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响与闾丘露薇看女性记者话语权利的变迁_传媒观察_科技时代

从李响与闾丘露薇看女性记者话语权利的变迁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4日 11:00 人民网

　　曾经在足球报道领域名噪一时的李响被称为“美女记者”，而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因在伊拉克战场上的出色表现获得了凤凰卫视特别贡献大奖和复旦大学校长奖，并且被网友被称为全世界最美、最性感的女人。对于两位成功的女性记者，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的转向她们的性别。她们的成功因为她们在传媒场域中的女性身份备受关注，而她们的女性身份又使得人们以不同的视角去猜测、审视她们的成功。新闻传媒把这两位女性的经历书写成现代传媒领域中女性记者的神话。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对两位记者的塑造呈现出不同的向度。

　　一、李响：被扭曲与被利用的

　　李响是2001年炙手可热的新闻媒体人物。她在足球报道中的迅速崛起以及就此引发的一系列关于其身份、职业风格的种种描写和猜测，形成了所谓的“李响现象”，使其成为传媒为传媒人书写的一个现代媒体神话。直到现在，人们仍旧怀着复杂的心情谈论李响或李响现象，对她与米卢“雾里看花”的关系和她的天价转会费仍然怀有浓厚的兴趣。

　　然而，李响实际上是被媒体利用的女性形象，是“有特殊用途的足球女记者”。她的成功与媒体的炒做不无关系。

　　在李响之前，《足球》负责采访米卢的是女记者任田，据业内猜测派女记者采访是该报试图出奇制胜的策略之一，一方面因为足球圈向来忌讳女记者采访，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米卢对女记者的态度非常和蔼可亲”，因此，新闻业内人士“都不约而同地发出这样的感叹，《足球》报果然棋高一招，在得知米卢即将就任中国队主教练之后，马上着手寻找到了一位懂西班牙语的女孩，可以直接与米卢对话，并且迅速也牢牢地掌握住了对米卢实施独家采访的‘控制权’。对于专业足球报纸而言，这一"控制权"的意义与价值几乎是难以估量的。”李响是继任田之后《足球》专事国足采访的另一个女性记者，可以说，从开始涉足足球报道开始，李响就是媒介参与竞争的一个砝码。《足球》的策略获得了完美的报偿，李响在跟踪采访一年多的时间中获得了大量独家消息，成为该报的“当家花旦”。

　　李响成为传媒公众人物源于两个关键性事件，一是《体坛周报》的“挖角”事件，一是《零距离》一书的出版以及随后的签名售书活动。2001年7月发生的震憾全国的《体坛周报》“挖角”事件使李响从一个普通的记者迅速变为公众人物。李响离开原来供职的《足球》转而服务于《体坛周报》，转会费高达百万，由此引发了关于“做人底线的争论”。与“底线”问题密不可分的一个连带议题是李响与米卢的关系。在“挖角事件”的报道中，媒介将视角转向李响与米卢的特殊关系并且利用这个话题进行炒做。相关报道这样解释李响的高价转会费：“李响创造了体育记者‘转会’的天价，因为她是米卢的红颜知己”，“美女记者”和“红颜知己”成为“转会”报道中的流行话语。

　　关于“零距离”的报道最终形成了“李响现象”。在这个报道中，媒介利用“零距离”大做文章，将激烈的新闻和体育搏杀转换成了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暧昧交谈。“零距离”一说源于《零距离》一书，而《零距离》的书名来自香港歌手谢霆锋的一首同名歌曲。作为媒介人物，李响的特殊身份和背景资源为炒做提供了免费平台，因此该书的策划者不失时机地引用了这个词作为书名。但在媒体报道中，这个词不仅指涉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融洽关系，更是异性之间亲密关系的隐语，因为“在那个敏感时期，很多人都对这个‘零距离’充满了幻想和联想。”在签名售书活动本身及相关报道中，“零距离”与“红颜知己”成为媒介招徕受众的一个标志性称谓。譬如，媒体这样介绍《零距离》的背景：“由于作者是所有记者中与米卢个人友谊最密切的红颜知已，可以‘零距离’贴近米卢，所以所获取的信息比任何其他中国记者都要多得多，也更‘机密’和真实得多……届时李响将携同米卢签名售书，如果您能得到一本有李、米二人签名的书，那就更有意义了。”《零距离》是那个时期一个重要的标志，各种炒作将李响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使其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2001年最红的足球记者”。

