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1945年出生，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1998年到大学任教以前是高级记者，曾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从事以对外报道为主的新闻工作20多年来，发表各种体裁的新闻作品约200万字，多次获得全国性新闻奖。出版人物采访专著《大人物 小人物》。到高校任教以后，教学与科研方向是新闻实务研究与对外报道研究。与人合作的62万字《新闻写作教程》，已作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徐泓：小人物？大人物！

　　如果想赞美一个女人，你会用什么词？作家张洁用了“有才情”，“有风度”，“品味高”，“漂亮”……然后再加上：优秀的女记者，学生爱戴的女教授……差不多了，毕竟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人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但是提起徐泓，张洁认为“说她是一个如此标准的女人恐怕还不为过”。

　　走进徐泓老师的家，我就被淡淡的书香所包围，整个人笼罩在一种轻松的氛围里，与其说我在做一个老师的专访，不如说我的老师再一次地给我上了一堂课，这里面有新闻采写的经验，也有对记者职业精神的阐述。

　　我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记者

　　聂琳：徐泓老师，您有着几十年的实践工作经验，在新闻圈里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是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获得者，曾经担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您觉得走到今天，在新闻这个行当里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徐泓：我觉得我这个记者当得并不成功。尤其是当我走上讲台以后，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当过记者只是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甚至只是我正在做老师、从事教学工作的一个背景罢了。在教书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深刻的意识到记者这个职业本身存在的意义，媒介的责任，这让我重新来思考新闻事业。反思的结果，我对自己当记者时的状态与工作并不满意。

　　聂琳：我想您的家人、同事、同学、朋友、学生都不会认同您的这句话。在他们的眼里您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记者，为什么现在您会觉得自己不成功呢？

　　徐泓：一个可能和我当时所处的时代与舆论环境有关。我1970年从人大新闻系毕业以后就开始当记者，经历了三个阶段：文革后期，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这些阶段都是在为中国能够真正出现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独立的新闻职业，包括培养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记者做准备。我是在这个准备过程中当的记者，比如说七十年代四人帮时代的那种新闻宣传中，我是一个记者；八十年代新闻改革启动，有很多东西还在摸索阶段，我是一个记者，而现在当很多思考已经比较成熟、改革的环节比较清楚的时候，我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当然，不成功的关键还在于内因。我自己在从事新闻记者这个职业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缺少一种独到的眼光。而这对记者来说恰恰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给中国新闻社一帮年轻人写的一本书作过一个序，序中我说，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最沉重的一个历史包袱，就是长期以来不会用、也习惯了不用自己的脑袋去思想，唯上唯书，而且“上”与“书”出自同一个人。缺乏自己思考的一个空间。改革开放的过程是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找回一个思考的空间、生存的空间的过程，说白了，就是让脑袋长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因为过去有过那些桎梏与束缚，找回自己的头脑这个过程很痛苦。八十年代我觉得自己特别迷茫，人家说四十不惑，我是四十大惑。好多问题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看。社会的进步与变化对我原来固定的思维模式造成很大的冲击，当后来慢慢地脑子开窍了，学会了不用过去所学的那些固定模式，那套陈旧的思想体系来认识社会观察社会，自己作为一个记者的感觉越来越好了的时候，我已经老了，力不从心了。

　　聂琳：不过我想那么多人认同您的记者生涯也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在您自己看来，他们认同您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徐泓：我觉得我可能是在两个方面下了点功夫，大家对它的认可度比较高。

