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大事值得思考 _业界动态_科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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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大事值得思考
http://www.sina.com.cn 2000/01/03 16:34 《计算机世界》

　　《计算机世界》供新浪网特稿，纸质见1月3日《计算机世界》A版

　　1999年12月18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论坛在北京翠宫饭店举行了别开生面的研讨会，王选院士、汪成为院士以及来自中关村高校与科研机构的IT精英就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研讨会上，本报总编辑刘九如发言时提出：中关村今年发生的几件大事，值得引起业界深入思考。由此大家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摘要刊出。

　　刘九如(《计算机世界》报总编辑)：

　　科研的长远跟踪和短期研究的问题，技术与市场相结合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但是今天讨论仍然具有新的意义，因为1999年中关村发生了一些大事，全都跟这些问题有关系，倪光南院士被解聘，王选教授被“逼宫”，尤其是中科院计算所的改革，这一切给我们留下很多新的思考。计算所的改革，中科院本来构思得不错，希望通过与联想的合作，把联想在短期市场研究的需求与计算所的长远研究结合起来，并作出了近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还公布了一个三者的比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的媒体进行了充分的报道，但不知道为什么不了了之。这里面可能有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问题，技术人员、科学家与企业家、商人的合作问题。但是我想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不仅要要求科学家改变观念，走出象牙塔，企业，像联想这样在IT领域有代表性的企业，自身能不能思考，在技术创新方面是否具备创新的环境?在容纳科学家的方面有没有形成良好的氛围，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特别问一下，因为国家的政策已经明确，我们国家的技术创新要以企业为中心，如果企业这个中心的技术创新氛围没有形成，或者企业家在与科学家、技术专家进行合作方面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与良好的氛围，技术创新就存在一些问题。

　　孙茂松(清华大学博士)：

　　计算所的改革是一种探索，但是目前看来这种探索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刘总编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议题，我还奇怪像《计算机世界》报这样权威的报纸为什么不开展讨论呢?(刘九如插话：中科院、计算所不接受采访，也希望我们不要报道)。这些问题如果理不清楚，科研与市场的结合就难解决，体制问题也难以解决，我们就难以前行。

　　白硕(计算所博士)：

　　计算所的事情可能大家也知道了，其实不光是计算所，还有国家一些机关的信息中心，还有很多这类国有的研究机构。我认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也就是说这样下去，长久不了。总有一天会变，如果不变，人就会走掉，机构就会死掉，这也是变。目前计算所的现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家看到的已经不全是工资高低的问题了，这是整个体制的问题。一切必须发生非常根本的变化。做这个行当的人，只要有本事，你就拿股份，很简单。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面，事业单位肯定留不下人。我说得比较极端，但肯定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旧的体制严重地束缚了新兴的生产力。科学院这种从事IT的研究所应该取消，研究部分应该归大学。这种孵化器应该采用公司的体制，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有竞争力，要不然肯定要散掉。计算所如果按现在这样的游戏规则搞下去，我一点都不看好，很可能不久就会完蛋。计算所里面很多人现在急于创业，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矛盾，而联想目前已进入成长阶段，如果联想不能以创业人员来对待这些人，那么这个事谈不拢的。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人集体出去创业。至于国家机关的信息部门，譬如信息中心，将来也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新型的服务行业，就是社会化的服务行业，由它来对国家机关的信息、基础设施做统一的维护，而并不是说一个机构、一个部门自己养一帮这样的人，这是绝对养不了的，也很难留住高水平的人。

　　孙育宁(计算所所长助理)：

　　刚才刘九如总编提到了计算所的问题，提到了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问题以及技术创新问题。1999年中关村发生了很多事情，确确实实也引发业界人士深深地思考这些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是一个机制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讲1999年年初计算所和联想集团整合的这件事情，其实这本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从联想的业绩和在业界的地位，以及计算所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来看，应该是蛮匹配的，并且两家早有渊源，最后这件事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呢？实际上还是体制的问题，怎么讲呢？我们发现在做事情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部二部”(计算所改革后，设立了计算所二部，新的小计算所被称为一部。—— 编辑注)的问题，你不知道你的真正老板是谁。扯远点，鲁迅先生最早致力于医学救国，后来他发现靠医学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中国现在实际上没有真正从社会深处解决这些问题。联想集团的产品线研究，以及计算所的基础研究，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说，合作是完全走得通的。但实际上行不通。我们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全新的体制，摆脱市场和科研这两张皮的问题，但最后又走进了另外一个怪圈。比方说给计算所定位的问题，定成了既为国家服务，既是一个国家的研究所，同时又是企业的一个研究院，所以本身它的发展目标就是不一致的，你既要做国家的研究，国家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但企业又是一个盈利团体，咱们企业现在首先考虑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企业是为了挣钱，它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与国家的长远利益重合，这个时候就产生矛盾。

