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记得我在淮南煤矿实习时，正好淮河发大水，我上堤采访，住在农村。一天半夜，大水冲来，我赶紧起床往外逃。我有一个同学在江苏实习，屋子倒塌了，他半身被塌陷的房顶压在下面。返校后，大家聊天，讲起这些经历，都觉得新闻工作就是这样的，很正常，因为记者本来就是一种有风险的职业。

　　观察：研究《新华日报》，就是要研究我们在别人执政的地方，如何合别人之法， 如何成功经营开办合法报纸。如果我们把报纸办到国外，《新华日报》的经验是不是很重要呢？

　　建言：学术研究要严谨、务实，不能做假。还有就是，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要盲目跟潮流，也不要盲目跟着材料跑。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做出自己分析。所以对理论水平的要求很高，既要求有理论思维习惯，也要求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论点：我觉得教师要一专多能，治学上客观严谨，讲求创新，找到学科研究新的生长点和奋斗目标，不要让学生按照你的脚印走，而是放开手脚让他们按自己的基础和兴趣去研究，我在研究方法上进行指导。

　　个人简介：丁淦林，江西南昌人，1932年7月生。1955年7月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新闻系秘书、副主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新闻学院院长；并任复旦大学社会科研处科研组组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1997年被授予“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称号。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校新闻传播学院系的顾问或兼职教授。著作有《邹韬奋年谱》、《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图史》等多种，主讲课程有《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与中国社会》、《中国当代新闻理论与实践》等。

　　丁淦林：与历史同行

　　虽然年已古稀，外表上看去和他那个年纪的人并无两样，但丁淦林老师总让我感觉到精神饱满：他目光深邃，神态慈祥，讲话有力，步履从容。不论在哪里，大家碰到他总会亲切地唤他“丁老师”，这时他就会招手示意，微笑地大声说：“你好！”

　　记得1999年时，丁老师教授我们“中国新闻事业史”这门课。那是在第四教学楼的底层教室，一大片草地和几棵丁香树透过窗户映入眼帘。丁老师总会提前10分钟来到教室，在大多数同学匆匆赶来前，准备就绪。由于听课人多，每次上课都会有两个同学负责搬进一个大扩音器。丁老师总会在讲台上和他们一起忙活：拉电线，插电源，带话筒，下课后还问抬扩音器的同学：“你们辛苦了，要我帮忙么？”其实丁老师自己也不轻松，他要上三节课，从下午1点半在台上站到4点。讲课时，丁老师兴致很高，会向我们展示一些珍贵史料，感慨于历史事件，动情于历史人物。同学们都很佩服他的博闻强记，课后亲切地叫他“丁爷爷”。学期末，他在讲台上拱手致意时，教室里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丁老师做的事远比带课多的多。从50年代开始，他就敏锐地关注中国的新闻改革，积极探索并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洒下汗水。他从过去走来，经历过激情岁月，体会过动荡年代，身处开放时期。当向他提出采访意愿时，丁老师欣然应允。

　　“他就是那种知识分子，默默无闻、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求闻达。”

　　王硕：我了解到您少年时代是在江西吉安就学的。吉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就在那里建立。当时那种环境对您以后的发展影响如何？

　　丁淦林：我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经历对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学校自由开放的氛围和老师们身体力行、默默耕耘的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校长和一些任课老师水平很高。1946年2月我进入至善中学学习。吉安是一个进步力量比较活跃的地方。比如在1938年，复旦大学曾迁到庐山，有很多进步大学生就来这里组织宣传活动。我上初中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校长陈启昌是一个爱国敬业的人，从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思想进步，禀性坦诚刚直，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厉声斥骂。其实早在1937年，他就受国民党将领的委托，在吉安创办扶园中学，还聘任余家宏、贺忠等中共党员来校任教，使那里一时成为进步思想活跃的园地。为了办学，1945年春，他变卖全部家产，倾其所有创办了私立中学——至善中学，校名取自《礼记·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陈启昌提倡我们博览图书报刊，自由议论各种问题。于是在两年半的初中学习中，我很喜欢读报纸、看杂志。那时候接触比较多的是《观察》杂志，《大公报》、《文汇报》和《文萃》。1948年8月，我到阳明中学读高中，进一步接触到各种书报，比如《群众》杂志，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范文澜、翦伯赞写的书。高二的时候，我在学校的学生会负责编墙报。因为国民党机构当时就设在学校旁边，所以我们亲眼看到他们乱抓壮丁，十分腐败。每届国民党“专员”下台离任时，大家难免在背后评论：“上任是官，下任是狗”。墙报上的文章很多揭露了国民党官员的恶行。每当他们来校查看时，校长都会站在我们一边，用别的东西把墙报遮掩起来，免得惹上是非。

