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虎军

　　解药在哪里

　　母亲自制的豆腐乳，改变了王录社一家的命运。

　　据《华商报》报道，今年1月22日，陕西省岐山县安乐乡唐家岭村王录社的母亲突然因病去世。此后不久，他的岳母也发病身亡。由于两位老人均已年过花甲，家人并没有对她们的匆匆离去产生多少怀疑。到了2月下旬，王的妹妹也开始发病，后送往西安西京医院治疗。

　　3月26日，王的妹妹病愈回家，亲戚前去探望。中午吃饭时，她拿出了母亲生前自制的豆腐乳。第二天，王、妻子、外甥女、表妹及3位姑姑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如视觉障碍、呼吸困难、四肢无力等，被送到当地医院。其中，王7岁的外甥女因治疗无效而死亡。

　　3月30日、31日，除了王的一位姑姑食用豆腐乳不多、病情较轻而留在当地医院，其他人陆续转到西安交大第一医院，并被确诊为A型肉毒毒素中毒。陕西省卫生监督所随后的检测结果表明，王母自制的豆腐乳中含有毒素。

　　王家人这才联想到，两位老人甚至王的妹妹的症状与他们非常相似，可能同样是发生了肉毒中毒。4月4日、9日，王的女儿和姨妈也因为出现中毒症状，先后被送到西安交大第一医院。

　　在确诊王家人是肉毒中毒之后，医院立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解毒药：A型肉毒抗毒素。但令人失望的是，国内惟一生产过肉毒抗毒素的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目前只存有B型肉毒抗毒素，而这种类型的抗毒素对王家人的作用甚微。

　　4月8日，在通过华商网和新浪网发出寻找A型肉毒抗毒素的紧急呼吁以后，《华商报》实习记者龙婷辗转联系到德国Chiron Behring公司，对方同意捐赠价值约30万元人民币的A型肉毒抗毒素。4月10日凌晨，从德国空运来的救命药终于被注射到了王家人体内。

　　赔钱的买卖

　　听说王家人中毒的遭遇之后，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退休研究员王成怀难以释怀。

　　肉毒毒素是一种具有剧烈毒性的蛋白质，共分为7种类型。在调制或储藏豆腐乳、豆豉、甜面酱、腊肉、罐头等食品时，如果原料或成品污染了自然界中广为分布的肉毒梭菌，在缺氧、温度适宜及营养充足的条件下，可能会产生肉毒毒素。

　　据王成怀介绍，1958年，由于新疆某地不断出现食用甜面酱中毒事件，卫生部派出专家组进行调查，确认为肉毒中毒。这以后，他和同事奉命开展肉毒抗毒素的研制工作，并从前苏联引进了菌种。

　　1960年代初，该所研制出A型和B型肉毒抗毒素。到1970年代，7种类型的肉毒抗毒素全部研制成功。不过，由于肉毒中毒并不常见，肉毒抗毒素实际上是一个“赔钱的买卖”，后来因缺乏经济效益，加上国家没有提供后续支持，该所停止了肉毒抗毒素的生产。

　　但是，肉毒中毒事件仍旧时有发生。王成怀说，包括台湾在内，全国至少有21个省区市先后出现过肉毒中毒事件，“可如今所里已经没有药品了”。

　　就拿王录社一家来说，如果没有《华商报》等的协助，能否找到A型肉毒抗毒素还未可知。即使如此，当药品送到时，距他们最初发现中毒症状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星期。

　　王成怀曾经寄希望于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施玉樑研究员的一项研究：从天然植物中提取的川楝素，被证明是迄今最有效的抗肉毒化合物。但这项研究仍处在基础阶段，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于是，王成怀极力呼吁恢复肉毒抗毒素的生产。“别人说我不懂经济，但我懂人命。”令这位82岁老人稍感欣慰的是，所里已经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并邀请他再度出山。

　　据悉，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批准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恢复生产肉毒抗毒素，并将拨出专门经费予以支持。实际上，从去年夏天开始，应其合作单位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的要求，该所已经生产了少量A型肉毒抗毒素，但已被全部买走。而生物制品往往需要一定的培养周期，下一批制品估计至少要几个月以后才能生产出来，目前正处在青黄不接的阶段。

　　王家人中毒的消息传出以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运行局就国家药品储备情况进行了解，发现目前国内的确没有储备A型肉毒抗毒素，这才紧急决定从国外进口一批A型肉毒抗毒素作为应急储备。

　　问题值得警觉

　　但是，即使有了药品，也并不等于有了一切。

　　以王家人中毒事件为例，他们能否避免肉毒中毒？王的母亲和岳母，王的妹妹，乃至王家其他人的病因能否及时确诊？确诊以后，药品又能否及时送到呢？

　　其实，王成怀说，肉毒中毒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并不复杂。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完善的控制体系。

　　相比之下，平均每年报告约110起肉毒中毒事件的美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体系。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网站上，有关于肉毒中毒的预防(包括调制或储藏食品应遵守严格的操作程序、对自制罐头食品应煮沸消毒等)、诊断及治疗的完整信息。该中心储存有充足的肉毒抗毒素以备不时之需，并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专家咨询。

　　肉毒中毒并不常见，但从王家人中毒以后的遭遇中，是否多少可以看出国内疾病控制体系的一些缺失呢？

　　还有专家担心，它可能被恐怖分子用作生物武器。第三军医大学王正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沈倍奋等几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9.11”事件两个多月后提交的《关于加强应对核、化、生恐怖及突发事件能力的建议》中，就特别提到了肉毒毒素被用作生物武器的可能性。

　　这并非杞人忧天。

　　2001年2月，美国一个“民众生物防御工作小组”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中披露，日本731部队的细菌战犯曾在中国东北进行过灌喂肉毒梭菌培养液的活人实验。

　　该工作小组还透露，某国邪教恐怖分子在1990年至1995年间，至少3次在其首都和某军事基地释放过肉毒毒素气溶胶，所幸袭击均告失败，可能是气溶胶释放技术不过关，也可能是其他某种原因。

　　这也难怪在去年3月，FDA即将批准A型肉毒毒素作为美容除皱产品时，《科学》杂志主编肯尼迪对此感到十分担忧(兰州生物制品所生产的A型肉毒毒素也被国内一些人士用作美容除皱产品，正所谓“毒与药乃一纸之隔”。此事参见2002年4月4日《南方周末》)。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没有必要过高估计肉毒毒素被用作生物武器的可能性。原因之一在于，肉毒毒素气溶胶释放技术很难攻克。

　　英国《自然》杂志则声称，近年来相继出现了一些引发疾病流行的新病毒，这提醒人们，其实自然界才是头号恐怖分子。当然，这些新病毒也完全可能被恐怖分子加以利用。那么，加强相关的生物反恐研究和控制体系建设，就具有了双重意义：不仅可以应对恐怖分子的袭击，也可以应对自然界的袭击。

　　(编辑：朱力远)

　　《南方周末》2003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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