　　产生矛盾的时候，结果就是“开打”，谁“打”过谁谁就胜了，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说到底，还是市场行为不规范，说白了，如果说这是一个纯正的商业行为，大家谁都没问题。如果既有行政参与又结合着市场参与，搅在一起，那就谁也说不清，最后出了问题没有人负责，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这是一个国家大环境的问题，为什么硅谷在美国能搞得红红火火，世界上130多个硅谷，为什么这么多硅谷都学不来美国硅谷的真谛呢？实际就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美国硅谷从风险资金，直到企业的运作、大学科研，存在一个比较规范的市场运作机制，而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这套体制，我们总是割裂事物的某一个局部，忽而把它想像得天花乱坠。我们在走访了美国硅谷的十几家公司之后，发现其实有些技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具备了这种水平，但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做得这么好，因为他们有一整套的体制。

　　杜建华(联想电脑副总经理)：

　　九如对企业的提醒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对联想和众多企业的氛围还必须从另一方面来思考。也就是回答科学家能不能在联想呆着的问题，或联想能不能容纳科学家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回答什么叫科学家？我很担心，大家认为老实的就是科学家。其实不是，我觉得今天在座的汪成为教授就不是这样的。只会埋头苦干，只会做研究，不会交流就叫科学家，一旦会交际可能就不成为科学家了。联想刚刚研制了天禧电脑，我不能说它的技术含量如何如何高，可是这个天禧电脑的研究团队，平均年龄绝对不会超过27岁，最大的也就是30来岁吧。那么他们算不算科学家？我认为他们一样是科学家。可能传统上他们不是科学家。

　　我认为体制有宏观体制和微观体制，宏观体制我想大家都讨论了，我也同意了，没什么说的，可实际上，人可以通过改变微观体制来改变一些事情。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激励政策改变外部环境，否则事情就会做不下去。3年前联想电脑公司已经开始实行自己内部的模拟股票方式，这种激励政策很有效。很多事情关键是自己做，通过改变自己的小环境来促进大环境的变化。

　　汪成为(工程院士)：

　　科学院的问题、计算所和联想的合并问题，要想把这个题议论好的话，首先要了解中国，这比了解世界还重要。我只是提醒大家一点，有关计算所的改革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说上层在要求变。现在各级领导都在关注IT，国家领导人参加IT方面的活动越来越多，这就是机遇，至少不是上层不愿变。

　　自然科学基金委刚刚改组完，还有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基础研究、863计划，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在听取汇报。还有若干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重中之重的国家重点项目，各个方面都在关注科研体制改革，各个方面都在关注IT的机遇，这个蓝图是否描述得好，是不是能够构架得好，需要咱们共同来关心，替国家操心。

　　王选(中科院院士)：

　　如何才能够保证企业长胜不衰，产权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最好一上来就把产权明确，国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出现技术专家和企业家的矛盾，我觉得这跟产权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也许我应当反思，当初技术专家起家的时候就应该比较好地明确这个产权了，然后你就该有权，有了权才能干事。现在反思，我的错误是当初我太不喜欢权了。到今天我又没办法，大家还得要我掌权，我现在权比任何时候都大，现在我不得不用好这个权。我的经验和体会是，你是一个技术专家，你希望你的技术能变成成果或产品，你就选定一个人做你的老板。关于技术和市场的配合方面，关键是一上来就建立一个好的机制，机制问题特别重要。

