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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尴尬的中关村 http://www.sina.com.cn 1999/08/27 10:14 　　 　　作者： 《计算机世界》记者 刘韧（liuren@163.net） 　　中国人将中关村当作中国高科技的“圣地”朝圣，美国人将中关村当作美国高科技产品的“集散地”运用；中关村以 外的人想向中关村学习发展知识经济的经验，中关村的人能向外人介绍只有做贸易的经验；中关村的确让国人用上了最先进的 计算机产品，使中国与世界同步，但这些技术中几乎没有一项重要技术Made in china。 　　中关村的这种尴尬暴露在全球信息产业一体化的对比中最为明显，在全球一体的信息产业链条中，中国处在“食物链 ”的末端，作为中国信息产业象征的中关村是这种末端位置的具体体现。 　　两年前，中关村将路修了，现在，中关村又在修正房子，但这些对改变中关村在国际信息产业中的不利地位不起作用 。 　　即便将卖硬盘和软驱的“柜台经理”“装进”窗明几净的“硅谷电脑城”里又有什么用呢？他们依然只能是卖硬盘和 软驱的“柜台”经理，不会成为别的，更不会成为微软、英特尔一级的企业。 　　问中关村谁有技术 　　站在新千年的转折点上，回望中关村，如果非要称中关村是成功的话，那么中关村的成功更多地是做贸易的成功，不 是做技术的成功。 　　联想走“贸、工、技”的道路，走到中国电子百强第一的位置。长城最近获利不菲，就称自己走的是“技、工、贸” 道路，其实它如果不是“捆绑”上了IBM，给IBM做加工厂，还真看不出它的技术在哪里。不得不承认，长城生产出的海 量存储器技术含量很高，利润很好，但那终究是IBM的技术。方正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企业，但它在汉字激光照排上所表现 出来的优势，集中表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后来... 　　技术含量决定企业在“产业食物链”上的位置。为什么面对微软、英特尔的垄断，我们除了冲动地呼喊几声别无它法 ，因为，我们没有与之抗衡的技术；为什么“食物链”上端一个轻微的“摆动”，都会让我们损失惨重（去年DEC合并到康 柏，代理DEC产品的方正和实达损失在好几千万以上），因为，我们技术的命脉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大树一倒，猢狲散尽； 为什么我们的销售额高达100多个亿，利润才只有几个亿，因为上游的厂商靠着技术的垄断已经将利润瓜分待尽，留下的只 是一些残茶冷羹；为什么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给国外公司充当进出口商的角色，整天像个“搬运工”似的累死累活，因为，我 们被垄断的技术牢牢地给栓住了。 　　国家科研体制有没有责任 　　依托北大、清华、中科院的中关村从来都没有忘记用技术去掘取巨额的利润，但是，因为没有和国外公司直接抗衡的 实力，中关村才走上给国外公司“打工”的路。 　　希望公司总裁周明陶原本是中科院的一名学者，促发他创业者做贸易的事件是DBSAEⅡ进入中国。看到国外的数 据库产品，对照一下自己每天晚上加班加点搞出来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周明陶残酷地感觉到从技术对比上讲“自己根本不叫学 者”。在这种心态下，尽管办公司领执照当时在科学院被人看成像支一个鞋摊修鞋一样，但周明陶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创办 希望公司的路。 　　中关村原本就是中国信息技术开发的基地，中国第一代计算机诞生在这里，这些计算机为中国“两弹一星”成功发射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面对市场的抉择，中关村旧有体制下的技术研发已经屡次被证明不能通过市场的检验，无法转化为社 会财富。 　　方正研究院院长肖建国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国家压根儿就没有要求科学家或者科研单位把成果商品化，研究所也 就没有兴趣将成果商品化。国家向研究所投钱要的就是研究成果，要的就是一篇论文、一个原理型的样机、一个结论。既然国 家科研拨款的时候，要的就是这些东西，知识分子也爱做这些东西，做出来表明有学问，搞出了成果，提个教授，当个院士。 这样一来谁还会有兴趣去搞成果的转化？！” 　　既然不能指望旧有的技术创新体系为中关村输送技术，不能指望传统的科研院所搞是石破天惊的技术来，于是中关村 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企业，开始希望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能像美国的企业那样扮演科技创新主力军的角色。