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健

　　①突袭靠小分队，大仗靠集团军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危机小组首席科学家，克劳斯·斯托尔博士正在组织的是一场真正“全球化”的电话会议。来自13个著名实验室的病毒学专家们通过现代通信技术临时组成这

个虚拟实验网。在这一刻，这些德国、加拿大、法国、美国、中国香港、日本、荷兰、英国和新加坡的科学家只有一个念头：与时间赛跑，与正在迅速蔓延却又无迹可寻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病毒赛跑。

　　斯托尔博士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流感监测网络为基础建立起这个实验网，他要求大家“将获诺贝尔奖和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念头抛在脑后”，全力以赴探索SARS病原。

　　斯托尔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底。病毒学研究领域的竞争十分激烈，谁走在前面，谁就有可能获得无上的荣誉和雄厚的研究基金支持，所以在以往每一次流行病暴发时，分享数据和样本常常不可能。“从骨子里讲，科学家都是爱竞争的，”斯托尔说。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收到邀请的实验室无一例外地接受了邀请。从3月17日起，斯托尔每天主持电话会议交流最新的发现。基因序列、照片和其他数据发表在一个网站上，试剂几小时内就从世界各地迅速运到需要的合作者手中。

　　在这些“病毒国际刑警”的快速联动下，凶手很快就露了马脚。冠状病毒被发现并分离出来，加拿大和美国科学家几乎是同时公布了它的基因全序列。到4月17日荷兰伊斯拉谟大学的研究小组成功地完成“科赫推定”的最后一步时，这种病毒作为SARS元凶的身份已经确证无疑。

　　谈及一个多月以来的合作，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詹姆斯·休斯说，“这是历史性的一步。”将数据和智慧聚集在一起，科学家们仅用数周时间就完成了对一种全新致命疾病的病原确认工作，而对1975年出现的莱姆病，确认病原体花了7年；1981年出现的艾滋病，也到1984年才最终确认病原体。

　　作为协调人，现在该是斯托尔博士考虑分配荣誉的时候了。按照他原来的设想，他打算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3篇文章：一篇由香港的3个小组署名，一篇由德国研究者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署名，一篇由发现副粘液病毒的小组署名。可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已经事先约请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撰写文章，而后者决定自己单独来干，这差点让斯托尔的完美计划泡汤。好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最终表示将同时发表这4篇论文。

　　点评：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在声明中所说，新发现应当归功于全球13个联合行动的实验室，“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合作是战胜新疾患的惟一办法。”但斯托尔说的也是实情：“从骨子里讲，科学家都是爱竞争的。”在临时构建的实验网上，各地专家时时刻刻关注着同行们的每一步进展———既从中获取最新的信息，也为自己的研究寻找激励和刺激。

　　从战略层面讲，没有合作，人类不可能在认识SARS的道路上行进得如此迅捷；而从战术角度看，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竞争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怎样将这种“竞合”模式调整到最佳状态，是包括斯托尔在内的所有科研组织者一个长久的课题。

　　②哨兵，队伍中最亮的眼睛

　　在各个实验室的成员为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欢呼雀跃时，并没有忘记那些在关键时刻发出预警的有识之士。世界卫生组织在亚洲作儿童寄生虫病研究的卡洛·乌尔巴尼医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乌尔巴尼从2000年起被派驻河内，负责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学龄儿童的传染病防治。

　　2月26日，河内一家法国医院收治了从香港来的肺炎患者———美籍华人陈先生。接连两天的抢救无济于事之后，医院请来传染病专家乌尔巴尼进行会诊。刚开始，乌尔巴尼和大家一样，以为陈先生患的不过是严重的禽流感。但9天之内，与陈先生有过接触的医护人员全都身染重病，绝大多数相继去世。

　　最先警觉的是乌尔巴尼，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恶性传染病，他将其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3月9日，他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紧急约见河内的卫生官员，建议彻底隔离这家医院，加强医护人员的服装防护。与此同时，他们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和当地媒体向全球发出了疫情紧急警报。

　　在这种情况下，乌尔巴尼医生坚持每天到那家法国医院指导医务，提取化验样本。面对妻子的不理解，乌尔巴尼说：“如果我在这种形势下畏缩不出，那我到这儿是干吗来了？难道是参加鸡尾酒会吗？”“你应该知道，我们不能自私自利，应该多关心其他人。”

　　3月29日，这位46岁的意大利医生终于没有逃脱病毒的魔爪，撇下3个未成年的孩子和钟爱的事业，在泰国一家医院长眠不醒。

　　一盏明亮的生命之灯熄灭了，但它跃动的火焰照亮了人们战胜病魔的道路。3月12日，就在乌尔巴尼染病的第二天，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出健康预警，称“在医务人员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尚未确认的流感状疾病”。

　　3月15日，日内瓦当地时间凌晨2时30分。正在熟睡的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专家米切尔·里安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该组织驻马尼拉地区办公室的同事在电话那头急促地说，一位染病的新加坡医生正乘坐一趟航班前往法兰克福，同机15个国家的400名乘客均有被传染的危险。

　　事不宜迟，20位卫生专家迅速集中到日内瓦开会讨论应对措施，而飞机正一步步逼近法兰克福。上午9时30分，当飞机擦着跑道降落在机场时，头戴护目镜、身穿防护服的专家们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他们第一时间登上飞机，将那名32岁的医生和他的两名旅伴带到一个隔离房间里，进行防疫检查。“这是我们第一次跑在了病毒的前面”，米切尔·里安庆幸地说道。