　　一是在新闻文体的改革方面。就是在新闻写作上突破原来的新华体。这其实也是工作环境的要求。因为我的工作单位中国新闻社，专事对外报道，而国内的宣传模式显然不符合国外市场的需要，所以就逼着我们要按照新闻规律，按照读者的阅读规律办事。80年代中后期我和我的中国新闻社同事们创了一个中新体，在各种新闻类型的写作上，无论消息、通讯、综述、特写等都做了比较大的突破。例如1984年我拿的那个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北京人争赏香山红叶，就是在消息文体写作上的一种突破。但我认为这还只是在新闻文体方面的一种革新，并不完全是新闻理念的革新。当时的那种努力现在看来，已经很幼稚，比较简单了。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做了一些比较成功的人物专访。这也是因为我的工作是对外的，海外报道需要我们做一些人物专访，而越是有名的人，国外的认可度与新闻价值就越高。所以这个时候，我做的一些国内政界高层人物，著名学者和有特殊经历的人的一些专访，受到关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对钱钟书与杨绛夫妇，他们一般不接受外界采访，我的报道就有了独家的效果。另外在对一些政界人物的采写中，我突破了原来的一些限制，一些框框，写了他们更多的个性上，细节上的东西，更多的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其实这都是符合新闻规律的事，用的是传统的新闻手法，没什么了不起的。而我在人物专访上也没有进一步做一些扎扎实实的研究，对一些人物，很有价值、很有故事的人物，也没有做系统的后续追踪报道，现在想起来，应该说更多的是留下了遗憾。

　　聂琳：您出了一本书，叫《大人物小人物》，这正是您当记者这么多年做人物专访的一个总结。现在看来，这本书依然吸引人，您做的那些采访依然有生命力，让那么多不同的人物向您打开心扉，有什么诀窍吗？

　　徐泓：要有一定的阅历，突发性新闻可能需要年轻记者的那种冲劲，要有很强的行动力，但做深度报道，特别是人物访谈，恐怕就要求采访者，提问者本身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另外，谈话的时候要有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别管你采访什么人，采访的时候要有一个真诚的、认真的态度。现在好多记者，或者是缺阅历，或者是缺知识准备，或者是采访态度上急功近利，或者是居高临下，或者是有一种窥私欲等等，我觉得心态放得不是很正常，做记者，这个心态恐怕还要放得认真一点，端正一点，就是要更职业一点。

　　聂琳：现在对新闻的时效性要求很高，对很多人物采访，尤其是新闻人物的采访，记者往往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和采访对象沟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徐泓：做人物专访是需要时间的，不能急功近利。咱们很少有法拉奇的那种功力，法拉奇的功力是一次采访就成功，但是法拉奇的功力在于她采访前充分的准备，也在于她的采访对象是那些国际政坛上特别著名的人物。这种人物本身就是新闻，只要你能让他们说话，说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是新闻。所以法拉奇专访的成功是双方面的，她提问的技巧和她采访的重量级人物两方面的结合，形成她的风格。而平常我们的专访，如果要拿到很深的东西，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不会是这样很戏剧性的一次把它完成。在我自己的作品集《大人物小人物》里，一些人物的采访并不是一次性成功的，一般都经过了一定的时间，有些采访对象甚至成为我多年的朋友。

　　聂琳：现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尤其是在文艺、体育新闻的报道中，存在着大量的新闻炒作，记者和采访对象间有的只是利益关系，似乎做不得朋友，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徐泓：我们当记者的时候，情况还不是这样的。我也采访了一些现在所谓娱乐界的人。我采访过一些摇滚乐队，但是当年我采访摇滚乐队的时候，这些人物还是冷点，那时候和他们的沟通是比较容易的。他们也没有在市场中间被炒作，媒介也没有在炒作他们。但是现在大家中间隔着一个市场，都有一个通过市场炒作哄抬的状态。进入这个状态，两边都变形，媒体也扭曲，采访对象也扭曲。在这里关系不是很正常。虽然过去我所处的那个环境在有些方面限制了我们的采访，但是我们所做的那些采访，应该讲，两方面的关系是比较纯正的。现在采访对象已经懂得那些话可以和媒体说，甚至已经可以熟练地操练着一些不见得是真话的东西，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一些公众形象，市场的因素介入到里面，这和我们原来经历的不太一样。所以我的那些采访经验也许不太适应于现在的一些人物采访。我走的、讲的可能是比较传统的路子，但我认为这不过时。从长远看，新闻终究将回归本位。

　　聂琳：现在，新闻的播发可以说是分秒必争，当有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一个记者的功力可以说是完全显示出来了。在这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可以传授给我们？

