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文明回顾：从“霹雳炮到人造卫星” _评论与分析_科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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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文明回顾：从“霹雳炮到人造卫星”
http://www.sina.com.cn 1999/12/29 12:36 南方日报

　　记者行踪：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飞天，从梦想到现实岁月悠长

　　1999年12月，我在飞往四川的飞机上，看到报纸上重头新闻正是美国火星登陆计划受挫，探测器下落不明。这就是说，人类往太空遨游的途中又碰壁了。但我知道，这个壁总是会被逾越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我的第一站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已经有29颗人造卫星腾起的地方。俯瞰着神秘的高科技山谷，我不由得将思绪拉远。中国人在1895年才开始使用“科学”这个词，然而早在千年之前，聪明的中国人就有了无数个发现和发明，以智慧的火把照亮着人类早期的文明史。

　　科技是社会发展的活力所在。在诗词灿烂而闻名遐迩的宋代，科技攀上了世界之巅。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说：“对于科学史家来说，唐代却不如后来的宋代那么有意义……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就在宋代。”的确如此，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除了纸以外的三大发明，都是这个朝代以后才真正应用的。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架，在灿烂的冬阳下闪耀着人类现代科技结晶之银光。而离它不远的绿草和流水之间，一组展示中国火药发明和应用的雕塑，令我对祖先的创造性成就大开眼界。火雷、火枪、可回收的火箭，还有龙身为炮筒、龙嘴为炮口的火炮，竟然早在11世纪就开始在战争中发威。

　　世界上第一个尝试靠火箭升空的中国人万户的雕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科学园里让人景仰。严亮　摄

　　唐代因追求长生不老而盛行的炼丹术，孕育了火药的发明。到了公元1000年，北宋军官唐福向朝廷献了一份奇特的礼物————他所发明的火箭、火雷等火药武器。这一着，还真投皇上所好。从此，形形色色的“霹雳炮”、“震天雷”被军队采用。朝廷还设立了专事军器生产的火药作坊。到明代，军营已经有1/3的士兵配备火器。

　　西昌科技园一座“万户升空”的石雕，告诉我一个与火药有关的悲壮故事。在火药技术日渐成熟的14世纪，一位叫万户的人想把嫦娥奔月的神话变为现实。他肩挎两片如翅膀一样的风筝，坐上缠绕着47支火药管子的椅子，然后点燃引子，要飞上天去探星追月。他当时确实冲起来了，但紧接着就在爆炸声中灰飞烟灭。这位世界上第一个尝试靠火箭推力飞行的人，以其想象力和勇气在人类科技史上留下了一个亮点。他的名字也成了月球上一座山名，终圆其飞天之梦。

　　对比当时仍沉睡在神学统治阴影中的欧洲人，我们的发明者们是那样的生气勃勃。他们将来自实际生产和生活的新鲜灵感发挥在发明中，又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得以应用。而欧洲那几个早早觉醒者不是在烈火中受焚，就是在地牢里等死。

　　然而，眼前的灿烂并未能让我忘掉背后的悲哀。

　　当历史车轮驶入17世纪，转动的速度明显加快了。然而与此恰恰相反，当年万户的那股子冲劲和豪气，这时却被越堆越高的故纸耗掉了。中国犹如一个衰弱的老人，沉溺于重复过去，咀嚼过去。而苏醒过来的欧洲，几乎在这个时候发起光来，与后来崛起的美国几乎占尽近代科技的史册。于是，科技停滞、活力尽丧的文明古国，被一个个新兴小国宰割得遍体鳞伤。

　　我们深究下去就会发现：中国此时显出的衰落，是长期恶疾的发作所致。在大一统的社会体制下，在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观念圈中，发明家们为统治者的好恶所左右。尽管像天文历法的研究、造纸技术的改进，是在朝廷支持、官吏主持下进行和推广，但这种制度带来的是更多的不幸。科学人才多被科举和从仕的坎坷所羁绊，科学问题的论争往往与政治势力的较量联系在一起，科学家的思维犹如缠上了裹脚布。当西方已经拥有一批培养科技人才的大学，我们的青少年还困在私塾里背《四书》诵《五经》。

　　更可悲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每一次朝代变更，就是社会的一次全面动乱，科技发明的成果也就一次次地被扼杀。随着明王朝的灭亡，火药应用的先进技术也被埋没。只有在欢庆或驱鬼的场合，烟花爆竹才最显威风。两百年后，清兵抡着大刀长矛、念着“刀枪不入”去迎战洋枪洋炮，这一定让九泉之下的先人哀叹“一代不如一代”。指南针的发明更加典型：从东汉到唐代，已经有过12次关于制作指南针的记载，但每一次都在失传后再创造。这种永远的萌芽怎么能长成大树呢？这就是历史上中国科技发明的普遍结果，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悲剧路线。

记者感受：除了把握潮流乘势而上，我们别无选择

　　“未来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将越来越首先表现为科技实力的竞争。”12月9日，江泽民主席再次强调了这一历史现实。我经过这一个系列采访，对此也有了特别深刻的感受。

　　就是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国定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这正是历史的必然。科技文明就像一个越来越性急的人，在第一个公元千年还是从爬到走，到第二个千年已经是从走到跑再飞。未来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晰。我们再不及时赶上，就会被抛出地球、抛出历史。

　　这一个月里，从南到北、由东至西的所见所闻，一次次充实了我的信心：中国的科技在奋起，在追赶，在超越。我国空间技术进入了成熟期，不仅发射出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和可载人的“神舟”号飞船，商业卫星发射已占领8%左右的国际市场；从去年到今年，上海培育出5只转基因羊和1只转基因牛，能分泌含有人体所需的珍贵蛋白，还有治疗血液病的乳汁，这一成果引起世界科坛注目；在破解杂交水稻这一道世界性难题中，中国人走在了前列，杂交稻在24年中增产3000亿公斤。

