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一，生于台湾，12岁随家人移居洛杉矶。1978年取得哈佛医学院博士学位，后供职于纽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1996年发明艾滋病鸡尾酒疗法，被《时代》评为年度风云人物。2002年6月，拒绝香港大学担任校长邀请，但破例答应双方合作成立艾滋病研究中心。2003年4月，与香港方面合作致力于SARS研究，希望在短期内能找到疫苗和疗法。

　　艾滋病和SARS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传染病，原有的方式并不适用于现有疫情。所以对抗

艾滋病的抗毒药不大可能用来治疗SARS，因此研究SARS的疗法是有针对性的。

　　香港之旅

　　美国著名华裔医学专家何大一博士在SARS非常时期有两次神秘的香港之旅。一次是在复活节期间的4月25日，另一次是在本星期内。

　　何大一的“神秘”在于他在香港的全部行程没有对外披露，当他飞回美国之后，主要合作者香港大学医学院才对外透露出一丝信息。

　　据了解，何大一两次到港都是为了追踪针对SARS冠状病毒的疗法和疫苗的最新研究进展，而合作方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作为全球首家发现SARS冠状病毒的实验室之一，为何大一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和试验支持。

　　通过越洋电话，记者与在纽约的何大一取得了联系。谈及第一次港大之行时，何大一介绍，他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港大已有的研究结果，其中包括裴伟士教授在病人样本取得的血清资料，以便做对比研究。他透露，对于SARS的研究自己已掌握一些初步的数据，并会带一些结果到香港，与香港的专家讨论确定研究的策略是否在正确的轨道上。何大一说，“如果策略正确的话，可望在数周内找到疗法或疫苗做实验室测试。”

　　为了加快研究进展，何大一暂缓手上做了20多年的艾滋病研究，在美国纽约的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潜心于非典型肺炎的治疗及疫苗研究。何大一自信，如果情况乐观，有可能在数周内他就能找到治疗SARS冠状病毒的疗法。

　　对于SARS在多个华人地区传播，引起一些“过度反应”，何大一认为，一种全新的病毒很神秘，当然容易引起恐惧，他对此表示理解。他说：“和美国每年有20000人死于流感，每日有14000人感染HIV病毒相比，SARS并不是那么恐怖。”何大一提到，根据广东、香港及越南的情况来看，只要有好的预防措施配合，SARS是可以控制的。

　　何大一的思考模式以及言论，都基于数据和事实，这是记者跟他在电话里谈话时深切感受到的一点。

　　AIDS之缘

　　生于台湾的何大一，12岁就随全家移居美国洛杉矶，英语要比普通话流利，但是十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来中国，为国内的艾滋病研究提供技术资助，支持国内的艾滋病预防工作，又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等机构展开广泛的合作，还担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及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荣誉教授。

　　1978年在哈佛医学院完成博士学位后，何大一就开始探讨传染病，后来更开展20多年在艾滋病方面的研究，发表有关论文超过250篇。在这个方面，他被称为“可能是全球最了解艾滋病病毒的人之一”。香港大学在去年邀请他担任校长，他没有同意，但破例答应合作成立艾滋病研究中心，并在当年6月与香港大学签署了备忘录。

　　这所中心将是香港第一间艾滋病专门研究机构。据了解，研究中心的经费达千万元，主要来自美国政府和私人捐款，再加上香港特区政府的拨款。除了带来海外研究经费外，何大一博士也会带海外科研人员来港参与研究。目前研究中心已经落成，只差招募人才。何大一博士说：“本来打算现在招募人才，可是人人都在忙SARS，所以要押后至事情平息一点(才招人了)。”他希望在香港建立艾滋病研究基地，有助加强跟内地有关专家的合作。

　　除了培训和在国内进行研究项目外，何大一博士的主要工作还是回到美国纽约的研究中心，进行艾滋病疫苗研发工作。

　　其实有不少患者和前线医务人员已经放弃相信有根治的机会。到1996年为止，“鸡尾酒疗法”效果良好，成了举世佳话，有95%的患者因为鸡尾酒疗法而控制住病情。何大一博士亦因此在那年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SARS和AIDS，除了有两个字母相同外，二者风马牛不相及。