　　徐泓：在突发新闻的报道方面我并没有什么经验。在我工作的年代里，在我主要从事记者生涯的年代里，突发新闻大量是不让报的。我经历了突发新闻逐渐解禁的一个过程，当时更多的是出事了不让报，出事了甚至都不知道。这也正是我现在高度关注有关突发新闻报道的原因。在这方面我们的记者储备力量不够。原来的行为方式、训练方式，也让记者在应对突发新闻的时候战斗力不强，行动性、意识都不够。我现在讲课中，强调对突发新闻报道的研究，强调记者的行动能力。我认为，或者说我对记者这个职业的理解：记者就是一个行动着的职业，行动的目标就是现场。我强调现场意识，强调我观念里面的记者的职业主义精神，这是从宣传文化到新闻文化中，记者意识的一个重要的转变。这是我讲课的重点之一，但在我的实际中做得并不是很好。

　　把记者这份工作当成一个职业

　　聂琳：在新闻实践中，始终都存在着新闻淡旺季的说法，也就是说可能在某一个时间内，没什么消息可发，您认为在这个时候新闻记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徐泓：我始终觉得记者除了关心事件之外，还要关注人。新闻肯定有淡季和旺季，永远是这样子。当旺季的时候，事件性比较多的时候，全力以赴投入到事件报道中去。而在新闻淡季里面，你要主动去找各种各样的人，去关注他们。在记者生活里，始终要有些人，你感兴趣的人，他们是你在事件的采访过程中，在某个领域的采访中，给你留下某一种印象的人，或者是你特别想要探求的人。在新闻淡季里面，你就主动去找这些人，采访他们，关注他们，有新闻就发出去，没有新闻，也是一种积累，一种非常宝贵的积累。如果你每年的工作计划里面，总是有一些对人的采访，你的新闻灵感就不会枯竭。这些人都是你的老师，等着给你不断地上课。比如你去采访一个下岗女工，她会告诉你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怎么生活的，她是一种什么心态，这可能都会让你非常敬佩。

　　聂琳：目前在中国的记者每个月大多有固定的发稿量，这个任务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也让许多人放弃了去做这些有深度的东西。

　　徐泓：我始终觉得，有人把当记者作为一个职业，有人把它当作一个工作，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这是两个层次，就看你怎么选择。如果当作工作来看，无论是淡季还是旺季，我得给老板打工，我得把任务完成。但如果当作一个职业，社会责任感与职业的激情，会让你主动地找题目，制定自己的写作和采访的计划。这样你就可能关注某些事情，研究探求某些事情的真相，五年、十年之后，你会发现你扎扎实实做了一些纪录历史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用记者的视角与思考做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纪录。

　　有好多记者都是这么做的，他在完成工作的同时，也拿出了他关于某个领域的思考，一些深入的探讨，一些主要事件的追踪，或者完成了某一套新闻人物的采访。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在考虑日常新闻的同时，还应该有点历史的眼光，不仅记录下每天的历史，还要有一个长远的历史眼光的概念。你要盯住某一点，盯住某一个人，盯住某一种人，或者是某一个地区，比如说这块地方就是一个要拆迁的地方，我在这里，就盯住这四五个院落的拆迁前，拆迁后，那么这四五个院落的历史我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其实这是做一些记录片的很好的素材。当你用文字来记录的时候，也是非常漂亮的，加上照片，是非常宝贵的，咱们现在非常缺这种活生生的历史。又比如你给一些人做口述历史了，从声音文本，一直到文字文本都记录下来，无论是各种各样的老百姓，普通人，还是名人学者，只要作了，将来就会发现，你的不偷懒的每一次记录，都为历史留下了一些东西，这些碎片将来重合起来，以后的人再还原，都是非常宝贵的。记者要有历史的眼光，有了深度，他就会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一种立体的东西，找到乐趣，一旦你喜欢上这个职业，就不再简单的把它当成一个饭碗，也就没有了新闻淡季、旺季的分别。

　　聂琳：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新闻更多的应该向体育、娱乐方面倾斜，满足受众的娱乐需求。您怎么看这种提法？