　　王硕：看来在中学时期，您接触报刊的机会就不少，也因此您决定将来学习新闻专业吗？

　　丁淦林：是的，因为初中、高中养成了看报习惯，也自己动手办过墙报和黑板报，于是对报刊兴趣浓厚，高考时，自然就想到了报考复旦新闻系。

　　当时学校里一些老师的行为和人品对我影响颇深。他们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性格鲜明，不求闻达，但学问过硬，功底扎实。比如刚才谈到的校长陈启昌，教我们英语课。他教学方法很到位，全用英文授课，我虽然只学了2年多时间，但打下了较扎实的英语基础，当时完全可以看懂一些英文版小说(爽朗地笑)。值得一提的还有王泗原老师，讲授语文，一丝不苟。我原来对语文兴趣不是很大，记得他在改作文时，把我叫在一旁，一字一句细致地指出问题所在。还告诉我，作文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写在纸上。他的指点使我的语文水平日益见长，学习兴趣也越来越浓。解放后，王泗原老师被请到了北京，专门编审语文教材。他精通古典文献，曾参与《辞源》的审稿，出版了《楚辞校释》和《古语文例释》等专著，颇受叶圣陶先生的赏识，几次催他出书，还专门为书题名。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出书，他都会寄我一本，还附信写出书的感受想法。他的确是古汉语方面的专家，特别是在古音韵学方面，功底极其深厚。我想他就是那种知识分子，默默无闻、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求闻达。这些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心系祖国，对民族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总是想要让国家发展好。

　　王硕：有些事情即使过去了很久，但总还是让人无法忘怀。

　　丁淦林：是啊。回想起中学时期，就有一种大家庭的感觉。当时老师非常关心我们。比如陈启昌老师，他和学生一起出早操，上夜自修。晚上学生睡觉后，他还提了马灯来查铺，给学生盖被子，整理用具。在阳明中学学习时，我一直住校，和老师们朝夕相处，关系融洽亲近。

　　“一天半夜，大水冲来，我赶紧起床往外逃。我们都觉得新闻工作就是这样的。”

　　王硕：后来您顺利地考入了复旦新闻系，开始了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大学时期您也和现在新闻系的学生一样，听课、办校园报、到外面实习吗？

　　丁淦林：我是在1951年7月份参加高考的。那时侯全国高考分为几大区，包括华北区、华东区等，我在华东区的杭州考点。考试分为文、理科，我考文科，科目有语文、英语、数学和史地。结果我如愿以尝，第一志愿进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我们班上只有29人，课程包括语法修辞、哲学、国家与法权基础、俄语和世界政治经济地理，专业课有采访写作、新闻学概论、新闻史。给我们带课的不乏名师，比如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郭绍虞就教我们语法修辞课。教写作的是赵敏恒，他可是通讯社方面的元老人物，也曾是《新闻报》的总编辑。所以学习下来，我们受益颇多。那时陈望道校长很关心新闻系的发展，要求让各系都派名师过来带课。

　　王硕：在大学您还继续中学时期养成的读报习惯吗？

　　丁淦林：是的，大学阶段仍继续这个习惯。每个星期我都会抽出半天时间，到学校的报刊阅览室看各种报刊，还进行比较。英文和俄文报刊也会看一些。这个习惯我一直在坚持。此外，我喜欢做笔记，注意积累。在报纸上看到有用的材料，我要么全文，要么把主要内容抄在本子上，或是剪贴，网上的就下载保存。除摘抄内容外，有感而发的感想我也写在旁边。平时如果脑子里浮现出什么问题，我就随时记下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什么知识一时想不起来或是没搞清楚，我会马上动手查证，直到了解得一清二楚才安心。因此很多历史事件我都记得比较清楚，一般不会出差错。我不相信记忆，相信勤奋。我的习惯就是有什么与自己研究相关的东西，立刻记录在案；能马上解决的问题就马上解决。这给事后查找资料带来方便。材料也会慢慢积累下来，而且经久不变。