　　从中我们可以厘清这样一条线索：作为女性记者，李响是媒体用来接近采访对象，赢得新闻竞争的策略之一；在采访过程中，由于与采访对象建立的良好沟通关系，李响获得了大量独家新闻，并以其独特的报道视角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取得优势。但是由于性别差异，整个过程被渗透了暧昧的色彩：从出现到成功，李响都有异于一般男性记者，这种异质现象引发了媒体炒做以及种种争议，对此持异议者将一切归因于性别差异带来的优势，我们从相关报道中可以窥见这种价值取向：李响与米卢的私人话题层出不穷，从“美女记者”到“红颜知己”、“第1001个女友”、“米卢小蜜”等等，她的媒介身份也变得极其丰富、复杂,这使李响身价飙升高达百万。

　　体育是男性话语占据优势地位的报道领域，“对一名记者来说，足球纯粹是男性的。”李响作为女性出现在这个领域，首先引起关注的不是她的职业身份，而是她的性别。“美女记者”的实质不是“记者”而是“美女”，女性记者的出现破坏了体育报道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威胁到了整个领域中的在男性话语霸权，由她们把握足球报道的“控制权”对于习惯了主导游戏规则的男性记者来说是“不公平”的。李响的杀出无异于晦暗森林中挤进的一抹阳光，但是这抹阳光的力量是微弱的，她刚显露出角色与地位改变的契机时，却被媒介不失时机地利用了。所谓“李响现象”，其实质就是媒介利用女性记者性别特征的炒做，将采访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扭曲为异性之间的暧昧关系。

　　二、闾丘露薇：媒介新英雄

　　闾丘露薇是2003年华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之一。这位将自己的英文名字命名为“ROSE”的女记者被媒体和受众称为“战地玫瑰”，她在伊拉克战争中深入战场做了大量一线战地报道，从而为她自己和凤凰卫视赢得了良好的声誉。露薇其实早已因常年出入世界危险地带采访而为中国大陆媒介和受众所熟悉，这一次在战场上的表现使她获得了凤凰卫视特别贡献大奖和复旦大学校长奖，成为国人记忆中与伊拉克战争共生的一个鲜明形象和媒介代言人。

　　露薇也有一本带有些自传色彩的书《我已出发》。对于闾丘的战场经历和《出发》一书的发行，媒体照旧进行了大量报道。这些报道和评论洋溢着褒扬、赞赏。对闾丘本人，媒体的评价集中为以下这样几个话题：战地之行、日常生活、对职业的态度、与女儿的生活和关系。媒体中的闾丘是一个性格层次丰富、有着坚定的职业理念的乐观、坚强的优秀记者，同时又是一位有深厚母爱的女性。它们这样称谓闾丘：“凤凰卫视著名战地女记者”、“战地玫瑰”，“勇气”、“智慧”、“社会责任感”、“敬业精神”等等词汇也在相关报道中频繁出现。关于《出发》一书，相关介绍这样写到：“对于媒体中被反复报道过的事件，如美伊战争和非典纪事，闾丘以大量不为读者所知的第一手材料加以独特的视角剪裁，变成了具有某种‘温情的东西’，对正义、对战争、对命运的追问也给读者留下思考空间；作者情感经历的叙述朴实自然，引领读者走入闾丘露薇的内心世界。”这些报道使露薇成为媒介描述的中心，成为在战争中的另一类英雄。