　　(以上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特别报道组成员：

　　总策划：刘九如

　　课题组长：候梅竹

　　记者：蒋胜蓝（本专题全部文章执笔人）

　　责任编辑：董凯虹杨六超刘海锋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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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关村大事值得思考 http://www.sina.com.cn 2000/01/03 16:34 《计算机世界》　　《计算机世界》供新浪网特稿，纸质见1月3日《计算机世界》A版　　1999年12月18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论坛在北京翠宫饭店举行了别开生面的研讨会，王选院士、汪成为院士以及来自中关村高校与科研机构的IT精英就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研讨会上，本报总编辑刘九如发言时提出：中关村今年发生的几件大事，值得引起业界深入思考。由此大家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摘要刊出。　　刘九如(《计算机世界》报总编辑)：　　科研的长远跟踪和短期研究的问题，技术与市场相结合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但是今天讨论仍然具有新的意义，因为1999年中关村发生了一些大事，全都跟这些问题有关系，倪光南院士被解聘，王选教授被“逼宫”，尤其是中科院计算所的改革，这一切给我们留下很多新的思考。计算所的改革，中科院本来构思得不错，希望通过与联想的合作，把联想在短期市场研究的需求与计算所的长远研究结合起来，并作出了近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还公布了一个三者的比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的媒体进行了充分的报道，但不知道为什么不了了之。这里面可能有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问题，技术人员、科学家与企业家、商人的合作问题。但是我想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不仅要要求科学家改变观念，走出象牙塔，企业，像联想这样在IT领域有代表性的企业，自身能不能思考，在技术创新方面是否具备创新的环境?在容纳科学家的方面有没有形成良好的氛围，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特别问一下，因为国家的政策已经明确，我们国家的技术创新要以企业为中心，如果企业这个中心的技术创新氛围没有形成，或者企业家在与科学家、技术专家进行合作方面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与良好的氛围，技术创新就存在一些问题。　　孙茂松(清华大学博士)：　　计算所的改革是一种探索，但是目前看来这种探索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刘总编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议题，我还奇怪像《计算机世界》报这样权威的报纸为什么不开展讨论呢?(刘九如插话：中科院、计算所不接受采访，也希望我们不要报道)。这些问题如果理不清楚，科研与市场的结合就难解决，体制问题也难以解决，我们就难以前行。　　白硕(计算所博士)：　　计算所的事情可能大家也知道了，其实不光是计算所，还有国家一些机关的信息中心，还有很多这类国有的研究机构。我认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也就是说这样下去，长久不了。总有一天会变，如果不变，人就会走掉，机构就会死掉，这也是变。目前计算所的现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家看到的已经不全是工资高低的问题了，这是整个体制的问题。一切必须发生非常根本的变化。做这个行当的人，只要有本事，你就拿股份，很简单。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面，事业单位肯定留不下人。我说得比较极端，但肯定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旧的体制严重地束缚了新兴的生产力。科学院这种从事IT的研究所应该取消，研究部分应该归大学。这种孵化器应该采用公司的体制，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有竞争力，要不然肯定要散掉。计算所如果按现在这样的游戏规则搞下去，我一点都不看好，很可能不久就会完蛋。计算所里面很多人现在急于创业，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矛盾，而联想目前已进入成长阶段，如果联想不能以创业人员来对待这些人，那么这个事谈不拢的。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人集体出去创业。至于国家机关的信息部门，譬如信息中心，将来也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新型的服务行业，就是社会化的服务行业，由它来对国家机关的信息、基础设施做统一的维护，而并不是说一个机构、一个部门自己养一帮这样的人，这是绝对养不了的，也很难留住高水平的人。　　孙育宁(计算所所长助理)：　　刚才刘九如总编提到了计算所的问题，提到了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问题以及技术创新问题。1999年中关村发生了很多事情，确确实实也引发业界人士深深地思考这些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是一个机制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讲1999年年初计算所和联想集团整合的这件事情，其实这本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从联想的业绩和在业界的地位，以及计算所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来看，应该是蛮匹配的，并且两家早有渊源，最后这件事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呢？