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些许紧张写在脸上，有些回答也略显刻板。但他们对整体局面的把握，以及对政策底线的坚守，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群体。

　　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是政务公开的一个层面。在长久以来靠发文件、开会、领导讲话传递政府信息的中国，要使它充分发挥作用，还有赖于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大腕”评点“政府代言人”

　　他们依次走上前台，面对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香港文汇报等各路记者的发问。

　　还有些许紧张写在脸上，有些回答也略显刻板。但他们对整体局面的把握，以及对政策底线的坚守，仍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可小看的群体。

　　“他们的表现比我们想象的好。”在第二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局局长钱小芊这样评价受训者———来自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近80名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官。

　　“自从2003年开始，我们加大了政府对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力度。”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培训组织者之一、国务院新闻办人事局局长汪兴明说，“第一期培训已在今年9月末进行完毕，有66个部委的100多名新闻发言人参加；现进行的是第二期，11月3日开始，7日结束。”

　　共有11位重量级人物为发言人们授课。其中包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外交学院院长、中国驻法原大使吴建民，国务院新闻办一局局长钱小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孔泉，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等。

　　11月7日下午2时30分，最精彩的部分开始了，9位发言人被“模拟记者”现场提问。

　　三峡移民、南水北调、“群体事件”……一个个敏感问题考验着他们。台下，钱小芊、李希光、白岩松等人进行即兴点评。

　　虽说是点评，但“挑刺”的意味明显大于褒扬。“你的眼神飘忽不定”，钱小芊这样评价来自某自治区政府的发言人；而对某省的发言人，这位局长说：“你的眼神太低了，给人一种俯视而不是平视的感觉。”

　　“某市的发言人用了‘对口帮扶’这个词，”一位评委说，“如果你面对的是外国记者，他们懂得这个中国词汇吗？”

　　“我能看出你们是精心准备的，但有些人像念稿子。”白岩松说，“你们应该从‘背书’回到自然状态。要学会用语言控制场面，比如说一个顿挫、一个重音。当人的心电图是一条直线时，他会死亡；同样，语言是平的，就没有任何冲击力。”

　　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宁，是表现最好者之一。这位风度翩翩的中年女士始终面带微笑，然而，这种微笑也被一位评委质疑：“难道你在任何时候都要笑吗？难以想象，在发布一条灾难性新闻时笑容的出现。”

　　“我感到了压力，很大的压力。”一位被多次批评的发言人对本报表示，“今天是虚拟的，而明天——我就会回到自己的岗位，面对真实的提问。”

　　据了解，国务院新闻办“视点影视机构”制作的电视系列片《如何面对记者》也将作为学习资料发到受训者手里。

　　前进的脚步

　　从今年来看，特别是SARS之后，中国明显加快了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步伐。目前，国务院各部门已经基本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北京、上海、四川、广东、云南、安徽、重庆、福建、山东、河南、吉林和南京、西安、长沙等地已经或正在制定和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

　　消息人士称：新闻发布做到经常化、规范化，要建立国务院新闻办、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工作和发布程序——这是今后工作的方向。

　　从全球范围来看，新闻发言人制度可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中国境内点燃烽火。由于日本不允许媒体赴前线观察战事情况，致使记者做了很多不利于日方的报道。为改变这种局面，当年7月，日方将许多记者召集到中国长春，介绍战况。这次发布会被学术界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政府新闻发布会。

　　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新闻发布形式，则始于美国。二战后，媒体的影响力渐强，传媒在西方国家甚至成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力量。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在白宫设立了新闻办公室和发言人。此后，各国政府也纷纷效仿，用这种做法引导舆论，树立自己对内对外的形象。

　　据研究者介绍，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政府很难在一切问题上获得公众的赞同，常常会受到各个方面的指责。在这种情况下，把政府的职能活动视为公共关系活动，有效地开展这种活动，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就能赢得公众的舆论支持。新闻发言人制度其实就是政府公共关系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众中塑造良好的形象，获取公众的参与和支持，就成为现代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式。据美国全国政府传播者协会估计，在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万名政府传播者。

　　对中国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发布工作逐渐被提到政府的工作日程上。1980年，四人帮集团受到法律的审判，全国人大常委会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由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作为发言人，向中外记者发布关于审判四人帮的决定。

　　1980年，中国政府还召开了另外一次重要的新闻发布会，这就是向国内外公众发布关于“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调查和处理的结果。

　　关于“渤海二号”事故调查和处理结果的新闻发布会，是中国政府首次对突发事件进行新闻发布，它与审判四人帮的新闻发布一起，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起点。

　　1983年3月，外交部首任新闻发言人对中外记者亮相。1983年6月4日，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六届政协一次会议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和政协副秘书长孙起孟作为新闻发言人，联合向中外记者发布关于“两会”的新闻。这是“两会”新闻发布制度的开始。从这些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前进的脚步。这一年的下半年，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

　　1988年中央进一步明确了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此后，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进入了制度化建设阶段。外经贸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都是较早设立新闻发言人的部委。

　　1993年1月，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李岚清，在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发布会上，介绍了1992年中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这是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第一次发布会。从此开始直至2003年10月底，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240多次关于中国建设和发展状况的新闻发布会，先后有60多个部委的官员或新闻发言人出席。

　　一位媒介专家认为：公众的知情权实际上来自人类的好奇心，或称其为“新闻饥渴”。这种饥渴既是生理上的需求，又是心理上的需要。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信息对于人就像空气一样重要，而那些与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特别是生命财产有密切关系的公共信息，更是维系一个社会稳定与安全的纽带。过去常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信息的发达让“防口”已成为不可能，所以“堵”不如“疏”。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在今年有比较明显的推进，与党的十六大和中央领导人讲话、指示精神密不可分。”汪兴明说，“翻开十六大报告，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中国要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和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请注意‘公正透明’，发言人制度的任务就是向媒体和公众提供信息。”