　　和现在新闻系的学生一样，我们本科时候也去实习。1954年，我在《安徽日报》做实习记者，报道一届人大的情况，实习了一个多月。那时侯我们同学都很有做记者的精神，愿意承受辛劳，不在意吃苦。记得我在淮南煤矿实习时，正好淮河发大水，我上堤采访，住在农村。一天半夜，大水冲来，我赶紧起床往外逃。我有一个同学在江苏实习，屋子倒塌了，他半身被塌陷的房顶压在下面。返校后，大家聊天，讲起这些经历，都觉得新闻工作就是这样的，很正常，因为记者本来就是一种有风险的职业。

　　王硕：1955年大学毕业后，您留校工作了，当时就是很坚定地要教书育人吗？

　　丁淦林：我在复旦有几十年了，户口也一直在这里，尽管中间的确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别处发展，走上另一条道路，但我都放弃了，依然留在这里教书。我想这种选择与我上面所讲的青少年时期所受的影响有关。我觉得自己适合教书，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对的，我就会坚持不懈。

　　王硕：同学中流行一种说法，说“学在复旦，玩在复旦”，您和复旦朝夕相处，对复旦的印象如何呢？

　　丁淦林：我觉得复旦文化内涵丰富，各种学科汇集，中外沟通交流多，环境宽松。我上大学时，复旦的老师还不多，全校学生大概也只有2000人左右，所以基本上许多老师同学我都能认识(开心的笑)。复旦的知识结构比较丰富，那时有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经常举办一些报告会。学生课余还可以参加各种学校工作，锻炼自己。我在复旦参与了很多社会工作，接待过外宾，参加过外国在上海举办展览会的工作，写过展览会的说明和发言稿。我还在校学生会宣传阵地编委会工作，负责出学校的墙报和黑板报。这些都增加了我接触了解社会的阅历，结识了很多人，文化方面也提高不少。

　　王硕：是啊，复旦现在仍有很多讲座，互动交流的机会更多了，学生活动、社团活动也越来越红火。

　　丁淦林：所以我觉得你们年轻人的视野应该比我们那时侯更加开阔，需要努力的方面也更多。对于学新闻的学生来说，表达能力、分析能力和实用技能都是值得努力培养的。在知识储备方面，除了专业知识，外语、理论、历史和社会知识的学习都很有必要。

　　“苏联的大纲和教材并不科学，必须建立我国自己的新闻学体系。”

　　王硕：您留校工作后不久，就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接着还有“文化大革命”，您是怎样度过这一动荡时期的？

　　丁淦林：1955年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了新闻系的中外新闻事业研究室，算上我，当时共有5个人。主任是从英国回来的曹亨闻，还有宁树藩、新华社来的刘同舜和圣约翰大学来的伍必熙，大家关系融洽，工作很开心。但“文革”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留在学校做研究的时间很少。除了军队，其他地方的生活我都体会过。1958年我带领学生在上海第五钢铁厂参加劳动，炉前炼钢。在那里负责主持创办了《合金钢》报(最初名字叫《五钢报》)。每年暑假也不得闲，都有社会工作。1958、1959和1960年，我连续几年在上海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曾首次主编上海市高校《招生通讯》，受到了好评和肯定，这是中国第一家公开出版的铅印招生报纸。1961年，我曾到南京《新华日报》半年。1964年到1966年，我先后在上海市奉贤县、上海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秘书工作，兼任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劳动实习队领队。我在“文革”期间属于靠边检查一类。