　　徐泓：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始终是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体育新闻，我本人就很喜欢看体育新闻。但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一些更重要的新闻中国老百姓还是看不到。比如好的时政新闻，好的财经新闻，甚至是好的文化新闻，还看不到。不是说现在做得娱乐新闻不是好的文化新闻，但文化新闻本身还包括更多别的因素，还有军事新闻、科技新闻等等，很多好的新闻品种与新闻内容，咱们还没有开发出来，或者说开发得还不到位，写得不好看，没有新闻的魅力。

　　在中国电视的普及率非常高，而在大众传媒中，电视的娱乐功能又是非常强的，我们不能强加给电视太多的教化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喜欢看一些比较轻松的新闻，娱乐新闻非常多，非常热闹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并不意味着其它的新闻没有市场，我们只能说还有一大块新闻市场我们没做好。如果做好了，老百姓会有多元化的新闻选择，媒介也会培养出来一批能看比较好的时政新闻的受众，能够看更好的财经新闻的受众，在这个多层划分的市场里，就不会都集中在娱乐新闻上。

　　聂琳：您作过媒介的领导者，您认为怎么样才可以培养出好的时政记者，好的财经记者，好的文化新闻记者，甚至是好的体育、娱乐新闻记者呢？

　　徐泓：个人的努力，职业的精神等等。要做一个好记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很多。不过我主张新闻跑口要换，不要从一而终。新闻这种流动性的行业，太从一而终了，跑线跑得太熟了，有两种弊病，一是记者的新鲜感没有了，思想会老化。另外，这个口里可能会跟你建立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则是现在新闻中间不正常的关系，所以流动是新闻事业保持青春常在的一种方法。多方面领域的采访与写作的训练，对一个记者的成长是很有利的。

　　聂琳：每个口都跑一跑对记者的成长的确是非常有好处的，但这样做的同时也一定会非常得辛苦，而记者这个职业本身就非常辛苦，有许多的在亲身实践过之后就打起了退堂鼓。这似乎永远都没有办法避免。

　　徐泓：上学期期末，我教的本科生谈学习的感受，有一些同学感慨，当记者太苦了，学习积极性和兴趣就不是特别大了。这让我觉得有点失落，或者说看了这些感受以后心里不是很舒服。现在的年轻人的心气高啊。但这没有办法，你要做一个好记者，确实是比较辛苦的一件事情。它是需要脑力、体力练全活儿的。这个职业会要求你长期盯着一些事情，而当你要做调查性的报道，要做深入实际的，揭示一些问题的报道时，比如“七·二七”南丹透水事件，你就要到矿上去，老记者的名言：好新闻是用“腿”跑出来的，用“心”写出来的。这种报道当然是比较辛苦的。但这也恰恰是这个职业的崇高与乐趣之处。这完全看每个人对自己人生的选择。我不能强求。

　　由于对脑力、尤其是体力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记者是年轻人的职业，这个职业的好时光是在四十岁以前。

　　聂琳：可二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阅历，这时做不了前面所说的专访，写的文章也可能会缺乏深度？

　　徐泓：阅历是积累的，而记者这个行当有一个特点，它会加速度的积累你的阅历。记者这个职业给你的最大诱惑也在这儿。它不是按部就班的让你学某个东西。你采访某件事，接触某个人，这种学习就好像是进入一个速成学校一样。比如说你采访一个专家，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采访对象把这个领域的事情搞清楚，而这个人的经历也会给你非常好的启发。接着你又采访一专家，又是这样的。这种学习跟在学校里按部就班的学习，或者是在一个固定职业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种生活是不一样的。记者这份职业可以在短时间内，一年、两年，把一个人平时可能需要积累几年的阅历，一下全给你了，让你加速成长。所以你别看有些记者很年轻，如果他干了五、六年的记者，那他可能会比在学校里，或者是在一个固定职业里呆了五六年的人，阅历丰富得多。当然这个记者本身要善于学习，善于采访，而不是守株待兔等新闻，他要主动出击，去认识社会，深入社会。这样的话，绝对加速成长。所以阅历不是用他的年龄来衡量的，而是看他经历了多少新闻事件，采访了多少新闻人物，经历了多少新闻现场，每一次经历都是一个阅历，而且是一个信息量极大的阅历。只要你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勤于工作的记者，新闻工作就能够给你的成长以全方位的支持。