　　3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提出：要诚恳接受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高度重视和解决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经常发布政务信息，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9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政务公开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指出：政务公开是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你的大脑永远不能闲着”

　　当接近这个群体时，你会发现他们的共性：年龄大多在30-45岁，仪表整齐，衣着得体，举止稳重。他们愿意与人交流，这似乎与中国官员的传统气质——谨慎少言——并不相符。

　　“各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大多是办公厅或法规司的负责人，”汪兴明介绍，“各省的发言人中，有70%以上由政府办公厅负责人担任，还有些人的职务是政府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而上海市的情况比较特殊，该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姜澜原供职于上海电视台新闻频道，后被调入政府机关任职。姜澜是所有发言人中，惟一没有其他行政职务的人。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专职新闻发言人。”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徐宁说。此前，她已有两年南京市药监局副局长的资历，今年9月被调入市政府办公厅任副主任。

　　刚刚“满月”的发言人工作改变了徐宁的生活。她每天需要用数小时阅读报刊，包括南京的地方传媒及全国性大报。“我要关注媒体的视角，作出回应或辟谣。”还有与政府各部门进行信息沟通，以“策划新闻点”。和媒介联系也是这位女士的要务之一———她重视三种人：媒体的负责人、新闻部时政记者以及负责接听读者热线或接待上访的记者。

　　“很忙，超过当局长的时候。”徐宁笑笑说，“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不能保证休息。”

　　“面对公众，有很多技巧可以使用。”一位资深发言人说，“比如说对付紧张，上场前你可以攥拳头、深呼吸，反复多次；对一些不易回答的问题，你可以用‘桥梁法’过渡到另一个问题，而不是冷冰冰地说‘无可奉告’。”

　　在发言人培训班上，赵启正强调发言人要学会如何对待记者。这是两个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职业。“记者是新闻人，追求的是新闻，”他说，“记者不是你的学生、你的部下、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挑战者。”

　　“你的大脑永远不能闲着，我总在设想记者们又要提出什么问题了。”这是美国“国嘴”———前白宫发言人弗莱舍对职业的体会。“他们很累，”汪兴明说，“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国家或某级政府的形象，巨大的压力让他们必须字斟句酌；而平日的准备又会耗去很多精力。”

　　“制度人”的背后

　　“新闻发言人不是自然人，他应该是一个制度人。因为在他的背后，有一套制度作为支撑。”

　　国务院新闻办一位领导在培训班上提出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

　　“在南京市政府办公厅信息处，有一位同志专门配合我的工作———新闻发布会的前期准备，比如资料收集、与相关业务部门的沟通，由他完成。”徐宁说，“而与媒体的联系，由宣传部负责。”

　　另据徐宁介绍，在很多发布会里，她并非“孤军奋战”。比如在刚刚举行过的“全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统计局、财政局的负责人就要参与其中，并担当起主要角色。

　　对于一场日常新闻发布会，其程序包括：选题的确定———发布什么内容？资料的准备———原来怎样？现在如何？为什么这样？如何跟进？物色合适的发布者———除了发言人之外，往往还要邀请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及专家。另外则是与媒体的联系———请什么样的媒体？希望它们从怎样的视角做文章？而发布后的效果也需要进一步关注。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一个新闻发言人的授权范围又多大？什么问题能说，什么问题不能说？

　　“他们是授权的代言人。”汪兴明说，“但有一点很重要：新闻发言人会参与到这个决策过程中，这样他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徐宁透露，这里的一般规则是：已经确立的政策和规定可以公布；而尚在制定或修正过程中的政策不能对外公开。

　　“真实是新闻发言制度的生命。我们发言人提供的信息，必须是经过核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明安香说，“虚假信息迟早会大白于天下。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会将形象扫地。所以，有些话你可以不说，但决不能说谎话。”

　　能否推动信息公开？

　　在中国，靠发文件、开会、领导讲话传递政府信息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今天。官方比较习惯的另一做法是：把政策写成文章，直接提供给媒体发表。

　　“但是现在，大家更多地要求互动———老百姓要提问，希望我们能回答他们。”一位专家说，“新闻发布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这是中国政府务实、开放的表现之一。”接受本报采访时，美国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JohnPomfret说，“此前，对外国记者的接待是各单位‘外办’的职责，但这条渠道往往比较慢。有了新闻发言人之后，我们的联系会方便多了。”

　　“必须不断完善制度，这样才能充分保障它发挥作用。”喻国明认为，“要赋予发言人权利，同时他们必须承担责任。”

　　“另外要给发言人犯错误的权利。因为临场发挥时，用词不可能像文件里那样严谨。如果稍有错误就对发言人进行批评，会让他们变得谨小慎微，失去沟通和桥梁的作用。”

　　在谈到责任问题时，这位学者称：首先要公平对待新闻机构的采访，不能凭个人好恶选择。对于某些新闻官来说，只找能够为自己带来“宣传效果”的媒体。但这样会妨害信息披露的公正和效率。另外，新闻发言人有发布的权利，也有不发布的权利。但如果由于漏发信息而导致公民利益受损害，应追究其责任。因为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不发布就不承担责任的话，以后的新闻发布会将变得“无可奉告”。

　　“但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仅仅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汪兴明说，“关键还是在政府如何使用它。”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对此也有同感。“我们不能为了形式而形式。”他说，“但换个角度讲，任何改革都是从形式开始的。比如1998年北京一中院开始实行公开庭审，当时这是形式上的变化，但最后催生了全国的审判制度的改革。”

　　喻国明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是政务公开的一个层面，其他还有信息公开等多项内容。”也有专家指出，这也是一个涉及进一步促进政治文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