　　4月8日，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实验室在英国医学权威杂志《刺针》上发表报告，指出引致非典型肺炎的冠状病毒与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乏病毒(HIV)同样属于核糖核酸(RNA)病毒。

　　二者在治疗手段上是否有相似之处呢？港大随后与何大一取得联系，邀请他共同合作研究抗SARS的疗法。但何大一发明的鸡尾酒疗法，能否用来治疗SARS呢？

　　寻找SARS疫苗

　　所谓“鸡尾酒疗法”，全名为“鸡尾酒式抗病毒药物之混合疗法”，跟鸡尾酒本身没有关联，只是像鸡尾酒一样，要混合组合数种(通常是三种)不同类的抗病毒药物(通常是蛋白酶抑制剂加上其他抗病毒药)。在艾滋病病毒刚侵入人体时下药，使病毒无法繁殖，从而阻止病毒破坏人体免疫系统。

　　但是艾滋病和SARS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传染病，原有的方式并不适用于现有疫情。何大一说：“因为两种病毒的蛋白和酶不同，所以用对抗艾滋病的抗害毒药不大可能用来治疗SARS，除非你很幸运，因此我们研究SARS的疗法是有针对性的。”至于研究抗SARS的疫苗，概念也是在基因图谱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病毒怎样进入人体细胞，以寻求某一种人体内相关的抗体(anti-bodies)，利用疫苗诱发这种相关的抗体，达到免疫的目标。这跟何大一正在做的HIV病毒疫苗的原理有点相似，用“训练”人的免疫系统去辨认入侵的HIV病毒，同时具备足够的“记忆”，一旦遇上感染，马上启动系统生产足量的抗体对抗HIV病毒。这好比一场竞赛，疫苗发挥功效要比HIV病毒快，才能有效防止HIV病毒在感染者细胞内“落地生根”。

　　另一个重点是疫苗的研究策略。如果要顾及病毒的变种倾向，疫苗要长时间有效的话，要从多方面对抗病毒，延长免疫系统的“防线”，才能抵抗病毒可能有的“多点进攻”。这对于HIV病毒尤其重要，对SARS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根据HIV病毒Ⅰ型的经验，何大一发现病毒变异相当大，因受感染者的特性和免疫状况等，已经演化成多个次种类(subtype)，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达到20%至30%。而从流感的经验来看，只要病毒出现2%的差异，疫苗已经失灵。因此，疫苗研发要考虑的层面很多，而时间(容许病毒变种)是很重要的变数。

　　其实，内地和香港的研究机构对于病毒的理解都还在初步阶段，只有再深入探究病毒的基因和行为，才能确立研究疫苗和疗法的路向。香港中文大学校医学院副院长卢煜明教授就说：“我们在威尔斯医院的病人样本中，发现同样来自京华酒店源头的病人，入院时间相隔两周，他们的‘次蛋白’已经有轻微差别。”

　　依照基因图谱，冠状病毒的“次蛋白”是病毒外围突出的“枝桠”，是病毒用来黏着人体细胞而“落地生根”的媒介。透过瘫痪病毒的“次蛋白”，就有可能中和病毒的传染性。不过，病人样本显示病毒有能力转换“次蛋白”的基因排序，就有可能避开疫苗的防御网。所以卢煜明表示，他牵头的中文大学30人研究队伍，会多做几个基因图谱，包括严重病人及出现腹泻的病人，详细了解病毒和人体免疫系统交锋而出现的变种情况，以及病毒变异对疫苗的影响。

　　此外，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和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等，都在积极探索各种疗法和疫苗的可能。

　　对于“临危受命”的说法，何大一的看法是“当被要求去处理危机时，若你做得到的话便去做。”

　　不过，他强调：“纽约的艾滋病研究中心，在短期内会投入研究SARS疗法及开发疫苗的工作，大概有7至10位研究员参与，都只用部分时间做SARS的工作，长远来说，也不会改变对艾滋病研究的基本使命。”

　　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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