　　王硕：看来您当时在各种事情里忙来忙去，是不是整个国家也因为处于建国不久，忙于各项除旧布新的实务，所以新闻学的研究在那段时间里没什么进展和创新？

　　丁淦林：50年代初期，新闻学研究相对滞后，中期曾一度“学苏联”。1956年10月到1957年6月份期间，我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目的是听苏联专家讲课，学习苏联经验。人大当时的系主任是安岗，他与我们系的王中联系，希望能派一个懂俄语的老师过去，以便与苏联专家联络。我大学时俄语学的不错，于是就有了这个进修机会。当时有两个苏联专家来讲课，一个是中共中央党校请来的乌克兰基辅大学新闻系的主任，一个是人民大学请来的列宁格勒大学新闻教研室的主任，都是副博士，听课的人大概有10多个，讲课内容是“新闻理论与实践”。课上的很沉闷。我们很快就发现，苏联的大纲和教材并不科学，机械地搬用马列辞句和苏共决议，再加上若干事例，内容贫乏，索然无味，脱离实际，十分教条。只能老师讲，下面听课的“学生”却不能提问，其实那些“学生”新闻业务实践经验都很丰富。那次学习使我对苏联报纸历史的沿革，俄国报刊史有了了解，也让我认识到了教条主义教学的弊端，因为这种教学没有理论分析，武断得很，根本就是“闭起眼睛说教，板起脸孔训人”。因此，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国外东西，而必须建立我国自己的新闻学体系。

　　王硕：那次人大进修还有其他什么收获吗？

　　丁淦林：那段时间，我想办法进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资料室，看到了很多珍贵的报刊资料，没有公开发行的党报内部资料，如《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旗》、《红旗》日报等，使我对苏区和地下党的报刊有了真实了解。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天天去那里看报纸，这为我日后研究打下了基础。(说着，丁老师拿出了两本很厚的32K本子，虽然纸质粗糙泛黄，字迹也显陈旧，但确是宝贵的资料库。那是他当年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看报纸杂志时记下来的一页页笔记。每一页都用水笔整整齐齐写满了报纸的内容，分门别类，一目了然，还画了表格，上面清楚地记录着报刊的日期、内容和附言。)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中央政策研究室附近的中央保育院里访问到了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我对她印象深刻。她穿的是泛旧的军装，住房不大，一张行军床，生活非常朴素。从她那里，我还了解到了恽代英同《中国青年》的关系。

　　还有一次是和安岗聊天，我感触很深。当时我们聊起俄国报刊史，我觉得俄国报刊史甚为无趣，但安岗却有另外的看法。他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那么几个知道俄国报刊史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对我很有启发，对我后来的教学研究思想也有帮助。因为有些事情确实需要有人去了解的，即使不必需要很多人。试想，如果在某些文化学术方面，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一个人去钻研，那么我们的学术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连中国自己的历史问题，也要到美国去找专家解决，那就有学术上变为殖民地的危险，历史要失传，文化和文明的传承要断代，这会让人感到非常悲哀。

　　“编教材也是不断进行研究的过程，新材料和新看法会不断增加进去。”

　　王硕：我记得本科时我们用的教材就是您主编的，到现在，您大概编过多少本教材？

　　丁淦林：我在1995年主编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这是国家教育部正式发布的新闻传播学方面唯一的一本大纲。此外，在2000年9月出版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新闻学专业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也是我主编的。还有我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新闻事业史》在2002年8月出版。这几本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级教材。算算看，80年代以来，我参加编写的教材，公开出版的有6种以上。

　　王硕：除了编教材，我听说您还负责《辞海》新闻学部分的编写？

　　丁淦林：是的。从1958年开始，几次《辞海》的编纂修订，我都参加了新闻条目的编写工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我也参加了编写工作；此外，还有些新闻学字典也曾请我做过顾问。编订《辞海》是很项艰苦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别看一个条目只有几十个字，但这确是字字斟酌，比写几百个字困难的多啊。辛苦是辛苦，但稿费也只有不多的几十块钱，哈哈。《辞海》要求特别严格，哪怕一个字，我们都会思量再三。听说有关单位为一个“了”字进行过讨论，在“提出‘了’问题”和“提出问题”两种写法间犹豫。后来胡乔木同志拍板，去掉“了”字，避免过多使用“了”字，没完没了。

