方案，好的高山深洞地理条件，但由于得不到相应的支持，从而失去了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机会已失，时不再来了。”曾经是唐孝威助手的何景棠这样感叹。

　　遗憾深埋在他内心

　　《科技导报》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一份月刊，在国内科学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何景棠的文章发表之后，很快受到了国内科学界的关注。

　　记者联系到了唐孝威先生，想听听他本人的回忆和看法，但他婉言谢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与唐孝威交往多年的香山科学论坛组委会负责人杨炳忻则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期间，我曾和唐先生谈到小柴昌俊获得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事情，看得出来，他心里不好受，也不愿意再提及当年的往事，但遗憾是深深埋在他内心的。”

　　“唐先生当年从汉堡回国后，曾到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作学术报告，主要内容是在我国开展中日合作质子衰变的实验方案，鼓励年轻人参与项目。在唐先生看来，项目通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张文裕所长是支持的。我那时三十来岁，正处在要做事的年龄，听报告时非常激动。

　　“我很清楚地记得，项目的思路是他提出的，最后和日本科学家讨论后，决定进行合作研究。应该说我方花费不高，科学院是有能力支持这一国际合作项目的。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科学院不支持。这可能是唐先生科研生涯中的一个重大遗憾，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失去了一次可能形成原始性创新成果的机遇。”

　　事后诸葛亮？

　　对何景棠讲述的这段往事，有人评论说，小柴昌俊是以意外发现，而不是以唐孝威与他当初设想的探测质子衰变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还有人评论说，这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式的逻辑。

　　中科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李惕碚则认为，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调整研究目标是常有的事情，关键是大的方向有没有抓对，而唐孝威与小柴昌俊那段故事说明，中国科学家是能够在重大领域提出想法的。

　　还有专家在新语丝网站上发表评论说，大型地下水切仑柯夫探测装置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质子衰变，但同时也可以用来研究太阳中微子的丢失及中微子的振荡等重要领域，如果当时中国政府支持这个实验，中国科学家就很有可能在这些领域作出重大贡献。

　　杨炳忻更是认为，如果有人对这一问题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可能是不了解内情，没有支持唐孝威与小柴昌俊合作是科研决策的一次重大失误，这是不容回避的。

　　此外，提到唐孝威的学识和为人时，很多专家都大加赞扬。杨炳忻说，唐先生早年在核与粒子物理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就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近年来他积极促进学科领域交叉和融合，比如在推进我国的脑科学研究发展方面，也颇有建树，他一生中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至今仍坚持在实验一线，亲自指导研究生。李惕碚也称唐为一位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

　　不过，对于《科技导报》文章标题中“擦肩而过”的提法，李惕碚认为可能不太恰当，因为“擦肩而过”应指已经做出了非常接近诺贝尔奖的成果。

　　包括何景棠在内的很多专家都认为，即使当初唐孝威与小柴昌俊的合作计划能够进行，由于科学研究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科学家不一定就能获得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

　　还有专家告诉记者，这个合作计划当年在高能所内部不止讨论过一次，会上也有人从学术上提出过反对意见，而那些反对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如认为仅有地理优势还不够、担心投入太大等。另外，即使合作计划启动了，能否得到后续支持也是一个未知数。据估计，建设探测装置的初始投入大概需要上千万元人民币，而小柴昌俊1995年扩大探测装置的投入则需要上亿元人民币。

　　但不管怎样，很多专家称，合作计划没能开展，现在看来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对于“事后诸葛亮式的逻辑”的质疑，李惕碚认为，事后诸葛亮其实是有必要的，否则就会永远丧失时机。他还说，与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即中国近代科技为什么落伍)相比，中国本土科学工作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同样复杂，但回答起来更敏感，也更有必要。

　　而据《科学时报》报道，何景棠的妻子担心写出这段往事会招来许多麻烦或新闻炒作，不愿发表此文，可他最终还是投出了稿件。何景棠解释说，他之所以写出这段往事，是希望有关科技部门的领导者、决策者和科学史学家可以从中得到各自的启示。

　　行政决策的反思

　　一位在中科院工作20多年的科技管理者对记者说，对于唐孝威未得到批准的项目他没有很多的发言权，但他觉得这很可能是行政决策代替科学决策的一个结果。

　　据他回忆，1980年前后，中国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中科院的业务管理也当然靠行政手段，许多决策并不像现在要经过专家论证、同行评议等环节。当时中科院有五个业务局，对口管理各研究所，权力很大，各研究所的发展方向、人事任免、经费、课题甚至职称往往由业务局里各个处员掌握，由处员提出具体意见，经局领导同意即可执行。

　　这位管理者称，科学研究是创新性的高智力劳动，其管理较一般性管理难度更大，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来代替依靠专家组和科学共同体的管理方式，从体制上说就是一个错误，“我当时30多岁，中级职称，行政级别是副处级，但相关的几个研究所，还有许多著名科学家都很‘认真’地听我的意见，由我来决定他们的命运，这多么可笑！”

　　他还说：“在当时，一个很好的原始创新性研究思路，到了院里，被一个处员否定的事情极为常见，也许现在听起来有点残酷，但这种遗憾客观上是由当时的行政决策体制造成的。”

　　杨炳忻也认为，毕竟事情已经过去，重要的是从历史失误中吸取教训，不要犯类似错误，我们今天讲创新，其中关键就是要淡化决策中的行政因素。

　　如今，在中科院以及其他一些科技部门，专家自身的作用越来越大，同行评议制度也在逐步完善。

　　但是，有专家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在一些重大科研决策问题上，行政领导的影响仍然占主导地位，学术同行的影响依然有限，科学界甚至流传着一种“小项目大评审、大项目小评审”的说法。

　　李惕碚称，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思想和方法的创新在一开始总是难以被多数人接受，但在发达国家，有可能由一个课题组或实验室在正常经费渠道支持下实现，而对基础科学支持强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得不到国家级的支持，这些项目可能就只有夭折。因此，他建议尽快建立并逐步完善一个国家级的科学发展战略顾问和决策体系，以及对于国家重大科学项目的遴选和评估机制。

　　按照他的设想，国家可以重金聘请一些高水平的、有公益心的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咨询和评审工作都必须成文，并对外公布。

　　“在科学上，很多事情是难以判断的，或许在10年、20年以后，这个委员会的很多意见将被证明是错误的。而公布这些咨询和评审意见，不是为了以后追究谁的责任，而是为了以后能从中吸取教训，逐步提高国家科学评估的水平，怕就怕我们在走了弯路之后，却连教训都学不到。”李惕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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