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余恨

　　大凡每查处一个贪官之后，媒体总要分析说这是缺乏监督的必然结果。这么多年，随着反腐的力度越来越大，反腐的成果越来越显赫(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反腐败的成果与日俱增，这既是反腐加大力度的结果，也是反腐的制度设计存在问题的表现，反腐的最高境界应在于有效地防腐)，人们对反腐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可腐败并没有减少的趋势――至少从 媒体的报道来看。令人不解的是，社会虽然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监督缺位是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但这么多年，舆论监督与人们的期望和现实的需要相比，显然还有不小的差距。

　　最近，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公布了《2003年中国20县市首长表现民意调查报告》，这是该公司所做的针对行政官员的民意调查的第二期，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该公司号称其所做的是独立调查。调查显示，市长们的支持率普遍比较高，但在为政清廉方面得分较低。11月19日，南京的现代快报以“特别关注”的形式报道了“南京市长为政清廉得分最高”，即便是最高，也只有35.5%，与普遍达到的58%的平均支持率相比，还差了一大截。就南京市长而言，在同样的调查中，南京市民对本市市长正确认知姓名比例只有32.7%，而与35.5%的为政清廉得分率相比，显得有些别有意味，在正确认知姓名仅三成的情况下，这为政清廉的印象也只能是非常感性的。而这样的得分率有几分可信，也成问题了。因此，其参考价值到底有多大，显然也是一个未知数。

　　这样的调查，虽然是标榜“独立、客观”，但在目前的环境下，其局限性显而易见。不过，即便如此，其意义也不可小视：毕竟这也是一种监督形式，且超越了官方媒介的监督模式。知名学者、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金太军教授认为此项调查行为本身是“值得预期的一种方向”。他说：“对市长的民意调查，在中国现阶段绝对是新鲜事物，它的出现说明了民众对市长代表的公共权力的关注增强，也会使民众与公共权力的关系更加密切。”民间机构能够展开对中国行政官员进行民意调查并得以发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同时这样的调查样本的设计的局限性也从反面展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对行政官员的信息知之甚少，这既有他们脱离群众的一面，更有制度设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行政官员的能见度不高，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不仅慎之又慎，而且难且益难。在不高的能见度面前，舆论监督作用的有限性就是明摆着的了，不仅政治风险大，法律风险也大。

　　任何一个贪官，哪怕他民怨沸腾，但只要在台上，媒体就不得对他说三道四。以安徽阜阳的王怀忠为例，其出事前，他的武断的作风、搜刮地皮的恶行，在当地已经是“有口皆碑”。在阜阳官场上，不搞形势主义当不好官，不送礼就当不了官，对这种政治生态媒体不是不了解，但敢于曝光吗？表现在媒体上的，只能是王怀忠的高大形象。虽然民间早有“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的民谣，并且王怀忠被称为“王三亿”，可结果他还是从阜阳市委书记任上长为安徽省副省长，这就是官场及官员能见度不高导致难以监督的典型个案。

　　7月9日，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刊登了胡德桂的文章《对不起，我写了一篇本质真实的报道》，大意是说作者被一个官员的作秀所蒙蔽：“1996年的《常德日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夜宿农家》的新闻特写，写的是1996年3月10日，常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彭晋镛，不给县、乡领导打招呼，轻车简从，直接深入到石门县二都乡丰台村调查研究，而且不住宾馆，夜宿农家。”“自从彭晋镛东窗事发，涉嫌贪污、受贿犯罪，被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逮捕后，我写的这篇《夜宿农家》就成了笑料。于是，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篇新闻，终于茅塞顿开：原来我被彭晋镛耍了一回。彭晋镛轻车简从、夜宿农家虽然是实事、是新闻，但这是一条本质上不真实的新闻。这只是彭晋镛一次偶尔的行为，并非经常。彭晋镛能经常这样做吗？从那次夜宿农家以后，直到进班房，他没有再夜宿过农家。因此，对于他那次夜宿农家，如果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叫作秀。现在我才回过神来，原来我过度渲染了作秀本身。对不起，我写了篇本质失真的报道。”

　　我对这样的反思不以为然。因为我们在制度设计方面(最起码是在现实操作层面上)并没有赋予媒体有独立的调查行政官员的能力和权限，因此，媒体只有报道被设计好的官员形象与行为，因此类似彭晋镛这样的贪官作秀的新闻，还会不断地出现，不是吗？媒体的对行政官员的能见度不高，自然无从监督。而这能见度不高并不是媒体没有提高能见度的能力，而是没有必要的权限，没有制度保障，这就是问题之根本所在。

　　前不久闹得纷纷攘攘的长沙县委书记李振萼意外身亡一事，更具典型。一个县委书记在高尔夫球场意外身亡，媒体在报道时有几种死法。最后虽然官方定性为因公殉职，但民间质疑声不断，连官方媒体所办的新华网、人民网都做了专题进行讨论，可见这一定性并不能让人完全接受。问题倒不在如何定性，从这一新闻事件中我们既可看见官员的信任危机日趋严重，另一方面行政官员的能见度太低。虽然后来有《东方早报》等媒体进行了调查，也只是从外围徘徊，难以获得核心信息。当面媒体更是噤若寒蝉：一惯大胆的湖南红网的红辣椒评论，对此事基本上是只字不提，其它媒体就可想而知了。率先报道此事且与官方口径不一致的《潇湘晨报》被指失实，责令道歉。类似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由于行政官员的能见度低，因此，媒体所报道的，基本上是设计好的，媒体的独立性大打折扣，因此，其监督的效能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些正是不能扼制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数据表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关于对行政官员的舆论监督比例逐步下跌。号称“焦青天”的焦点访谈都如此，其它就不用说了，这说明舆论监督何其艰难。虽然我国在信息公开化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深圳、广州等地都在尝试信息公开化立法，并且全国正在大面积地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些都有助于满足人们的知情权、有助于推进信息公开化，但如果我们的“行政官员”的透明度不高，媒体包括社会对他们的能见度不高，媒体报道行政官员的自主性和相关权限不能提高的话，就不能对其中的一些腐败官员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威慑，这是一个显而意见的逻辑。

　　如何提高对他们的能见度，如何提高舆论监督的效能，这是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并切实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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