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 　　“资本家”与“知本家”的冲突 　　中关村上流传着“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著名企业”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柳传志找到倪光南、张玉 峰找到王选、万润南找到王缉志，分别开发出联想汉卡、方正激光照排、四通打字机，联想、方正、四通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计 算机企业。 　　传统研究所体制不行，是因为技术没有和市场相结合，知识没有和资本相结合，企业研究院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但不幸的是在这种结合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王选正在淡出方正，倪光南、王缉志早已经不在联想、四通的总工。起先我们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企业是企业家的 企业，不是科学家的企业”，但仅仅这样的解释可能还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它背后所蕴藏的其实是资本与知识、技术与市场 的冲突，而非个人之间的恩怨。 　　代表知识的技术人员容易受伤害，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关村尚处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之中，决定公司大 小、企业成败的主要是资本及其运作，而非知识及其运用。 　　所以，倪光南不再担当联想总工，没有妨碍联想成为电子百强之首；所以，王缉志离开四通，四通也没有为之倒 掉；所以，中关村最深刻的理论是“贸、工、技”；所以，中关村最响亮的口号是“与狼共舞”（与国外公司合作，后来改称 “与巨人同行”）。 　　中关村的世界是“总裁”的世界，不是“总工”的世界，如果非要争夺“世界霸权”，当然，要受伤。这是经济模式 使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更不是人品的问题。也许真的到了知识经济那一天，中关村的技术代表才会真正坚强起来。但 现在还不是时候，技术人员往往过高估价了自己的实力，与资本对抗，往往会使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 　　技术之外的成功 　　有人说中关村是中国的硅谷，有人说中关村是中国知识经济的象征，有人说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二十 一世纪看中关村。中关村在政府提倡知识经济，振兴民族经济的大背景下，被推上了高科技的神坛，成了高技术的神话，但中 关村15年来的历史表明其最成功之处有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技术之外。 　　中关村是中国最早进行市场经济探索的地方，繁荣的贸易和自由激烈的竞争促使中关村企业不得不深思熟虑市场经济 下，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竞争力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产权归属问题。产权问题是企业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企业的性质、命运，甚至一切。企业中的任何问题归根结蒂都是 产权问题或者至少和产权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关村很多企业都带有国有民营的性质，这种性质的企业如何实现所有权 和经营权分离，怎样保证创业者的利益，都能给其它企业带来启示，这也就是联想前一阶段明确股权关系倍受社会各方关注的 原因所在。 　　新老交替问题。企业中不是每个人的发展都能够与企业的发展同步，企业不能也不会停下发展的脚步等这些人，不能 跟上企业步伐的人必将为企业“淘汰”。怎样亲手撤换当年和自己一起打江山的“功臣”，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 　　波折起伏问题。企业在一个发展策略上会达到它的极致，这个极致代表企业发展到了顶峰，也意味着低谷马上就会到 来。起伏和波折应该企业发展的常态，企业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企业不断地克服波折和低谷的过程。一个波折或者低谷没有度 过，中关村的企业马上就会垮掉，没有国家保它，所以，现在还存在的企业都历经波折。 　　专业化与多元化的问题。谁都知道应该扬长避短，没有优势的事情不做；谁都知道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不能将 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那样做风险太大。中关村著名的企业几乎都有做房地产的经历，这个经历可能有助于他们回答 这个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成功回答是中关村前15年历史真正的成功所在，它让中关村出现了五六千人的大企业以及管理五六千 人大企业的方法，它让中关村掌握了兴办适应市场经济企业的方法。 　　技术啊！