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耕/文

　　展读花城出版社新版法布尔的十卷本《昆虫记》，心绪仿佛一下回到那几乎是与虫为伍、以虫为乐的孩提时代。

　　在工业化不太发达、农药化肥不太普及的三十年前，我还是个小学生，记得那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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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的昆虫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什么屎壳郎、磕头虫、花珠珠、花手绢、臭大姐、喇喇姑、知了、刀螂、天牛、马蜂、扑棱蛾子……不胜枚举，仅蜻蜓就分老子儿、膏药、灰儿、黄二、黑锅底、红辣椒、小日本儿等，养点儿蛐蛐儿、油葫芦什么的，更是男孩子的拿手戏。

　　那时，我是将昆虫当成玩意儿、当成伙伴儿，甚至有一回还因把一只大豆虫塞进女同学的铅笔盒、吓得她上课失声大叫而遭到了老师的斥责和罚站。

　　尽管如此，我对昆虫的喜爱还是痴心不改，参加工作之初，从事进口贸易，一次，到二连浩特接货，巧遇内蒙古大学生物系的一位刘老师带学生野外实习，我便混迹其中，在星斗满天的草原夜色里，点着黑光灯，收集趋光而来的昆虫，那是唯一一次带有专业色彩地捉虫子。

　　后来，参观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一次昆虫展览，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对昆虫的形态、分类、数量有了粗浅的整体认识，其中一首简述昆虫的小诗，至今还记忆犹新：“体分头胸腹，二翅三对足。生长有变态，数目百万种。”

　　进入动物保护领域，虽然如愿以尝地从事着自己爱干的“伴虎如伴君”的事业，但不知为什么，与昆虫的联系却越来越少。一次，为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译写脚本，遇到一种叫蚁狮的动物，不甚了解，为了叙述清楚，才找了块沙地，趴在那里着实观察了一番这种脉翅目昆虫以沙漏状陷阱诱捕蚁类的情景。

　　通读《昆虫记》，循着法布尔大师的足迹，在昆虫世界中徜徉，不仅了解到很多昆虫学方面的知识，找到亲近自然的感觉，更勾起我对快乐童年的回忆。《昆虫记》全套十本，又是译著，但绝无读生物学专业书的那种刻板之气，正如书中作者自述：“有人指责我使用的语言不庄严，没有学究气。照他们的说法，只有晦涩难懂，才是思想深刻。是的，我的作品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

　　的确，综观全书，法布尔无时不在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娓娓诉说着一个一个昆虫物种的生活历程与悲欢离合，但又尽量不因此而去打扰、不去伤害之，通篇不仅表现出科学家的缜密、敏锐和严谨，还体现了诗人的细腻、真切和激情，《昆虫记》不愧是一部入情入理的“昆虫的史诗”，法布尔也因此被誉为“昆虫的荷马”而有别于一般的自然科学家，区别何在呢，按法布尔自己所说：“他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欢蹦乱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他们是把昆虫变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怜的东西，而我则使人们喜欢它们；他们在酷刑室何碎尸场里工作，可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他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是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他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

　　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不同于现代专家的那般自命不凡、孤芳自赏，而是字里行间充满对生命、对自然的敬畏，在发现泥蜂制服对手时只用蛰针刺向对方胸部的神经中枢，就使其瘫痪而非大动干戈，这比我们的解剖学更先进、更有效，对此，他不禁感叹到：“高傲的科学啊，您甘拜下风吧！”

　　生态学家爱伦布恩曾说：“惟有具备孩提般谦逊之心的人，才能重新找到亲近万物的钥匙”。法布尔就是这样一位具备孩提之心的、童心未泯的“科学诗人和哲人”，他发现，椿象之卵美如串珠，可我们眼中只有令人厌恶的臭大姐；西方把螳螂比做“祈祷上帝的昆虫”，甚至比做娴静的修女，可他在《昆虫记》中又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喜宴变丧宴、新娘变悍妇的雌螳螂交配后吃掉雄螳螂的故事。在他眼中的昆虫世界就是这样情理交融、悲喜交加，以至八十多岁的他，还在饶有兴致地窥探一对手拉手搞对象的蝎子，甚至之后还做了一个蝎子钻进他的被窝的美梦，象不象个老顽童？

　　可是，在这个多有浪费、少有浪漫，多有虚幻、少有梦幻，多有老成、少有童贞的时代，被现代科技武装到牙齿的新新人类，面对无辜的生灵、受难的自然，却往往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到底是自然在隐退，昆虫在丧失，还是我们的本能在衰退，良知在沦丧？我们的先人与自然、与生灵直接晤面、领承天启；我们也有眼睛，却只能借助他们的眼睛看世界。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由我们自己的慧眼见到所创造的、而不是先人留给我们的诗和哲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