　　闾丘的成功不仅仅是某个女性记者的成功，在媒体那里，这已经从一个女记者的成功演变成整个华人媒体、整个中华民族的成功。媒体在有意无意地建构社会的性别认同，从奥运女排到铿锵玫瑰，更为重要的是，媒体总是巧妙地将对性别的强调，转化为整个民族的共同荣誉感和认同感，如“巾帼英雄”、“铿锵玫瑰”等已经成为某种国民精神的指称。在这场战争中，闾丘露薇被视为华人媒体的代表。世界最危险的战场上鲜见中国记者的身影，“当中国的媒体只能在路透社、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报道的基础上臧否战争时，我们从心底感觉到这些素材缺少某种带有中国气息的、鲜活客观的东西。如今，闾丘露薇为我们弥补了这种缺撼。”因此她也成为整个华人传媒的骄傲。在报道中我们发现，闾丘露薇的名字总是与“第一位中国女记者”、“全球唯一”、“第一位华人女记者”、“中国玫瑰”等指称密切相连，“一位美国著名传媒的总裁表示，闾丘露薇不仅是实时战地报道全球华人第一位记者，也是开战之后返回战火巴格达的全球媒体第一人”，“作为一名战地女记者，她为整个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因此，这场战争成就的不仅是某个女性记者，而且是整个中华传媒，这更加为她带上了荣誉的光环。

　　三、淡化职业性别色彩：女性记者话语与身份的变迁

　　传播领域是男性占据主导地位或优势地位的行当。这个领域中的主要规则由男性制定，从报道题材上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女性在这一领域中的劣势地位，“女性搞‘热点新闻’的尚寥寥可数，她们一般不主管与战争、国际冲突或政治有关的题材，而大多从事环保、教育、医疗和文化方面的报道。”这种以“软新闻”为主的报道范围局限了女性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性，“几年来新闻界的百佳评选中，女性一般只占五分之一左右；象征中国新闻从业人员最高成就的韬奋奖、范长江奖，更是难得颁给女性。”战争和足球，都是男性社会男性秩序的完美体现，女性记者在这里作为一个异质符号出现，无疑是对传统报道习惯和职业秩序的严峻挑战。然而她们的出现却引起了不同的反映，从中我们可以窥视性别意义上的职业差异及其变化过程。

　　在所有男性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中，性别都具有特殊的价值，男性暗示着规则、标准与合理性原则，女性的出场很容易招致怀疑和否定，因为“女人缺少任何高等的能力”。西方的女权运动为女性主义争取话语权、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是其中的隐忧是将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另置于社会斗争的中心(主战场)，权利的平衡需要相应的义务付出，这意味着，女性若想与男性二分天下，必须遵守男性制定的游戏规则，对于女性群体来讲，这是更为严重的剥夺。西方国家的女性试图在男性规则中突围，但仍未能逃脱被拒绝、被利用的命运。譬如女性服兵役制，在伊拉克战争的美军士兵中有女性，但最终大多因战地怀孕而被遣送回国；意甲吸收了一名女性球员与男性同场竞技，其中包含了女性的解放梦想，但更多的是商业资本对全球亿万球迷观众眼球的觊觎。