　　我正在做一种实验

　　聂琳：您从事新闻教学工作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是什么促使您从第一线的新闻实践工作中退下来，转而从事新闻教学工作呢？

　　徐泓：我在1997年底的时候就已经从中国新闻社调到了国家机关，那意味着要走仕途了。但就在休假的过程中，我的母校人大刘明华老师让我给他们班的同学做了一次讲座，刘老师说我应该到学校里来教书，我也觉得自己突然找到了一种感觉，学校很适合我，当老师才是我自己人生的归宿，所以就决定调！

　　调过来以后，我还有一个转行，适应教学的过程，教书、讲课是有另一套学问和体系的。我先在刘明华老师的课上听了七节课，当时这个班的同学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后面总有这样一个人坐着和他们一起听课。到了最后一节课，刘明华老师才介绍说下节课将由我来上，我是谁。而且非常有戏剧性的是，刘老师在那堂课里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外国通讯社记者写的，一个是中国新闻社记者写的，写全城灭鼠的这条新闻，来说明怎么样从不同角度把一条新闻写活。刘老师不知道这条新闻就是我写的。所以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说，今天我们大家见面非常有意思，我不仅下节课要教你们，而且今天我已经作了你们的教具，刘老师这节课所讲的那个例子正好就是我写的。大家哄的一笑，再给他们上课，彼此都不紧张了。

　　我觉得我的归宿就是教书，可能也和家里的环境有关，我的父母，我的亲属，我周围的人，太多的人在大学里教书，我从小在北京大学的湖光塔影中长大，对于校园的环境我并不陌生，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聂琳：您获得过很多很多的荣誉，在所有这些荣誉中，您最看重的是哪一个？

　　徐泓：我最看重的是我快离开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98级新闻本科同学们给我打的一个分，是一个讲课分。那次我得了97点几，接近98分，是新闻学院里的最高分。我觉得这是人大的同学对我的认可，而新闻奖对我只是过眼烟云。

　　聂琳：这种分数在北京大学也有吧。

　　徐泓：北大也有，今年也给我打了个分。北大给399门课的老师打分，我也在前30名吧。我对人大的分数有很大的欣慰，是因为我完成了从一个记者到一个老师的转型。而在北大，更多的我是在做一个课程实验，在这里我就不是很看重这个分数。因为我的这种实验，可能学生不是很理解，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不会为了那些评估指标来调整我的计划。我估计他们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我的讲法。

　　聂琳：您希望做什么样的实验？

　　徐泓：我自己是有媒体背景的，从媒体中间来的一个老师，我一直在思考，理论与实践怎样结合？尤其是在新闻采写这样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中。与此相关的，当然还有大学的新闻教育，包括研究生的新闻学教育，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教育结构与教育理念？比如说大学的本科教育，学习新闻专业的，是不是要从一年级开始，这四年都是以新闻专业为主；还是到了三年级四年级集中上一点新闻方面的课，而前面是进行宽口径的教育，甚至主要实行双学位教学？再大胆一点的想法，新闻学、传播学的课程仅仅是开在研究生阶段。这里研究生阶段又分两个路子：专职学生和在职培训。

　　我从本科二年级开始接课。一年级还是宽口径的教育，从二年级开始，希望能够让教育和实践结合得更紧一些。区别于我在人大教书的时候，我现在正在做一点更新的尝试。比如去年我教本科生的新闻采访写作，当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正在实施一个模拟的艾滋病立法听证会的项目，我们就和他们合作，办了一张和这个模拟的艾滋病立法听证会举办过程同步的报纸。同学们一共办了七期报，大家在办报的过程中，学习怎么进行采访、写作以及版面编辑等。这学期的新闻写作课，我们还准备继续合作，原来打算去做北京四合院的实地调查，非典疫情把一切打乱了，我在课堂教学以及网上教学中，还是主张学习与实践结合，课程的结果准备出版一期抗击非典的专刊。去年的效果我觉得还可以，几张报纸还比较像样子。但是我现在考虑这样做是不是早了一点，在学生什么都不会的情况下这么做，大家都很累，教与学的力度都过大了。这样的试验是不是还应该再往后一点，这就涉及到整个课程的设置了，还有好多东西要考虑。