　　就在这一天，由乌尔巴尼命名的这种疾病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定为“SARS”。该组织还少有地向全球发布旅行警告，描述SARS的征候，建议旅行者如果在飞机上发现有人有类似症状，应赶紧向机场人员报告。而当天在日内瓦参加紧急磋商的专家中就有斯托尔博士，他正是在那时决定组织起一个遍布全球的研究协作网络。

　　点评：事实上，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流感计划的负责人，斯托尔早在去年11月就得到了SARS的第一条线索。当时他到北京参加一次中国流感疫苗政策例行会议，广东省的一名卫生官员向他描述了佛山地区有几人死于一种异常严重的肺炎。世界卫生组织获取了这种病毒的样本，但“它看上去与正常的流感病毒一样”，斯托尔没太把它当回事，世界卫生组织也没把它当回事。

　　尽管没有人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但忆及此事，想必他们都会后悔不迭。好在有像乌尔巴尼这样的专家，他们不仅有着敏锐的判断力，更有高度的责任感。凭借他们的引领，后来者叩开了病毒未知领域的大门，这也是人们走出疾病阴影的希望之门。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为乌尔巴尼所致的悼词中所说的，“如果没有他提早识别出这是异乎寻常的疫病暴发，必然会有更多的人深受SARS的侵害。他为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业留下了一笔鼓舞人心的遗产。我也衷心希望你们明白，因为他在战胜疾病的斗争前线所做出的贡献，他必将以一位英雄，最佳和最真实意义上的英雄名义被世人永远铭记。”

　　③向真理的进军中永无败者

　　世界各国科学家们为SARS的防治倾尽心力，他们工作在重灾区的中国同行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紧迫。一场艰巨的战斗在临床医疗和基础医学两条战线打响。

　　2月12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专家前往广东疫区采样。与此同时，以设在该所的全军微检中心为核心，病毒、细菌、流行病、电镜、病理等多个研究室共同组建起一个科研攻关集体。

　　9天后，他们从4份样品中找到了衣原体。这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席科学家洪涛院士2月18日的发现完全吻合。

　　从2月13日首次拿到标本之后，72岁的洪涛就再也没有休息日了。他每天晚上都是10时以后才回家，有时甚至要工作到午夜12时以后。除了对大量电镜照片进行分析，他还前往广东，亲自解剖了3具病人尸体。在他看来，SARS的致病源是一种新的、变异的衣原体。

　　但就在此时，军科院的同行经过一系列查证，认为SARS的病原体也许是冠状病毒。这一结论后来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洪涛院士仍然表示，虽然“不能肯定衣原体是患者的重要死因，但根据对以往病例的研究，单凭冠状病毒不至于那么‘凶狠’。”“很可能是冠状病毒和衣原体样因子同时或先后作用导致病人死亡。”

　　在此时作这样的表示，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每天要靠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的洪涛说，科学就是讲究证据。从他研究的情况来看，大多数证据都指向衣原体。

　　感觉到压力的不只是洪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现衣原体的消息传来之后，广州医学院的钟南山院士认为衣原体并非SARS的病因，因为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按衣原体思路进行治疗是无效的，而SARS的临床症候也与衣原体肺炎不同。在当时，持这种论点同样需要勇气。

　　类似的争论发生在国际病毒学界。研究起始阶段，斯托尔博士提示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副粘液病毒上。这是一种两年前在胸部感染的荷兰儿童身上发现的新病毒。香港威尔士医院的科研人员在53例SARS患者中的25人身上找到了这种病毒。3月18日，德国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实验室宣布，获得了副粘液病毒的电子显微镜照片。这一消息立刻通过网络传遍全球。然而后来的进一步分析否定了关于副粘液病毒是SARS病因的猜测。

　　从SARS被发现的那一天起，这样的争辩就从来没有停止过。SARS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类的吗？它是新近重组而成的病毒还是独立进化而来？它会不会通过水和食物传染？已有的抗病毒药物是否对它有效？一些重症患者得以康复是不是因为服用了广谱抗病毒药物？

　　在疑惑的笋壳被彻底剥开之前，即便是最权威的专家也只能说“也许……”而随着这笋壳在科学论争的风雨中一层层脱落，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的，是真理的身影。

　　点评：一个苹果击中了坐在树下的牛顿，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开水顶起瓦特的水壶盖，他发明了蒸汽机。亚里士多德说，不给物体一个力，它将不会运动；牛顿说，你错了，外力将产生加速度，时间是均匀的，质量是恒定的；爱因斯坦说，你错了，只有光速才永恒不变。

　　我们从小所受的科技史教育，几乎都是这样一些经过逻辑整理后的知识灌输。如果不看科学家们堆满麻袋的手稿，我们会以为科学的进程就像印好的定理证明过程那样有条不紊，顺理成章，所有当初的烦恼与困惑、奋斗与艰辛都似乎不曾有过。

　　SARS的研究过程展示了一部正在书写的手稿，它的每一处涂改、每一次删节，勾画出的都是一段活生生的科技史。人类迈向更高一级台阶的每一步都不平坦，科学的辉煌背后凝聚的，是智慧与未知的激烈碰撞和永不满足的探索精神。在逼近真理的进军中，永远没有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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