实际上还是体制的问题，怎么讲呢？我们发现在做事情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部二部”(计算所改革后，设立了计算所二部，新的小计算所被称为一部。—— 编辑注)的问题，你不知道你的真正老板是谁。扯远点，鲁迅先生最早致力于医学救国，后来他发现靠医学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中国现在实际上没有真正从社会深处解决这些问题。联想集团的产品线研究，以及计算所的基础研究，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说，合作是完全走得通的。但实际上行不通。我们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全新的体制，摆脱市场和科研这两张皮的问题，但最后又走进了另外一个怪圈。比方说给计算所定位的问题，定成了既为国家服务，既是一个国家的研究所，同时又是企业的一个研究院，所以本身它的发展目标就是不一致的，你既要做国家的研究，国家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但企业又是一个盈利团体，咱们企业现在首先考虑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企业是为了挣钱，它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与国家的长远利益重合，这个时候就产生矛盾。　　产生矛盾的时候，结果就是“开打”，谁“打”过谁谁就胜了，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说到底，还是市场行为不规范，说白了，如果说这是一个纯正的商业行为，大家谁都没问题。如果既有行政参与又结合着市场参与，搅在一起，那就谁也说不清，最后出了问题没有人负责，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这是一个国家大环境的问题，为什么硅谷在美国能搞得红红火火，世界上130多个硅谷，为什么这么多硅谷都学不来美国硅谷的真谛呢？实际就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美国硅谷从风险资金，直到企业的运作、大学科研，存在一个比较规范的市场运作机制，而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这套体制，我们总是割裂事物的某一个局部，忽而把它想像得天花乱坠。我们在走访了美国硅谷的十几家公司之后，发现其实有些技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具备了这种水平，但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做得这么好，因为他们有一整套的体制。　　杜建华(联想电脑副总经理)：　　九如对企业的提醒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对联想和众多企业的氛围还必须从另一方面来思考。也就是回答科学家能不能在联想呆着的问题，或联想能不能容纳科学家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回答什么叫科学家？我很担心，大家认为老实的就是科学家。其实不是，我觉得今天在座的汪成为教授就不是这样的。只会埋头苦干，只会做研究，不会交流就叫科学家，一旦会交际可能就不成为科学家了。联想刚刚研制了天禧电脑，我不能说它的技术含量如何如何高，可是这个天禧电脑的研究团队，平均年龄绝对不会超过27岁，最大的也就是30来岁吧。那么他们算不算科学家？我认为他们一样是科学家。可能传统上他们不是科学家。　　我认为体制有宏观体制和微观体制，宏观体制我想大家都讨论了，我也同意了，没什么说的，可实际上，人可以通过改变微观体制来改变一些事情。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激励政策改变外部环境，否则事情就会做不下去。3年前联想电脑公司已经开始实行自己内部的模拟股票方式，这种激励政策很有效。很多事情关键是自己做，通过改变自己的小环境来促进大环境的变化。　　汪成为(工程院士)：　　科学院的问题、计算所和联想的合并问题，要想把这个题议论好的话，首先要了解中国，这比了解世界还重要。我只是提醒大家一点，有关计算所的改革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说上层在要求变。现在各级领导都在关注IT，国家领导人参加IT方面的活动越来越多，这就是机遇，至少不是上层不愿变。　　自然科学基金委刚刚改组完，还有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基础研究、863计划，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在听取汇报。还有若干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重中之重的国家重点项目，各个方面都在关注科研体制改革，各个方面都在关注IT的机遇，这个蓝图是否描述得好，是不是能够构架得好，需要咱们共同来关心，替国家操心。　　王选(中科院院士)：　　如何才能够保证企业长胜不衰，产权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最好一上来就把产权明确，国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出现技术专家和企业家的矛盾，我觉得这跟产权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也许我应当反思，当初技术专家起家的时候就应该比较好地明确这个产权了，然后你就该有权，有了权才能干事。现在反思，我的错误是当初我太不喜欢权了。到今天我又没办法，大家还得要我掌权，我现在权比任何时候都大，现在我不得不用好这个权。我的经验和体会是，你是一个技术专家，你希望你的技术能变成成果或产品，你就选定一个人做你的老板。关于技术和市场的配合方面，关键是一上来就建立一个好的机制，机制问题特别重要。　　(以上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特别报道组成员：　　总策划：刘九如　　课题组长：候梅竹　　记者：蒋胜蓝（本专题全部文章执笔人）　　责任编辑：董凯虹杨六超刘海锋张欣请您点击此处就本文发表您的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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