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实验室是科技界最值得瞩目的实验室之一，晶体管就是从这里诞生的，目前它还是美国朗讯科技公司研究机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它的尊严不容玷污。但是9月25日该实验室不得不放下尊严，尴尬地承认实验室的错误。当日实验室公布了对其知名物理学家Jan Hendrik Schon研究成果进行调查的报告。Schon博士在过去几年内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甚至在几个月前，他还被公认为有望问鼎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之一。但是，现在看来他的研究成果确有伪造的嫌疑。

　　但是，他的整个活动看似毫无破绽，且超乎寻常的一帆风顺。虽然别的实验室无法照样演示时有人表示了怀疑，但是这些疑问也被设备不同的解释打消了。Schon博士自己也承认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是在1/10的机率下获得的，这似乎减轻了人们的担心。最初时，这些问题看起来好象是由设备故障导致的，于是研究人员就开始寻找这些故障。结果研究出乎意料：在涉及半导体和超导体领域的文章中，他使用的是本质相同名称不同的曲线图，来支持其观点。

　　当这一结果在5月出现时，贝尔实验室迅速成立了由独立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由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Malcolm Beasley担任主席，开始调查整个事件。正是他们发布的报告揭开了事实的真相。

　　错误的根源

　　半导体性质和超导体性质对电子领域至关重要。Schon博士一直都致力于研究由有机分子、而非硅元素构成的半导体的开发工作。按照化学概念，一个有机分子并不需要从有机物中获得，它是指围绕在互相连接的碳原子周围的分子。由有机分子构成的材料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如塑料)，而且加工费用也比较低廉。尽管半导体现象也存在于一种称为pentacenes的有机分子当中，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用它来制作半导体器件。

　　所以在2000年，当Schon博士宣布他能够利用这种材料来制作半导体，并演示了一系列深奥的半导体现象，比如说量子场效应，便马上引起了所有业界人士的关注。随后，他又采用另外一种称为buckminsterfullerene的有机分子来制作超导体，这无疑将他的研究工作推向了高潮。而且与其他超导体不同的是，这个貌似微型足球的超导体能够在超高温下工作。

　　通常情况下，超导体只在一定的临界温度下工作。一个世纪前研制的超导体只能在临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下工作，从而无法真正实现商业化生产。上世纪80年代晚期，科学家发现了一种能够在高于绝对零度77°的温度下产生超导性能的材料，该材料称为perovskites。这就意味着可以用液氮对其降温，而液氮造价并不昂贵。但是这种材料的合成非常困难，这就限制了它的商业化量产。Schon博士研制的超导体能够在高于绝对零度11°的温度下“工作”，经过系列谨慎严谨的技术“改造”，这种材料的工作温度上升到了高于绝对零度117°，完全符合液氮的工作要求。当时看来，这种材料只需要寻找实际应用了，而且Schon博士好象也独立找到了应用。

　　正是最后一句话揭开了事实的真相，因为现代科学本是一个协同努力的工作。Schon博士发表的90篇论文都有第二作者，从理论上来讲，这些人理应确保研究成果的准确无误。但是实际上，所有的论文都是由Schon博士一人完成的。贝尔实验室的调查报告表明：“所有的这些成果并未经由这些人员验证”。但这也没有妨碍这些人在论文上署名。报告对这些人员的行为并未追究：“委员会并不赞同第二作者应为整个行为负责的观点”。也就是说，尽管不止一人牵扯到这个活动中，但是无人需要对其行为负责，除了Schon博士本人。但是他也不是替罪羊，因为整个欺骗活动都是他一手操作的。而投入到其研究成果应用上的上百万美元也就此白白浪费掉了。

　　教训错误的产生在所难免。最关键的是要从教训中有所长进。这个事件中有两个教训值得我们注意：首先，科学家也是和普通众生一样的人类，这就意味这他们中会有人做一些愚蠢说谎的事情；其次，没有人能够欺骗自然，这一点尤为重要。

　　这样的事件发生后，人们或许会指责同行评审这道程序。学报将论文寄往不同的专家以供评审。这项成果如此瞩目，本应有人对其进行冷静评审。后来，也有专家在回顾该事件时表示的确觉得实验结果太为完美。成果与理论要达成完全统一，这一点并不太可能，且该成果是在非有机半导体的基础上取得的。如果有机半导体和非有机半导体实验原理能够一致，就更令人瞠目结舌了。

　　最严格的检查人员并非科学家的同行，而是现实本身。研究成果越重要，现实对其检验也就更严格。Schon博士的几个研究成果已经吸引了一些技术专家，希望能将它们转化为发明，而届时自然就有更多考验等在前面。至于Schon博士如何打算从这场骗局中脱身仍是一个谜底。但或许我们还可从中吸取第三个教训，那就是：若要欺骗科学，至少应该在一个无人关注无人审查的领域内进行。(《Economist》2002.9.26 issue) （Gar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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