　　这即将过去的千年科技史，既给人以沉重的思索，又给人振奋的激情。下一个世纪、下一个千年，除了“把握潮流，乘势而上，努力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中国别无选择！

　　记者行踪：余杭太平山、上海黄母祠织机，唱着古老的歌谣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在经历了近千年的磨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

　　在这个重文轻理的国度，文人骚客的生前身后从来就比那些科学家要风光得多；而诗词书画也远比发明成果要受人青睐。

　　为了寻找科技名著《梦溪笔谈》作者沈括的墓，我问过十几个在西子湖畔生活过的人，答案竟是那样相似：只知道附近有名妓苏小小的墓。我又打了7个电话向该市文物和园林部门询问，他们也是好一番查找才有答案。这位伟大的科技史家和研究者，寂寂地长眠在离杭州不远的余杭县太平山上。但历史不会忘记，如果不是他那记有255条科技条目的论著，毕升等平民发明者也许会被历史的尘埃覆盖，磁偏角原理的发现也许不会比欧洲早上500年。

　　这天，我赶到上海植物园，在翠竹掩映中寻到了建于清代的黄母祠。如同寻常人家的青瓦白墙小院，供着元代女纺织革新者黄道婆。这位生于上海小镇的女子，本来有着与许多中国妇女一样的命运————做童养媳，可后来不堪公婆的虐待，逃到了遥远的海南岛。从此，她就有了不一般的故事：从黎族姐妹那里学会使用弹棉、纺织和提花工具，以及棉纱配色等手艺，待年过半百回到江南后，改进并推广了这些技术。从13世纪起，淞江在家家户户的织机声中，成了“衣被天下”的棉纺中心，到18世纪仅每年从广州出口的布就有33万匹之多。这就难怪，摇纺车的妇人被尊为女神，那一带曾经有过十几处黄母祠。

　　中国是世界上植棉和棉纺最早的地区之一，在宋代已经有了风箱、鼓风机和水转大纺车，元代的纺织技术又有了这样的进步，然而，生产力得有生产需求才有发挥之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供给方式，束缚了纺织业，终于成不了大规模产业，我们祖先的科技发明也因此突不破这个框框。直到本世纪70年代，黄道婆的故乡还响着手摇单锭纺车哼唱的老调调。而英国用枪炮打出了海外贸易的广阔市场，成为18世纪蒸汽机用于纺织的基本前提。机鸣声组成震动全球的进行曲，推动了世界纺织业的飞跃，也促成了人类历史的飞跃。

　　此时，黄母祠的庭院里太宁静了，只闻竹叶在喃喃细语。我想到了另一个时代的另一类庭院。在历代王朝重农轻工抑商的经济方针的影响下，中国工商业即使在明代有了突破，但暴发户们不是将所得财富用于扩大生产，而是要“弃俗从雅”，养戏班、建园林和置买田地，始终未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在这飘着柔媚唱腔的园林里，科技能有什么用呢？

　　也正是统治者的政策和传统的观念，造成历史上中国科技这样的特点：以与农业和手工业有关的经验性技术为长，而科技理论、与工业有关的实验科技相当薄弱，这注定它在达到一定高度后就停滞不前。

　　记者行踪：上海光启公园几何，解不开历史的难题

　　上海的徐家汇广场是个繁华的商业中心。离它不过一公里，有个清幽的小公园————光启公园。一座绿树环绕的墓里，葬着一位名叫徐光启的明代人。墓旁的几块石碑上，刻有他关于数学几何论述的手迹。公园如今每逢星期六就热闹起来，青少年们纷纷来练习英语，而12月的议题就是“新世纪畅想”。这真是个有意思的巧合，那位生于1562年的徐先生，正是因促成与西方的科技交流而流芳后世。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科技最开放的一个时代。大批外国传教士本来是为了推销宗教信仰而来，但无意中作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者，并得到朝廷的重用。徐光启到南京赴考时结识了利玛窦，当见到这位意大利人手绘的世界地图，饱读诗书的他惊呆了：中国是世界之中心这个理儿怎么就站不住了呢？他在43岁才中了进士，以后升为礼部尚书和大学士，但久钻八股文并未令其脑子僵化。他不断从利玛窦那里吸取新知识，又学会了意大利文和英文，翻译出《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西方数学、天文等科技理论书，还召集民间巧匠仿制望远镜。

　　科技在中国由输出变成引进，似乎是走向衰落的象征，但这也是落后以后唯一的振兴机会。封闭导致守旧，这与以创新为精髓的科技是水火不相容的。西方也是借鉴了中国的指南针、火药等技术，才能在茫茫大海上找到和占据新大陆；而中国专制的皇帝们大多不懂这个理儿，倒是怕西方的“异端邪说”，以及科技、工商业的发达会冲溃朝廷基座。清朝的康熙皇帝尚算明智，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过数学、天文、物理，并开放部分外贸海关。而他的子孙却退化了，除了西洋钟以外都看不起洋玩艺，中断了有限的科技和贸易交流。乾隆在拒绝英国使节关于通商的要求时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9世纪，英国商人曾在北京和上海建铁路，两次都被中国官员限令拆除，认为“穿凿山川，必遭神谴”。这些君臣的口吻，是那样一致地居高临下。

　　封闭就是这样，总是让圈子里人自以为是，中国在20世纪60至70年代重演了这样一幕。结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在60年代前期与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差距不大，十几年的封闭拉大了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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