　　聂琳：相比而言，对于在职研修班和那些学生没有实践经验的班，你更喜欢教哪一个？

　　徐泓：我给北大的在校研究生只讲了两个学期的课，而且有一个学期是用一个系列讲座上的；而给进修生上了两学期课。比较起来我可能更喜欢给研修班的同学讲课，因为他们大多是新闻实践第一线来的，我跟他们沟通起来方便一些，另外他们年纪都比较大，有阅历了。而给没有实践经验的在校研究生讲课，不像跟在职研修班那样可以讨论起问题来，没有深度的讨论，也没有各种观点的撞击。而且有一些新闻采写过程中的学问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也可能是一些经验性的东西，我给没有做过新闻的人讲，他们可能不明白，即使我教授通过这个经验提炼出的规律，他可能也不太懂，但是我要给在这个行当里做过的人，一讲，他们会心一笑，“噢，是这么回事”，“噢，老师，原来我也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他会有同步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在给在职研究生班讲课的氛围更好一点。

　　但这两个很难作比较。我想现在下功夫，要把校内研究生班的课开好。让它系统化，更加有深度。让它跟国际的、前沿的东西能够接轨。这批学生各方面的基础都非常好，新闻方面只需点拨，他们就领悟了。

　　聂琳：您现在虽然不能说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但是听过您的课的毕业生也已经有两届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走上了新闻工作的第一线，作为他们的师长，作为一个过来人，您最希望您的学生有怎样的成就？

　　徐泓：现在所有的学生处在这种社会大变革的时候，传媒介正面临着某种突破。我希望他们都能各显其能，都能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不要是碌碌无为的，不要只为饭碗，而是真的为这份职业，有一颗职业心和专业心，用一个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去工作，每一个有新闻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我带的研究生也毕业了几个，他们都在新闻第一线，干得不错，我为他们高兴。

　　把原来追踪过的人和事继续写下去

　　聂琳：有很多人认为新闻无学，尤其是应用新闻学更加没什么好学的，还是通过实践来学习更加有效率。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徐泓：一般人都认为理论新闻学和历史新闻学有学问，而应用新闻学方面就觉得没什么。我原来也有这样的想法，可一旦进入学校里，进行系统教学，比较多的接触各方面的知识以后，我觉得应用新闻学方面很多东西还是应该总结的，包括一些基本规律，采访规律与写作规律。例如新闻采访，是有很大学问的。但是采访学这个学科可能不是像过去那样很简单的建立在单纯的新闻学基础上，恐怕要跟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跟各种方面的全面的科学知识架构结合起来，在几个学科的边缘中建立好采访学。同时还要设计出不同的采访模型，等等。这个我只是想到了，还没有做到。而新闻写作上可能会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总结，无论是从文体，还是从传播规律、跨文化交流规律、思维模式、传播符号如何解码等等。

　　有的时候，如果你只是很浅的停留在我会做了，可能还不行，你还得明白这么做背后的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你会更主动地，更熟练的上手；你还会知道这样的做法的思想逻辑模式是什么，那么我能不能改变一下这个逻辑模式？改变了，这可能就会带来某种创新。

　　聂琳：到目前为止您只出版了《大人物小人物》和这本《新闻写作教程》，也很少发表一些新闻学或是传播学方面的论文，在做学问这方面，您近期还有什么安排吗？

　　徐泓：我现在是真的想把新闻采写课上好，包括本科生，也包括研究生的，这是两套不同层次与不同体系的课程。我希望上出点不同的感觉来，上出点新的东西来。而教这个课，老师需要了解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看他们的作业，了解他们写的东西，他们的思想，仅仅写作的作业批阅，就占去了我很多的时间。

　　我的兴趣不在写论文。我也不想去勉强自己了。但我希望自己能在退休前写出两本教科书。再有时间的话，我想把原来采访的一些东西继续写下去，把原来追踪过的一些人和事继续写下去，记者这一页虽然翻过去了，但这段生活留给我的记忆与回味，是丰富多彩的，有一些甚至是刻骨铭心的。

　　聂琳2003年3月17日谈于徐泓老师家中