　　李响试图在男性领域中取得话语权，改变女性记者的附属身份，然而遗憾的是被媒介利用为一种能够实现媒介社会利润增值的符号资源。李响现象投射的是在传播活动中“女性新闻工作者承担的不利、不公平处境”，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女性往往被认为不够专业、容易凭借外貌或者以性别取得职业优势，媒介对李响的炒做再次印证了这种观点，区分甚至强化了新闻业中的性别差异，“性别淡化在我这个行业不存在。男人和女人的界限非常之明显”。这种男性文化价值标准将女性排除在边缘地带，否认女性的职业能力。对女性的歧视，一方面体现在女性在采访活动中被设置很多禁区，理由是可能带来霉运，另一方面体现在将性别视为可以获得特殊利益的资源，因为“男人往往不会在另一个男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软弱，而更容易向一个女人敞露心声。”所以女记者常常会得到采访对象的信任，因此，“在中国众多体育记者当中，女记者的地位令人瞩目，同样作用也令男记者嫉妒。”女性记者恰恰也利用这一点，她们“时刻提醒自己是女人，更好地利用性别优势获取工作上的突破。”除此之外，“李响现象”蕴藏着戏剧性的因素，她不仅仅被媒介利用性别优势接近采访对象，获得了大量独家新闻，并且被媒介炒做与采访对象间的关系。“新闻界不断流传各种夸张、甚至虚构的女记者绯闻，媒体则一再复制女记者为感情牺牲专业、以身体换取新闻的刻板印象，女性平权意识已再次遭到严重反挫。”这种炒做虽然使得李响迅速名利双收，但同时也对男性霸权构成极大威胁，由此导致当事者被质疑、诟病和否定。她的出名并非意味着女性的胜出和女性记者话语解放时代的到来，相反她“必须承受异样眼光与难堪污名”，其性别特征“决定她们比别人付出更多”，这一切都“使得女性新闻工作者身陷媒体建构的男性沙文泥沼而难以反击”，映射出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尴尬境地。如果认为李响说明了女性记者在新闻领域已取得一席之地，或至少已有实质性的突破，显然都有点过于乐观了。沈冰、宁馨在主持世界杯和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中的尴尬，昭示了即使媒体有意做出这样的性别平衡，观众心中的性别认同也难以在短期内更改。

　　露薇的成功则是一次女性记者突破男性优势话语结构的例证。她极力否认凤凰卫视以“战地女记者”吸引受众眼球的策略，强调记者的职业价值否认性别差异，“她认为女子和男人没有什么不同，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在男女上，那是全无差别”，对于某些强调性别特征的观点，她甚至耿耿于怀，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性别而是能力，“千万不要用性别做判断，应该是综合地判断。”在西方，记者们已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CNN)著名女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普雷不乐意被称为“战地女记者”，她坚持说自己就是“记者”，同任何男性一样坚韧勇敢。这次伊拉克战争中也出现了多名引人注目的女战地记者，包括中央电视台驻埃及记者站首席记者梁玉珍，新华社中东总分社副总编辑张兰华，以及凤凰卫视的沈玫绮、隗静。这些女性记者以独特的视角描述战争，她们的出现淡化了战争的残酷性。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使露薇更加具有新闻性的恰恰是她的女性身份，媒体在塑造闾丘露薇的形象时，总是试图强调她的性别特征，“身为一名弱女子，深入战场进行报道，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新闻。”因此，闾丘的价值在于她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女性记者话语权利的解放和身份的改变，虽然我们这样说时仍旧意味着我们以一种不平等地眼光来审视她们。

　　在传统上，战争以作为人类合法暴力的方式存在，这是个属于男性的领域。无论是战时生活还是反映战争的文艺作品，男性都是特权阶层，女性通常受到忽视，被排斥在主流话语和视野之外。伊拉克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全球直播的战争，一场残酷、血腥的战争通过数字的编码、空间的置换，成为了伊拉克以外世界中电视荧屏上的一场戏剧。无论是战争还是其副产品――战争新闻，都是男性的场域，闾丘露薇的成功就在于她于这一场域中获得、享受了充分的话语权力，并且取得了双重意义的成功：她不仅突破男性的霸权地位，并且成功地突破了华人的局限，将中国人的视野延伸到整个世界。在相关报道中，媒介借重闾丘的女性性别特征并将其符号化，将她的突破转义成整个华人媒介的进步，这种话语策略不仅仅塑造了媒介英雄本身，并且由此寻求了一种全民族的精神和心理平衡。

　　从李响到露薇，女性新闻记者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尽管其中不乏戏剧性和讽刺、不乏媒体的篡改。但是从媒体利用女性性别特征在男性体制的缝隙中生存，到在男性的游戏规则中同场竞争，具有重要的意义。(紫金网)

　　李敏　邓天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