　　王硕：编教材、字典都是很劳心费神的事，同时也会影响到自己写专著，您觉得值得吗？有没有觉得累？

　　丁淦林：的确，这些会很花很多工夫，占用很多时间，但我觉得这是对学生负责，也能检验和反映科研成果，对新闻学科的基本建设有好处，是值得的。编教材也是不断进行研究的过程，新材料和新看法会不断增加进去。

　　王硕：教材对知识的传承意义重大。这么多年编教材下来，您觉得现在的新闻史教材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和可以做得更好？

　　丁淦林：我觉得新闻史教材有10个方面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一是内涵与名称，内涵要扩容，名称可改为中国新闻传播史；二是要研究历史的分期问题，应该体现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规律与特点；三是以人为主线还是以事为主线的问题，可以以人带事，也可以因事出人，还可以两者并存；四是纵横的问题，教材是“通史”，按历史顺序，纵向评述，但也注意到横向的各个侧面(如新闻实务、广告等等)的历史衍进；五是尊重历史事实，不搞片面的“以我为主”；六是“从众”问题，教材只能写大家公认的东西，但公认的不等于都是完全正确的，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需要等到以后才能得到公认，因此我们在写教材的时候，对某些事情不能把话讲得太死，要留有余地；七是写作风格问题，特别是集体编写的，应该统一风格；八是处理详、略的问题；九是图文结合问题，有时候有了图，才更能清楚说明问题；十是介绍历史知识、评述历史经验、阐释历史规律问题，本科教材以介绍历史知识为主。这些都是我在编教材过程中不断思考的东西。

　　“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要盲目跟潮流，也不要盲目跟材料跑。”

　　王硕：在评价1956年新闻改革时，您最早把北京《人民日报》改版同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相提并论，称“是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这种说法后来被广泛采用。当时您如何提出这种说法的？

　　丁淦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我当时是副系主任。在给王中平反恢复名誉时，深深感到不仅是他个人问题，更需要对1956年的新闻改革有正确认识，这是前提。

　　1956年新闻改革时，有人认为改革搞过头了，担心会动摇党性原则。1957年下半年起，改革中断了，然后，人们有意无意地不提它。1957年及其以后的几年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不可能旗帜鲜明地肯定这次改革，但也没有明确做出否定的结论。到了“史无前例”的动乱年代，这次改革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自由化”的典型，横加批判。我从1979年就收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

　　1982年在《新闻大学》上发表了《一九五六年我国新闻工作改革概述》一文，肯定了1956年新闻改革的重要意义，认为“是为办好社会主义时期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开辟道路，创造经验”。这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是不容易的。

　　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是在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见撰写的。它突破了照搬苏联教材的教条主义束缚，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新闻理论。这个大纲提出，在阶级社会中，报纸具有两重性，即阶级性和商品性；办报要有读者观念，重视读者需要等观点。我在1979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学研究室出版的内部刊物《新闻学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对王中新闻观点看法的文章，认为“王中同志的观点有益于加强新闻学理论建设”。当时压力不小。这本来是一篇发言稿，准备在一个研讨会上发言，却有人提出王中观点尚未定论，不同意在会上发表，我只能改在内部刊物上发了。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很自慰，就是在1980年，我们出版了《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一书。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这是国内较早重新评论邹韬奋的书。作为一个有名的新闻人物，他在思想上和业务上都很有作为，行动上适合时代潮流，是知识分子艰苦奋斗的成功例子。“文革”前，他就很受推崇；但在“文革”中受到批判，被认为有资产阶级倾向。“文革”后，在还没有对他做出明确评价时，我们就觉得有必要对他进行重新研究，于是整理出版了他论述报刊的文章。在前言中，我们认为邹韬奋的思想是“人民报刊的思想”。

　　王硕：您觉得在学术研究中，要不断推动研究向前发展，有所创新，应该具有怎样的素质？

　　丁淦林：要严谨、务实，不能做假。还有就是，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要盲目跟潮流，也不要盲目跟着材料跑。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做出自己分析。所以对理论水平的要求很高，既要求有理论思维习惯，也要求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王硕：不少人觉得新闻史就是事件加年代，似乎没什么好学的，不学新闻史，还是干得来记者这一行。