该将你置于何种地位 　　既然中关村前15年的成功基本上是企业家的成功，是资本运作、企业运作驱动，而非技术驱动，那么，技术在中关 村中的地位就会遭到怀疑。 　　这是发生在中关村的一个真实故事。技术天才小周终于在1998年离开了自己供职那家大公司，在这家公司中如果 找一个程序员，肯定是小周，如果找一名系统分析员，也肯定是小周，这一点公司领导层也承认，并因此让小周加入了公司高 层的决策讨论。 　　按理，小周应该没有什么抱怨了，但这种讨论反而加剧了小周的不满，因为小周的意见无论怎样总被看成是技术人员 的观点，太书生气，而不被采纳。小周在公司决策层的意义总是被局限在技术顾问的角色。而在小周看来，在决定公司未来的 战略上自己决不仅仅只是扮演配角的角色，自己良好的技术背景更不应该被当作脱离市场的书生意气或者技术人员的偏激来对 待。 　　IT是所有产业中变化最快的行业，它的游戏规则不停地变。小的游戏规则每18个月变一次，被叫作摩尔定律，大 的游戏规则若干年变一次，被叫作“战略转折”点。IT技术的10倍速更新使得这个行业的企业家很难在IT业务和产品始 终保持敏感和正确判断，10倍速的更新也让IT企业家的以往成功以及经验的很快变得不再有用。 在传统的变数不是太多 的行业中，企业和企业家的经验可能是制胜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变数太多的IT企业中，一个技术的进步就会粉碎原来所有 的企业运行规则。比如PC结束主机计算，造就了微软和英特尔，比如Internet结束PC时代，Yahoo!、AO L这样的企业迅速崛起，这些企业的成功都是基于产业的游戏规则，而是适应了或者说创造了新的游戏规则。 　　“春江水暖鸭先知”，技术的进步，技术人员能最先感悟到，但是在中关村他们不拥有“话语权”，这是技术人员的 尴尬，这是企业家的危险。 　　需要技术的成功 　　中关村的企业越办越大，企业办大了，费用必然会上升，这时企业在原有的“产业链条”上所能获取利润，就不再能 支持企业迈上新的台阶，即是说，中关村的企业靠贸易已经走到了极限。这个时候企业再发展亟需从技术中掘取更高的利润， 来满足企业再发展的需要。 　　但是技术不是说做就能做得了的。技术是用钱堆出来的，IBM研发费用占到了它销售额的5％，SUN的研发费用 高达营业额的11％，如果要联想的研发投入像IBM那样占到自己营业额的5％，那么，仅研发投入这一项就会让联想出现 亏损。 　　在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上，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联想加大了在研发上的投入，它的利润就不会仅有3个亿那么少，但这 个假设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在中国的计算机企业中，并不存在高研发投入，高利润回报，发展到像联想这样企业规模的例子。 既然未曾听说周围谁纯做技术成功过，那么，自己投起来总会有些含糊。 　　新的成功模式不可能在旧的体系中产生，成功总是过去时，过去的成功对于今天的创新是一种制约。 但不需要干预 　　中关村兴起之初，并没能混上中国“硅谷”的称呼，它的兴起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据电子部计算机司原司长杨天行回 忆，当时大家对中关村的认识上非常不一致。 　　中关村在它的资本积累阶段，必然会出现一些非规范性的行为。而且，当时的人们更多地是用计划经济的眼光去看待 这个新生事物，而中关村要想发展就必然要依照市场规律办事，矛盾开始就存在，而且非常尖锐。以致于有些领导说“什么中 关村高科技一条街？骗子一条街”。 　　值得杨天行老司长欣慰的是他至少没有反对过中关村。“我反对中关村的盗版，走私，但我不反对它的主流。我可以 发很多文件去限制它，但我还是支持了它的发展。” 　　杨天行庆幸自己的行业管理工作没有给下面制造太多的麻烦。“尽管我们的宏观调控力度有限，但业界对我们这一阶 段的工作还是满意的，没有批评很多。我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成绩，比如说，投资二三十个亿建一个什么大企业。我觉得，在 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以前，这种重大的投资很容易造成浪费。但是我们利用国家政策和环境，使得建立的中国计算机企业得到了 很好地发展。” 　　现在，中关村成了中国知识经济的试点工程，成了可以出政绩的地方，那么，中关村是不是被列入了“被抓”的工作 ？ 　　科技创新现在是最热的热点，如果创新被当作任务分配下去，那么，还不如不去创新。尽管现在的中关村是尴尬的中 关村，尽管现在的中关村还谈不上太多的高科技，但是现在中关村的技术含量是和它的能力是一致的，因为它目前的状态是经 济自适应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中关村的技术含量低了一些，可以提醒企业应该加大技术投入，但企业投不投是还是要由企业 说了算，决不能越俎代疱。（本文系作者刚刚完成《中关村问题》和《企业方法——中关村财富之源》两书的一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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