　　丁淦林：不能简单的看新闻史的作用。固然不学新闻史，也能做业务，但要作为高层次的人才，这方面知识不可或缺，否则难有全面、广阔的视野。历史上的名记者，比如邹韬奋、邵飘萍、戈公振、张季鸾等，都注意知识结构的完善。新闻史有助于让人站得高，望得远，看得全。

　　新闻史的作用还在于对当前的借鉴意义。比如《新华日报》，它是1938年1月份在汉口创刊的，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唯一一份大型机关报。研究它，就是要研究我们在别人执政的地方，如何合别人之法，如何成功经营开办合法报纸。如果我们把报纸办到国外，《新华日报》的经验是不是很重要呢？

　　此外，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老师的授课方式不无关系。学生不同，授课重点、方式方法也相异。我觉得本科生应以传授知识性的内容为主，通过老师讲授，让他们了解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和人物；硕士生以学习经验性的内容为主，靠自己阅读来学习有关文件和政策；博士生以研讨问题为主，以讨论的方式，探求新闻规律。

　　“找到学科研究新的生长点和奋斗目标，不要让学生按照你的脚印走”

　　王硕：即使您很忙，但一直以来，您都坚持给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上课；同时您还身兼数职。您觉得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丁淦林：我觉得自己的职责有两方面，就是教好学生，发展学科。对于后者来说，关键是全局出发，整体考虑，找到学科研究新的生长点和奋斗目标。比如2000年，复旦新闻学院开设了“广播电视艺术专业”，就不仅仅包括广播电视新闻，而且还包括了新闻以外其他很大一块，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此外，1997年，我们第一家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我任站长；80年代，复旦新闻学院建立了“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2000年，改组为“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这是教育部106个重点基地之一，全国新闻传播方面也只有3个；2002年，我们申报的“传播学”重点学科审批通过。

　　说到带学生，我自己带了好几批博士生。我觉得教师要一专多能，治学上客观严谨，讲求创新，找到学科研究新的生长点和奋斗目标，不要让学生按照你的脚印走，而是放开手脚让他们按自己的基础和兴趣去研究，我在研究方法上进行指导。我带的博士生都没有局限在我研究的范围内，而是根据本人自身的条件，确定研究题目。比如我的一个博士生是来自哲学专业，外语也很好，我就建议她研究传播理论，结果她写的博士论文颇受重视。还有三个博士学历史出身，长于整理史料与考据，我建议他们研究通讯社史、汪伪时期的报刊。有的博士生对传媒经济兴趣浓厚，我虽然对经济不了解，但传媒不是外行，就能在这方面指导他。分析问题方法上，我告诉他们怎么运用材料，怎样处理观点和材料，逻辑是否严谨等等。我的博士生论文题目包括《美国传播理论发展》、《中国通讯社史》，《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中国新闻语言的发展》等，这些题目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重视，一些课题还申请了项目，获得了资助。

　　王硕：从上面您列举的这几个题目上看，新闻学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广了。那么，您怎样看待新闻学研究今后的发展？

　　丁淦林：我觉得有三点需要指出。第一是要加强理论建设，夯实学科基础。我们的新闻学体系还不完善，主要是学理性不强，政策阐释多于理论分析，甚至对某些基本概念还存在争论。只有根据自己学科的特点确立准确解释的基本概念，构建科学的理论架构，学科地位才会提高。有一些基本概念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比如新闻价值。第二点是，要把学科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两者并重，以极大的兴趣研究现实问题。业务单位着重进行对策性研究，院校着重进行学理研究。第三是广采众长，多学科协作。除了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以外，近年凸显了新闻学、传播学同科学技术的联系，特别是同信息科学的联系。要使多学科知识能为“我”所用，促进新闻学、传播学的发展。

　　王硕：您长久以来生活在上海，您怎样看上海本地媒介的发展？

　　丁淦林：我觉得上海媒介现在发展得比较活跃，也比较守规矩，将来新闻界有大改革的话，应该出现在北京和上海。上海新闻界的素质比较高，从历史上看经验也很丰富。此外，从媒介发展的外界环境上看，上海的国际空间大，交流多，也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体现，这些都给媒介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